电视往事
于建勇
“走，今晚我领你去蚕场看电视！”
晚饭后，当我确定晚自习没有老师辅导时，便溜出教室，来到学校的操场上。正看着天上的月亮回味嫦娥的故事时，同学四军幽灵般突然出现在面前，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什么电……事？””我不解地问。
“是电视，”他用手比划着说“有这么大，就像看电影，可以在屋里看，还有好多节目可以选着看……”
他的话引起我的好奇，我们立即回到宿舍，推出他的自行车，溜出校园。
蚕场离我们学校12里地，是一家省属企业。这家企业看中这里四面环山，土地肥沃的自然环境，在这里养殖桑蚕。里面的人都是吃供应粮的“公家人”，平常别人是不让进去的，因四军的姐夫在里面工作，所以他经常进去。
十几里路说到就到，远远地，就看见蚕场平房屋顶上，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顶端横着一个“王”字，四军告诉我那是电视天线。
因看门的老头认识四军，放我们进了大院。走近放电视的会议室，见屋里已挤满了人。我们不敢进屋，就趴在窗上，透过玻璃窗往里看。开始电视只有声音，屏幕上不见人影，满是雪花在闪。只见一大肚子领导模样的人，用手拧着电视上的一个旋钮，像拧着谁的耳朵似的，不断地左右旋拧，可电视依旧不出人，雪花倒更密。“大肚子”便转回身，吩咐坐在前排的一个小青年道：“小李，你上房顶把天线转转方向！”那个叫小李的应了一声出屋，猴子般上了房顶扭动天线杆，果然有效，不一会电视便有了人影。演的是电影《金光大道》。尽管这电影以前已经看过，但在电视里看还是另有一种新奇、满足的感觉。《金光大道》演完后，又演了一部前苏联的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前没看过，情节很是精彩，无奈因怕回学校太晚，看到一半，我们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蚕场。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教导主任查铺发现我俩不在，正铁青着脸在宿舍外徘徊……第二天我和四军都在班上做了检查，但每每想到自己身处闭塞山乡，竟然看过电视，心里还是很满足，甚至自豪。那一年，是1980年，我17岁。
有了这次看电视的经历后，我心中便时常出现一种渴望，闲暇时，常看着校园树上嬉闹飞旋的麻雀发呆，暗忖：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成为“公家人”，过上天天看电视的生活……
1980年底，我参军入伍，实现了天天看电视的梦想。那时我们中队的食堂里，有一台电视机，并且是进口彩色的，什么时间买的、什么牌子的连老兵们也不知道，但它图像十分清晰，也从来没坏过。每天晚上，队长都会组织我们集体看《新闻联播》，其它时间、包括礼拜天节假日随便看，食堂里经常是座无虚席，记得当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排球女将》墨西哥的电视连续剧《卞卡》以及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蹉跎岁月》等，我们是一集不落，看得如痴如醉。尤其中国女排三连冠的现场直播，让我们心潮激昂、热血沸腾。记得1984年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对阵劲敌美国队那场比赛，当中国女排在决赛以直落三局轻取主办国美国，首次获得奥运金牌时，正在吃饭的我们欢呼雀跃，纷纷把手里的饭碗、馒头抛向空中，大个字老李竟然忘情地把饭桌上半盆馒头端起洒向空中。为这事，他让指导员批得狗血喷头……现在想想，是中队的那台电视机，让我们知道了兵营外的世界，伴随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军旅生活。
1985年我从部队回乡时，电视虽已进入少数家庭，但仍是稀缺之物。其时，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在徐家店镇供销社上班。一日偶聚，他说供销社进了20台青岛牌17吋黑白电视机，内部价517元一台。想想老去别人家看电视也不是个事，我便咬牙让他帮我买一台，同学爽口答应：“行，明天来找我！”。回家后，我便找哥哥姐姐挨家借钱，最后加上自己存的一百多元，凑齐了520元钱。第二天一早，骑上自行车便直奔同学上班的供销社。交钱、提货，一路绿灯。可当电视抱出仓库后我傻眼了，电视是屁股撅得老长，体积很大那种，加上包装箱自行车货架根本放不开。见我急得团团转，好心的仓库保管帮我找来两根半米多长的木棍，绑在自行车货架上，然后才勉强把电视捆到了自行车上。当我摇摇晃晃骑一段、推一阵，费尽力气把电视带回家时，天色已是响午时分了，匆匆吃了几口饭，便找来木杆、铁丝，喊来几个邻居帮忙，在平房上把电视天线竖了起来，之后让邻居在平房上调整天线方向，我在家调电视，很快电视便出现了虽然有些雪花，但尚可观看的图像，顿时感到疲劳全消，由衷兴奋。此后，这台电视机便成了我和邻居们的“精神食粮”，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欢乐、充实的夜晚。
光阴飞逝，时代巨变。很快，电视机得以普及，且一代代飞速更新，家里的电视机也一次次更换。但如今，经常手拿遥控器，不知看什么才好，再也没有当年看电视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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