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我认为,散文是最贴近心灵的文体。心灵中有什么话语要叙说,有什么情感要倾诉,有什么感悟要表达,最好的选择就是散文。 散文是我的最爱。我的散文关注底层人的生活,记录平凡人的命运;我的散文讲真话,抒真情;我的散文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读者。 散文让我善良,散文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散文让我的一颗心变得宁静。 他乡与故乡 ——曹学林散文读札
周卫彬
广义而言,一切的写作都要面临“他乡”与“故乡”的问题,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所指”都是他乡的世界,无论作者多么想接近和抵达心中那个情感与经验所系的场景——犹如念兹在兹的故乡——都要被时光无情地隔开。而每一次的接近与抵达,都意味着对从前的场景、理解乃至观念有了“修补”或“打破”,只有当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处理好历史与写作、回忆与当下的关系,尤其对于乡土散文创作而言,只有厘清“他乡”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才能去除写作中可能面临的扭捏作态、陈词滥调与一厢情愿。
基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曹学林的乡土散文创作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一点,那就是在当下一体化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反过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现实差异在缩小的同时,内心的差异却在不断扩大。因此,当下乡土散文创作在面临着不断丰富、涌现的现实的时候,也在考验着作者在处理新乡土题材时的艺术功力与思想水平。
我在曹学林散文中首先看到了一种基于浓烈的乡村情感基础上的乡土文化人格。这种主体性完全有别于那种回望式的、衣锦还乡式的乡土散文写作。在曹学林的散文中,他所描绘的土地、风物、人情,充满了血缘关系般厚实的内驱力,我觉得这不仅是一种沈从文式的对于城市文明的抵抗,更为重要的是源自对乡土毫无功利的情感皈依。我们从《喜欢一条小河》中看到了河流所换喻的乡土世界,它的绚烂与静美,犹如起伏的波涛,河流的一切似乎在也回应着土地无声的召唤。这种浓烈的乡村情感,亦如《跟一棵树说话》中“人”与“树”的关系,“只有老倔头和老柳树在说话。太阳暖暖地照在他的身上。四处一片空旷,是荒芜了的田野,和在田野上游走的风。”唯有“树”见证了人一生的不幸,而我们未尝不可以说“树”其实正是作者的化身,以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客观视角,为一个村邻不幸的感情和时代的变迁画像。这也让我想到海德格尔对艺术的思考始终未曾摆脱对所谓“大地”或“土地”的执恋。在海德格尔那里,他把对梵高关于农鞋的绘画升华到了对存在之“真理”或“去蔽”的观念上来。这一点,我们从曹学林倔强地守望乡土的姿态中,会发现他笔下的“真理”与“去蔽”其实是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一方面接受乡土世界变迁的事实,另一方面反映土地上人的存在境遇,并将怀念化作深沉的爱——从“他乡”与“故乡”的外表中解脱出来,去关注与追寻乡土世界内部那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意味。
这种姿态也体现在他对童年经验的处理上。童年经验,这种原初的记忆与想象,其实是曹学林藉由文字返乡的秘密通道之一。曹学林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生人,童年时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人在这种窘境中建立起来的价值认同感尤为真切而深刻。《父亲的幸福》一文,与其说在写父亲的一生,不如说在描述父辈的价值观,他们是农耕文明真正的守望者,只要土地还在自己的脚下,就有踏实与安稳之感。为了凸显历史感与时代感,作者写到文革与当下的对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经常召开秋播现场会,父亲挖的墒又深又直,每次都被选为样板供人参观”,这种自我价值的实现感延续至今,并且衍变为暮年老当益壮的幸福感。我们发现在曹学林的散文中,很多时候“土地”与“家”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这正是作家乡土文化人格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情感的出发点与着力点,一旦作者笔触涉及土地与人,必然流露出家的温暖与亲人般的关切。坐在田埂边的父子,读来有种岁月的辛酸,但同时也流淌着一种静默的温情——两代人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取得了理解。
缘于这种理解,在面对变化中特别是一体化过程中的农村世界这一重大的文学问题时,曹学林没有把农村当作风俗、风景来对待,而是把这种变迁化作艺术世界的两极,一是乡土世界物质的变迁,另一极便是对乡土子民人性的烛照。《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文化人格之外,作家的知识分子人格,它让我们看到了怀念之余、平静地审视现实的能力。桥的变迁其实是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必然结局。桥的变迁似乎是过去与现在的分野,也是懵懂与成熟的分流,从某种意义而言,那座消失的木桥是乡土世界在童年回忆中的一种代偿,犹如生命影像,它重叠着现在和过去的自己。作者心底虽有淡淡的失落感,但更为重要的在于重申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人之离开乡村是命运的偶然,也是历史发展必然,但我们的个人情感与主观世界,不应随社会的转型而消失或者成为附属物。《心上的画像》《叔公忆》《爷爷的歌谣》几乎是童年经验镜像式的反映,同时又以中年的理性穿透童年,深入思考乡民、土地以及生存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人性中的暖意与善意。尽管从历史或逻辑的角度去关照,单纯对人性真善美的推崇,其意义和价值都自不待言,但就现实与创作层面而言,这种二元的价值范式还需要进行现代性的突破。所以,我更倾向于《“鱼在水”》中的人性的多元维度,在对转型期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交锋、冲突的追问中,展现乡间个体命运的波折,流淌着内心复杂而深沉的情愫,显得更为客观而真切。社会的风云际会、农耕文明的精华和糟粕,乡民的淳朴与油滑,无不于乡村生活的“原生态”中表现出来,给读者以深邃的思考空间。
无论是他乡还是故乡,写作中的两难在所难免,如果我们回望故乡是一种记忆的抚摸,那么散文创作应是对这种记忆的双重抚摸——他乡是对故乡的重构,也是面向未知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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