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旧文，也有其味道，那时的流行，那时的人和事，那时的思想感情，也值得回味。学经济的我，虽然专业不足，却偏有好奇心，无书不读，也好思考，运用到写作之中，力求增强作品的思想性和感染力。而本人的生活，无论是地域上还是经历上，跨度较大，这样，写作的素材就很丰富。但急躁的毛病，以及写作方法的局限，自己满意的作品还是很少，尤其十多年前的文字翻出来，简直不忍直视。现选出几篇，怕是够不上“新锐”，至多是敝帚自珍。 “PR”，并不浪漫的等待 李锡文 如今，人们越来越不喜欢“说教”，但这样的说教还是有其必要——当你过上好生活时，莫忘父辈的闯荡、艰辛和为你的付出。 ——作者题记
澳大利亚国徽图案
澳洲的“PR”，是永久居住权的资格证明(Australian Permanent Resident简称P.R.再简写PR)，即所谓“绿卡”。
1996年6月13日，对于4000名中国留澳学生来说是个大喜日子。这天，联邦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菲利普·罗迪克先生宣布：联邦政府决定，基于人道理由，解决若干类别人士的居澳身份问题，包括 1993年11月1日前合法抵澳的中国、斯里兰卡和前南斯拉夫公民，可申请在澳永久居住。获准者可以有资格领取社会福利津贴，并可申请其他家属成员来澳团聚。这一喜讯令在澳中国公民（大部分是留学生）兴奋不已。他们听到喜讯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往国内打个电话，让离别多年的妻儿父母分享这一幸福时刻。悉尼等地的中国留学生怀着激动心情，举行庆祝活动，邀请政府移民局官员和地方行政首长参加。墨尔本华人社区侨领王胜先生撰文写道：“感谢政府对多元文化的支持，感谢移民部的英明决策，感谢新老华侨的共同努力。”中国驻澳使领馆、国航办事处等机构也纷纷表示祝贺。我在里士满的一幢办公楼里，见到过身材适中、精干而文气的王胜先生，谈起那个时刻，他依然是兴致盎然。
作者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大伟
我注意到，在这前一天即6月12日，《新海潮报》上还刊出记者胡敏采写的长篇文章《我们还要等多久？》，她写道：“有谁会想到，在澳大利亚这块自由的土地上，至今仍有一群遗留的中国留学生在漫漫长夜中苦苦等待、企盼，他们已在焦虑徘徊心神不定中熬了8个春秋！”
姗姗来迟的“6·13”。
来之不易的“PR”。
这是对4000中国留学生漫长痛苦等待的报答。
那批留学生几乎每人都有一段辛酸故事。我的一位朋友姓张，原在天津某大医院工作。1990年自费赴澳留学，阴错阳差，几次幸运机会与他失之交臂，在澳苦苦挣扎等待了7年多。这7年中，他在天津的妻子曾3次到大使馆办理签证都未能获准，妻子一人在家抚养教育孩子，照顾老人，还要坚持上班。黑发熬出了白发，脸上熬出了皱纹。孩子也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出落成一米六几的初中生，7年光景使得女儿除了懂得理解和尊重爸爸的选择外，已经没有更多的印象可言，双方语言交流和感情沟通只能依靠电话、通信和照片。这是怎样难捱的7年啊！
墨尔本的儿童，还有老师家长，你们会用筷子吗？
这“PR”，拿到它得熬日子。8年前的一天，上海的刘××与新婚半年怀孕在身的爱妻依依惜别，独自来到澳洲。像其他留澳学生一样，他除了学习、打工外，也希望在这块美丽自由的土地上定居，建立新生活。然而，当许多人听到“好消息”闻风而动，前往移民局领取表格办理手续的时候，小刘却不敢贸然前往，中国的“文革”运动给他的家庭造成的创伤、带来的灾难使他心有余悸。小刘10岁那年，一天他正同一个小伙伴在地板上玩蹦蹦跳，不料因木板地震动，挂在墙壁上的毛主席像忽然坠落楼下摔碎了。小刘的父亲因此成了“反革命”，被抓去不久，就失踪了，至今杳无下落。父亲失踪后，母子相依为命，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而被赶到农村劳动，小刘那幼稚的心灵受到了创伤，早早成熟起来，生活的艰难使他变得内向谨慎。来澳后，由于强烈的思父之情，小刘竟在澳洲的中文报纸上刊登“寻父启示”。这自然是“枉费心机”。1993年11月，联邦政府公布了一项接纳新移民的决定，小刘本应“入围”，但他在10月26日寄出的申请于12月8日才到达堪培拉。由于邮递的延误，使小刘失去了机会。他到移民局上诉，得到的答复只有两个字：等待。
悉尼奥运会期间，作者在天津广播电台文艺频道参加与澳洲SBS电台空中交流之后，与天津电台国际部主任、资深编辑崔琦（前左一），著名主持人贾宁（前右一）、隋怡（后左一）等合影。
他对持有中国记者证的笔者说：“知道我怕啥吗？最怕的是家里人打电话！”
前年的一天，妻子电话里问他：“别人都回国探亲几次了，你怎么还没解决身份？”
他回答说“再等几个月，会有结果的。”
后来总这么说，妻子不信了，自己无言以对。
提起这事，小刘垂下头，看着脚上的运动鞋。他说着话，始终不肯抬起头来。“孩子已经会说会唱了，可我们还没见过面。妻子一人带孩子，我除了往回寄点钱外，帮不了忙。我常常自责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以前还经常给我母亲、妻子写信，后来干脆不写了，苦衷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不如不谈。只能每周往家打个电话，道一声平安。”
他抬头看看了天空，愤懑说道：“澳洲政府把我们拖这么久，无人道可言！”
分别时间太久，岁月消蚀着情感。他常常感到心中的苦闷无处倾诉，无法对远方的家人说，也得不到周围朋友的理解。因为像他来澳这么长时间的朋友们多数已经拿到“PR”，有些早已成家立业，甚至成了“小老板”。人家感兴趣的是买车子、买房子、生孩子、接老子（来澳）、过日子，可我呢？
43岁的简，依然单身。她来澳已经交了8年学费，目的是等待着取得那张“PR”。
简原毕业于上海护士学校，在一家大医院任助产士，有过10年的接生经验。本想来澳通过进修，继续做本行工作，但专业课程的高昂费用使她以半工半读挣来的钱不足以实现理想。她每年要交四五千澳元给商业学校，这占去了打工收入的一大部分。所以，虽然在澳8年，积攒有限。简上海家中有一对年迈父母，父亲因中风半身瘫痪。一次简的朋友回国探亲，顺便看看她的父母，父亲流着泪向朋友问长问短，说简怎么不回来一趟呢？简听说后，心如刀绞，女儿何尝不思归呢？但身份问题没解决，无法回国，否则会失去一生的重要机会，自己在这里就白白辛苦、等待这么多年。
简已经有3年没给家里和朋友写信了，学习、打工、维持生活已经使她精疲力尽，身份未定，前途未卜，生活动荡不安使她长期情绪不佳，朋友来信一写就10张纸，问这问那，海阔天空，甚至把她当成“款姐”。她有时觉得无奈，有时觉得好笑。人到中年，仍孤身一人，简常常感到孤独无助。朋友们劝她：“放着阳光大道不走，找个有身份的男人结婚不就万事大吉了！”但简有自己的爱情观，她说:“只有找到情投意合的人我才会考虑结婚。找洋人，生活习惯不同，长久相处能和谐吗？而中国人多数已成家，加之发生在我身边的家庭悲剧太多，也使我怯步。”
失落，甚至绝望。由于身份未定，出门办事处处有麻烦，受人欺负，甚至受到曾经与她同命运的同胞的轻视欺侮。她看到了中国人自私丑陋的一面。但对这一切都只有忍气吞声。简在人前不轻易落泪，伤心时，回到“家”里，独自对着墙壁大哭，四壁徒空，伤心一场。
持A类签证的张小姐来澳也已8年。每次申请居留的希望刚刚升起，便倾刻破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简直快把她折腾成神经病了。除了麻木、无奈，就是等待，再等待。她读的是TAFE（技术学院），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大都交了学费。后来读完了RMIT学院的财会专业，有了文凭，却找不到对口工作，因而无法获得永居身份。
在经历长期的寂寞前熬中，张小姐与一位来自广东的患难朋友王××结合了，她们没有结婚，而只是同居。当她生下一个女孩之后，王××却狠心地离开她们母女而去。可怜的张小姐只得孑然一身照顾孩子。在澳洲，单身母亲可以享受许多社会福利照顾，而小张母女却一无所有，除了得到教会捐助的衣物外，她们成了被政府、被华人同胞遗忘的人，感受不到人间温暖。她流着泪对前去采访她的记者说：“女儿一天天长大，她只会对着我哭，我看着她也只有流泪。同样是人，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可怜？她不是澳洲公民，也不是中国公民。由于我没有身份，女儿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连Medicare（医疗保健卡）都没有资格申请。小孩经常生病，我不能工作，又需要钱来养活孩子，真是太难了。女儿降生以来，我从没有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她穿的都是慈善的教会捐助的。别的孩子有的东西，她没有。澳洲号称‘人道国家’，连小猫小狗都有保护组织，可我的孩子连动物都不如。这人世太不公平了！”生活的艰难，使她几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但看看眼前的孩子，心又软了下来。
有时候风景，远处看去甚美，走进它却发现未必如此。当人们羡慕走出国门的人时，可曾想到：许多的中国留学生，是这么过来的！
出国，有时并不潇洒；等待，也未必浪漫。
这些真实的故事，有我的随机采访，也有同事的专门采访，它们始终刺激着我的神经。随着“6·13”决定的宣布，上面几位留学生的永居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他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我替他们高兴，兴奋中却又有些茫然。命运，由于选择。可是如果不选择出国呢？只是，一切都来不得假设，我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漫长的8年，煎熬等待，青年已熬到中年，代价几何？不只是留学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妻儿和父母，为了支撑起那“半个家”，为了使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少几分牵挂，要付出多少牺牲啊！“6·13”使4000中国留学生得以解决身份，但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多少居澳的中国留学人员仍在步他们后尘苦苦等待机会的降临？苦度春秋，为的是拿到那张“PR”；然而，拿到“PR”，也不过是事业的开始，创业之路依旧漫长。我接触的不少人，攥着那张“PR”，却几乎两手空空，为啥？要么多年来东躲西藏挣钱不多，要么是有了钱贡献给了赌场。我回国之后的几年里，时有感慨。那些年里，那些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的普通人，只身闯荡，无论结局如何，可以归结为命运，也是自己的选择。多数人，他们既然选择了，便义无反顾，我要说，他们是汉子！
天津的张某在离别8年之后，那年春节前回津探亲同亲人团聚，三月中旬返回悉尼。张在津期间，我找到他，在小白楼的“海来粤大酒店”以薄酒相迎，祝贺他如愿以偿。但我发现，这位憨厚中年汉子的喜悦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浓烈，甚至有些怅然。毕竟8年的磨难已经付出太多，悲喜大约都可“泰然处之”了。似是，也不是，我竟觉察到了一丝低沉之气。
对于一些人来说，那二三十年前留洋的经历，那并不浪漫的苦苦等待，是抹不去的记忆。他们付出，也是为着下一代。当你把那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他们会眨着眼睛问道：“哇，真的吗？”真的，真的。
20年的光阴不算长，而那些并不浪漫的故事竟恍如隔世。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之快，好像出乎所有的“地球人”之外。今日的年轻人图发展，已经拥有了“PR”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天空。想出国，背个双肩包，揣上银行卡，穿双耐克，便可踏出国门。而另一些人或许说：不留洋，不要“PR”，也过得挺好！比如你有几十万的留学费，自己不能参加到“众创”中来吗？不能开个小店吗？不能在职读研吗？不能在国内留学吗？不能做交流或访学吗？能问你到无语，不过答案也许就在其中了。
1999．12.1初稿，2017.5.25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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