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专栏 展示名家作品 推介优秀作者 请输入标题 abcdefg 我是乡村的女儿,乡土是我的根。文字在我的笔下,永远都散发着泥土的清香。
(一)
平罗,东边有河,西边有山。滔滔黄河水,巍巍贺兰山不仅没能为这方土地上的百姓带来吉祥与安宁,反而因为山河相依,地形险要,南北贯通、东进西下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长达千年的时光里,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平罗的上空。
平罗县姚伏镇,曾经的姚伏堡,就是明朝驻军屯防的军事产物。堡和墩是历史刻在大地上的军事符号。在古时,堡墩是为防止外敌入侵而建,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
据《宁夏府志》记载:“宁夏堡寨或以人名,或以事名,或以地名。”姚伏堡就是以明代守堡官姚福的名字命名,1945年更名为邀福,1955年改为姚伏。
用自己的名字作地名,是明朝守堡官的福气,那个叫姚福的人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在自己曾经守卫过的土地上,世代相传。
现在站在姚伏的土地上,已看不出史料里堡的模样。据说,当初的姚伏堡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城堡,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450米,堡墙高两丈余,宽丈余,顶部外围是5尺高的女儿墙。堡内有玉皇阁,火神庙,凤鸣寺,娘娘庙,关帝庙,东门外还有一座牛王庙。乡政府,警察所,军粮局,小学等机关单位一应俱全。城堡内商铺林立,手艺人各显神通,铁匠铺里火花四溅,小锤大锤叮当铿锵。木匠铺里木花飞舞,锯声刨声呲呲嚓嚓。铜匠银匠挑着小担走街串巷,银饰铜器碰撞,发出悦耳的脆响……堡区人口虽然不多,但处处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时代更迭,姚伏古镇不断迎合着历史的步伐。几个世纪的时光变迁,当年雄伟的堡墙早已消失不见,小镇变成了四通八达的开放模样,“十”字型的街口,一条路连着北京拉萨,一条路牵着村庄湖泊。三、六、九的集日依旧,不同的只是阴历到阳历的转换。街面上超市餐厅,诊所银行代替了字号货栈,杂货小店。每逢集日,蔬菜水果,日用百货,衣物农具,各色小吃将农贸市场填的满满当当,小贩们的吆喝声,汽车、摩托车的轰鸣声将铁匠,木匠,铜匠,锡匠等民间艺人远远地抛在岁月深处。值得庆幸的是,翻开《姚伏镇志》,虽寥寥数笔,还是将这些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古老工艺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二)
“十里一堡,五里一墩”,堡为中坚,墩为报信,有堡必有墩。
姚伏镇东靠河,西依山,狭长的地形可攻可守,是历代兵家眼中的风水宝地。这片土地面积虽然不大,却有四个堡寨,除姚伏堡外,还有周城堡,高荣堡和新兴堡。明朝初年,随着堡寨的兴起,为了防御外来侵犯,加强各堡寨之间的联络,堡寨之间都在视野开阔之地筑建了烽火墩,遇警便昼燃烟、夜点火,依次传递军情。
如果把堡比作立在大地上的身躯,那么墩就是头颅上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或大或小,或立在田野,或立在山脚。自从明朝初期建立堡寨,这双眼睛里,就盛满了烽火狼烟,金戈铁马,看够了掠夺和劫杀。这些由黄土夯筑而成的物件,在风雨中一站就是百年千年,有的无名无姓消失在了岁月深处,有的则无比幸运,以地名的形式被沿用了下来。
大兴墩,小兴墩,张家墩,燕子墩……这些安放在石嘴山大地上的地名,离我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公里,时间上却已跨越了几个世纪。
大兴墩,是平罗县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座古墩,在姚伏镇大兴墩村七队,村名以墩名命名。12米宽的底座,6.5米高的身姿,这座来自大明王朝的古墩立在村庄与原野之间,孤独又威严。几百年的时光,只让它的容颜有了几分沧桑,却没有改变它最初的模样。它像一个略有洁癖的姑娘,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虽经年累月地与庄稼花草为伴,浑身上下却没有被一棵杂草缠绕,它用汤火铸就的身板,维护着一座墩的尊严,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慈祥地注视着南来北往的过客,从明朝一直立到今朝。
(三)
从姚伏镇出发,沿109国道北行2.5公里,在一处村庄的路口,一条笔直的石板路自东向西延伸,引领着脚步一路循着周城堡而去。
“堡”为土筑的小城,是驻军屯田的基地,兼有从事农牧业劳动和戍守作战两项任务。明代,仅宁夏平原就有驻军的屯堡156个,以明代延绥人、都指挥周臣的名字命名的周臣堡(一作周澄,今作周城)就是其中的一座。
明朝是个什么样,我们谁都没有见过。史书里记载下来的,是一个战事频发的时代:北征蒙古,南定安南,东南抗倭,东北抵挡后金,还有和农民起义军几十年的纠缠不休。战争留下了伤痛,也成就了英雄:抗击瓦剌的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倭寇的总兵官戚继光,抗击清军的熊廷弼、袁崇焕,镇压农民军的杨嗣昌以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当战火蔓延到平罗的土地上,一座座土夯的城堡拔地而起,在姚伏大地上,留下了因历史的重压而微微佝偻着的、有着无数坑洼裂缝的一段土墙,它荒芜太久,需要用文字才能验明正身:周城堡原名周澄堡。在109国道1193.4公里西550米处。今周城村三队境内。始建于明初,以筑堡姓名命之。堡形呈方形,以黄土夯筑。东西,南北各300米,墙高2米,宽1.5米——一块黑色的石碑,一段冰凉的文字,道尽了一座城堡的前世今生。
我是踩着三月的黄土走近周城堡遗址的。三月的土地看上去和古旧的城址很是般配——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沉寂,一样的心事重重,只是一个孕育着希望,一个怀揣着沧桑。先人们留下这片土地,几千年了,一代一代的人来了,又走了,就像刚刚平整过土地的农人,回到家去吃午饭,留下一整片平展展的土地,再也没有回来。城墙见过他们的祖辈,父辈,见过他们,也将见到他们的子孙后代。
我不知道把什么样的词语安放在这段土墙上更为合适,是大地凸出的骨节?还是历史裸露的伤疤?
土是城墙的总导演,以黄土的色泽把城墙梳妆打扮成见证这块土地历史的主角,将几百年的时光浓缩到这一段城墙上,意味深长。
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我曾不止一次被这样的意味深长打动——蜿蜒起伏的明长城,雄伟壮观的西夏王陵,苍凉孤寂的省嵬城……这些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坯墙,无论怎样都阻挡不了岁月的风雨,历史的烙印已经把极限锁定。我问它,可否知道建这样一座城堡需要怎样的仪式,除了欢庆的场面,它是否比普通民房的奠基来得更庄严些?可否记得姚福、周臣轮岗放哨守卫城堡的模样?可否看见康熙皇帝亲征打马而过的身影?新渠县城在地震中垮塌的惨状是否还有印象?孙、马大战的炮火声是否还有记忆?它沉默不语,是怕祸从口出,还是另有顾忌,天知地知。
时光荏苒,明代的军事建制体系和卫所堡寨都已被岁月尘封,但有些名称却作为地名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现在,走在姚伏的土地上,依然能从这个地名中,想象出当年这里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争场景,感受历史的真切与鲜活。
(四)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乙未(1697.5.5),上自宁夏城往白塔。是日启行,驻跸尧甫堡。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丙申(1697.5.6),上驻跸流穆河西岸。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丁酉(1697.5.7),上驻跸哨马营西南隅之峡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戊戌(1697.5.8),上驻跸哨马营。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亥(1697.5.9),上驻跸石嘴子西南隅黄河西岸。”这一段留在史书里的记录,是康熙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后自宁夏返京时详细的路线时间表,清楚无误地证明了康熙皇帝的确途经今平罗县尧甫堡(今姚伏镇)、流穆河并驻跸休息,历时两天。如果不是《清实录》中这样的记载,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一代帝王康熙与弹丸之地姚伏扯上什么关系。
康熙皇帝一生三次亲征噶尔丹,第三次亲征,以宁夏为大本营,最终平定噶尔丹叛乱,保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
康熙皇帝这样记载银川给他的印象:“此处风景虽不如南方,比朕一路走过的地方,有霄壤之分。诸物皆有,吃食亦贱。西近贺兰山,东临黄河,城周都是稻田。自古为九边,朕已到七边。所过之边地,惟此宁夏可以说得。 ”由此可看出,银川给康熙的印象是物产丰富、物价低廉、稻田遍野的塞上风光。
康熙皇帝是站在银川的哪一个地方说出这番话的,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西近贺兰山,东临黄河,城周都是稻田。”这句话安放在姚伏的土地上,一点都不违和。何况姚伏距离银川不过40多公里的路程,千百年来,一条线上的两座城镇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沿袭着相同的风土人情,而“上自宁夏城往白塔。是日启行,驻跸尧甫堡。”是白纸黑字写在史书里的事实。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吃饭从来都是国计民生的最大问题。康熙皇帝不仅是中国古代少有的明君,而且还是位农业专家 。他在位六十一年,在日理万机、政无宁日的紧张纷繁的环境中,研究天文、数学,组织地图测绘,积累气象资料,指导捕蝗、治河,发现、培育并命名御稻种,把水稻的种植推进到了长城以北,在南方推广连作双季稻。他曾说:“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这是一代明君的美好心愿。
“天下黄河富宁夏”。滔滔黄河穿过甘肃黑山峡,滚滚来到宁夏川。它飞泻香山峡谷,驰骋宁夏平原,回转石嘴山市以北,流程约四百公里才恋恋不舍奔腾而去。河水流经之处,留下了氮磷钾含量很高的泥沙,这种泥沙既可灌溉又可肥田,给水稻生长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天然条件。
姚伏地处黄河东岸,地势平坦,千百年来尽享黄河之利。每到金秋十月,沿姚通公路一直向东,成片的稻田泛着金色的波浪,铺展在大地上,让人不由得想起康熙皇帝关于稻米的诗句:“紫芒半顷绿荫荫,最爱先时御稻深。若使炎方多广布,可能两次见稻针。”从诗的对仗工整来看,这首诗算不上绝美佳句,但从帝王笔下流露出的泥土气息,还是深深地将我打动。
康熙皇帝征战噶尔丹,在宁夏逗留了十八天,据说曾对宁夏大米赞不绝口,凯旋回京仍念念不忘,于是钦定宁夏大米为朝廷贡米。300多年过去了,让康熙皇帝念念不忘的宁夏大米依然在姚伏的土地上蓬勃生长,和宁夏平原上其他地方的稻米一样,以“粒圆、色洁、油润、味香”享誉中外。而我宁愿相信,康熙皇帝是因为驻跸姚伏时,吃了姚伏大米后,才将宁夏大米钦定为朝廷贡米的。
(五)
清人云“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
清雍正年间,在今平罗县的土地上,曾出现九十里之内三县并存的局面。以平罗为中心,东北五十里处是宝丰县,东南四十里处是新渠县。史料记载的新渠县,有护城沟,有南北城门,有鼓楼,有河有桥有学校,想象中也是一派繁华盛景。
三月的春风里,站在新渠县城遗址之上,目及之处,阡陌农田,沟渠纵横,不远处是几缕飘渺的青烟,无城,无墙,甚至没有一丝丝可以让人和一座城联系起来的物件。
一缕沉沉的凉意直抵心扉,摄获了内心里最柔软的情感。200多年前那次突如其来的地震,将新渠县城从大地上无情抹去。清乾隆三年(1739.1.3)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半夜时分,当小城和她的子民们还在沉沉的梦中酣睡时,突然地动山摇,天崩地裂,一场酝酿已久的灭顶之灾降临了。班第在他的《请裁新、宝二县疏》奏折中写道:“乃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地忽震裂,河水上泛……城堡房屋倒塌,户民被压溺而死者甚多,臣等逐处查阅,现在新渠县城南门下陷数尺,北城门洞似如月牙,而县属贾商民房及仓廒,亦俱陷入地中,粮食俱在水沙之内令人刨挖,米粮热如汤泡,味若酸酒,已不堪使用……自新渠而起,二、三十里以外,越宝丰而至石嘴子,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竟成一片水海。”
新渠县城,仅在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十三年(1726——1739),就被一场地震摇成了一片废墟。
震后,清政府采纳了班第的奏疏:“自宁夏府城至新渠六十里,新渠至平罗四十里,平罗至宝丰五十里,于九十里之中设立三县,本属无益,且平罗地方尚觉高澡,而新渠、宝丰二县地土洼下,原非沃壤,今遭此残毁之余,纵使冰融水退,可耕之地无多,若欲仍设两县,浚渠筑堡,势所不能,徒费帑金,与民无补。”
地震夺走了新渠县的样子,而一份奏折则夺走了新渠县的名字。震后,新渠县、宝丰县全部并入平罗县。从此,石嘴山的土地上,九十里之内只有一座县城,它的名字叫平罗。
如今,站在位于姚伏镇东部的新渠县城遗址上,没有喜悦也无悲伤,所有的兴衰成败、悲欢离合都被大地无言深藏,你可以多情地打捞,也可以淡然地搁置。
(六)
姚伏,是一个汉族聚居区。佛塔寺庙,梵音袅袅,是这片土地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人们寻找佛音的脚步就从未停歇。近千年前,位于姚伏镇的田州塔,接住了沿着贺兰山由南向北传来的阵阵佛音。
平面六角九重楼阁式砖塔,青砖研磨对缝砌就的塔身,挺拔素雅的造型,仿木结构的横额上,是工艺精湛的砖雕佛像。现有的文献资料里,还没有找到它具体的建造时间。有人说建于唐朝,有人说建于西夏。唐也好,西夏也好,乱世中的百姓只求安活,京城的皇帝姓王姓李,皇朝的命运是盛是衰,他们无暇顾及。只是把改变命运的愿望,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冀堆砌雕刻在这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中,筑起高塔,修起宝殿,以安放自己不安的心灵。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所有的悲欢离合,都被历史厚厚地尘封,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终不过是过眼云烟。最终能够抵挡时光的,是佛;能够承载香火的,是寺庙。
近千年的风霜雨雪,地震、战火、人为的破坏和洗劫,使古塔内外伤痕累累,裂缝频现,但因汲取了佛界浩瀚的慈悲,它顽强地挺着腰板,傲然屹立在天地之间。
“遥对兰山沐雪寒,雷轰电霹独安然。沧桑阅尽迎春色,利剑磨成向春天。”沧桑阅尽,古塔经历代法师诵经念佛,筹款修建,法炬复燃。在法师及众善信的虔心护持下,龙天感应,裂缝重合。如今,古刹重又恢复了往日的雄姿,安然接受着十方信众的瞻礼朝拜。
(七)
每一片土地都有它独特的脉搏,值得你像中医一样,静心聆听大地的节奏,通过望闻问切,来感知这片土地的深厚与凝重。而文字终究是有局限性的,再绝妙的文笔,也无法道尽一座百年古镇的历史沧桑——那么,就伸出手来,轻轻触摸,触摸周城堡厚实的城墙,凌乱的砖瓦;那么,就侧起耳朵,轻轻聆听,聆听田州古塔里袅袅的梵音;那么,就拿起筷子,轻轻品尝,品尝姚伏大地上的五谷飘香,余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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