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散文
情怀温度
情感，思想，
角度，视野
中国的历史太悠久太漫长，当我们回望过去时，常常感到“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于是我们选择每间隔十年五载便要来纪念一下，以图在鉴往中知来。
不久前，一场纪念活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轰轰烈烈地在京师召开了。改革伟业，谋事在人，成事更在人为，于是一份“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的表彰名单也就顺势官宣了。亿兆斯民争相观览，顿时觉得榜上前贤未忘，后进不遗，群英荟萃，大佬云集，不由得拍手叫好。然而，也不乏个中好事者，看了某些领域里的代表人物后，不禁会暗自嘀咕：怎么是他们？他们能够代表吗？
就像在新世纪以来漫长的高中课改历程中，语文课最容易受到社会大众的攻击那样，在改革伟业杰出贡献的门类中，文学届的代表也最容易招致社会舆论的争议。现在我们已然知晓，成功入选100人名单的两位作家，便是蒋子龙与路遥。
放眼今日，若问起蒋子龙何许人也，一定会有许多人摇头以示不知，即便听说过的心里面也还有些犹疑。现如今没有什么知名度，是难以服众的。至于路遥，虽已作古多年，墓木早拱，但名声依然响亮，且在青年读者当中很有分量。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上榜照样会引发争议，譬如有人会说：怎么不是获得诺奖的莫言？怎么不是耕耘了四十年的文坛常青树贾平凹？……
一个作家是否被视为优秀，关键在于其创作的作品的质量高下。就在此次表彰大会召开不久之前，一场文学界的集会——“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40部小说”评选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结果之中，路遥有2部作品上榜（《平凡的世界》、《人生》），蒋子龙则凭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上榜。客观来讲，在同行中，他们不占有明显优势。
也许我们会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文学的好坏高低并非难以评判。已经有不少学者专家推出某些文学排行榜，给作家们排座次，也供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参考。我这里列举两份有一定可信度的名单，供我们来评价一下四十年里大陆作家文学创作业绩。
第一份名单是由学者和读者共同评分，于2005年年底推出的“世纪文学60家”。后来北京燕山出版社据此出版了同名书系。在60家中，路遥排在第27位，落后于同时代的贾平凹（第6名）、余华（第10名）、莫言（第12名）、王安忆（第14名）、史铁生（第20名）、王蒙（第22名）。而蒋子龙没有上榜。另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学者给路遥的评分是60分，明显低于读者所给的86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评论界对路遥作品艺术性的有限评价。
第二份名单则是2006年7月由香港《亚洲周刊》杂志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作家联合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在这份名单上，当代作家莫言的《红高粱》排名18，阿城的《棋王》排名20，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排名22，均表现抢眼。此外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排名38，王安忆的《长恨歌》排名39，贾平凹的《浮躁》排名57…… 略算下来，改革时期发表的大陆作家作品入选的计约22部，占约四分之一的席位。然而，名单上找不到路遥和蒋子龙两人的名字。
这两份名单未必就能说明什么，但是反过来想，它们多少能说明了一些问题。譬如排在前十的主要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老舍巴金茅盾等公认的文学大师，而坐头把交椅的都是鲁迅。两份名单的出现距今已有十二年之久，在当时主要由媒体牵头组织，而以学者参与为主，没什么官方背景。而回忆十多年前，讲良心重质量的媒体有不少，能独抒己见的人物更是有许多。所以我们单纯从文学的质量来看，蒋子龙与路遥获得国家级表彰，并非那么地名实相副。
剩下来我们该认真考虑的便是，他们获得的是什么奖，以及怎么为他们评奖。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开头，擦亮了眼睛，这才真正看清楚，他俩获得的是“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这一奖项。
在官宣简介当中，蒋子龙被评为“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路遥则被誉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这两个评价，才是我们该思考该琢磨的地方。而我以为，他们名副其实。
“改革文学”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与同一时期兴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都是当时流行的文学类型，或者说文学流派。它不直接等同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当许多读者还沉浸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对十年浩劫的谴责与拷问之际时，蒋子龙已经迈开大步“朝前看”了，他凭《乔厂长上任记》一炮打响，很快又推出《开拓者》《人事厂长》《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作品，塑造了一大批新时代“开拓者”形象，并影响了张洁、李国文、高晓声等人的创作。他不仅为新时代号准了脉，而且改变了以往对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描写稀薄的弊病。可以说，蒋子龙早早地跨上了改革之马，挥动着开放之缰，踏上了“重整山河待后生”的新时期创作之路。 即便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情节已令今天的世人倍感陌生，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当是不可或忘。
至于路遥，本已不需要赘言，但我还是想说几句。他的《人生》，以农村子弟高加林的蹉跎命运及爱情悲剧，直观且强烈地反映了改革浪潮的涌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僵持与保守，细腻描绘出现代城市文明对青年一代农民所产生的强烈诱惑，以及由此引发的青年人们对个人生活的怀疑与不满。《人生》的读者虽然现在远没有《平凡的世界》那么多，但它甫一问世，便引起极大的轰动，社会效应极大。《平凡的世界》虽然曾是许多学生阅读上的“心灵史”，给了他们他们心灵的洗礼。然而不要忘了，这部大作本不是写给青年学生，而是要向给一个时代（1975—1985）致敬。虽然它当初问世时少有人问津，而且差评不少，但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着“茅盾文学奖上的皇冠”的美称。
当我们读到小说开头“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这一段文字时，时代的沧桑感便扑面而来，作家的用世心也一目了然。可以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虽然篇幅上长短不一，时间上有所交叉，但为农民立传、为人心亮灯的时代精神确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此，其作品脍炙人口，长销不衰。
这两位作家，均可谓是心中有改革理想，笔下有图强目标，用他们的一部部佳作，来图画改革第一阶段的多彩风景，如今也已成为40年锦绣画卷上的不可或缺的篇章。
遥想三十多年前，蒋子龙、路遥那一批作家，有幸亲身站在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变的革前沿，凭着微薄的力量，以他们那代人对时代对社会的独特认知方式，来为这个古老民族的重新振作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同时也为人世间增添了一些审美的新元素。
也许还有人对名单背后所谓的政治考量不大赞同。然而不要忘了，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背景下，文学又怎么会不与政治携手共进呢？我们始终得承认，任何伟岸的精神财富，如果缺少了对社会现实这个基础的个性化生命体验，那么它将难以被承认被确立。所以我们不必遗憾于心中所钟爱的作家如莫言、余华、贾平凹等人的落选，也不必訾议于蒋路二人作品的艺术价值还不够优秀，而要去相信：他们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简介： 姜建发,八零后,荆州人,现执教于宜昌市秭归县一中,教师。文学科班出身,师范系统修炼。为人温而逊,做事细且谨。课上滔滔悬河,平居讷讷少语。教书十二载,惟有日日与字词句篇角力,岁岁同诗文辞赋亲近。偶然作笔耕,大抵自娱自乐,或可博同仁一哂。教书读书之余,积书满架,藏得万卷,于春秋晨昏之际视作多情故人。此外并无诸多雅好,常有远游访古之念,若能买舟东下,自是传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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