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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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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15）
我不知道，2013年10月25日那一天，对于一般人是否有着刻骨铭心的特殊意义，也许只是漫长岁月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天，平淡得不需要留下任何记忆。而对于我来说，除却母亲去世那天以外，那是最痛苦、最无助的一天。
十月份的天气，变化也无常，酷热的夏正向悲凉的秋过渡。那些天，风很大，气温骤降，秋寒乍来。母亲也早早地添上了衣服，对于身体虚弱的母亲，保暖很重要。母亲是癌症病人，不幸中带着些许幸运。我儿子出生那年，母亲被诊断为食管癌早中期。先是接受手术治疗，再经历化疗、放疗，还有每隔半年一次的检查，有些幸运，近五年里，身体状况很是稳定。
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母亲的身体会再次出现问题。母亲电话里告诉我，一股针刺般的疼痛，从脚底直通脊椎，肩背也疼得厉害，添加衣物与换贴虎皮膏药，也无济于事。我告诉母亲，准备请假带她去看病。母亲再三叮嘱，要我安心工作，不能轻易请假，只需等上几天，双休日看病也不迟。
那一天是周五，离双休日只有一天。可是，前一天晚上，父亲告诉我，从出现腿脚发麻，短短的三天内，母亲就已瘫痪在床，半身不遂失去知觉，大小便不很通畅。周五早晨，当我准备回老家接母亲时，父亲打来电话让我暂回单位，不要耽误工作，由他带着母亲去看病。
还在车上颠簸之时，我的手机响了。一股不详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急忙忙掏出手机一看，是父亲打来的电话，全身触电一般颤抖，脑袋嗡嗡作响。我抖索索地伸出手指，接通电话。父亲告诉我，医生查看了母亲的情况，认为病情危重，县医院医疗条件落后，必须立即送到省城治疗，要我赶紧回去。
中途下了车的地方，正是在一段曲折的山路，山风呼啸而过，刮起满天的尘土，还夹杂着残花落叶，落得我的头上、身上满是。而落在我心上的，尽是哀伤。等车回城的间隙，通过电话，火急火燎地请假，安排工作。等了一会，恰遇顺风车，将我带回老家，再包车奔向省城。十里不同天，出发时还是阴风阵阵，省城却是秋阳当空。一下车，一股热浪就裹住了人，眼前宏伟的医院大楼，应是给了熙熙攘攘的人，以热烈的希望吧。
母亲个子高，虽然常年患病，父亲照顾好，调理有方，体重仍有百二十斤。我打开后座车门，大姐费力地将母亲挪到车门处，又搭手将母亲伏在我的背上。我背着母亲，就像小时候母亲背着我一样。只是半身失去知觉的母亲，像座山那样重，每走一步，我都要花上很大的气力。不过，母亲也养育了山一样的我。
背着母亲来到电梯口，黑压压的一群人，围得水泄不通，进退两难。等着电梯上下几次，已近半小时，我的腿已经开始发软，额头上的汗成串地往下滴。母亲心疼我，一边自责，一边要我将她放下。母亲见我不肯，挣扎着往下溜。大姐连忙丢下手中物品，从后面托住母亲的臀部，让我轻松了许多。在焦急的等待中，终于乘上电梯。上到十三楼，看过医生，拿上核磁共振检查申请单，去另一所中午不停班的医院做检查。
顾不上吃午饭，衣衫汗湿的我再次背起母亲，下楼、乘车、下车、挂号、交款、排队，等上近一个小时，才将母亲送进检查室。因要分别检查胸、背部，母亲无法自主翻身，为了检查顺利进行，须有人辅助。我知道电磁辐射可能危害健康，但我还是拒绝了大姐留下照看的建议。检查室里，硕大的圆鼓形的机器，发出巨大声响，以至于刺得耳膜发疼。看着母亲在机器里来回进出，双泪长流，双手合十，祈求好运。机器里闪着光，长短不一，飘忽不定，一如我的心情。
做完检查，吃几口面包，再等上一段时间，才拿到检查报告。我那原先美好的愿望，就如这张薄薄的纸片，苍白无力。检查报告上的内容，字字如针，刺得眼疼心痛。大姐轻声向我询问，我只是摆了摆手，没有言语，因为母亲就在身边。
又一口气喝了大半瓶矿泉水，背着母亲坐上出租车，赶回原先的医院。大姐陪着母亲，在一楼缴费大厅里休息。为了节省等电梯的时间，沿着楼梯跑上十三楼，气喘吁吁地递上检查报告。医生细看了一遍，指着“胸椎、肋骨呈虫蚀性骨质，脊椎椎管里有阴影，不排除是肿瘤的可能”，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母亲的高位截瘫、大小便失禁，是椎管里的肿瘤压迫神经的缘故。癌细胞已经扩散，母亲只有三至六个月的生命，可以考虑回家静养，做好心理准备。我使劲地抓住医生的胳膊，泪流满面，乞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即便是耗尽家财，也不放弃治疗，只求减轻痛苦，延长生命。医生写下便条，向我推荐了放疗科的一位医生。
我拖着灌了铅的双腿，无力地从楼梯往下走，泪眼婆娑的。上下楼梯的人，看着一路哽咽的我，投出了异样的眼光。而我，索性一屁股瘫坐在台阶上，抱紧双腿，埋头大声痛哭，无奈、自责、愧疚、痛苦，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哭了多久，一只大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慢慢抬起头，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叔站在眼前，善解人意地安慰我要坚强。我停止了哭泣，忍住泪，感激地点了点头。起身，擦干眼泪，整理好衣衫，挤出笑容，笑嘻嘻地走到母亲面前。
“儿子，眼睛怎么红了？”
“先前风沙迷了眼。”
“是病治不好了吧，不要伤心，妈妈都六十一了，就是死，也是常情。”
“真不是，您看医生开了住院证明呢，还要去另一个科室看看，对症处理。”
我弯下腰，用手背抹了下眼睛，背着母亲，一路找到了放疗科，寻到那位医生。
“没有床位，住不了院。”
“走廊加床，也行。”
“没有多余的病床。”
“我自己买床。”
“有规定，不行！”
从办公室的窗户往外看，天开始变暗了，加上高楼的遮挡，看不见远去的道路。我也看不见我们的路在何方，母亲还没有住下院，而病情却不能再有耽搁。我只好放下母亲，安顿在走廊的长椅上歇息，再寻求医生通融。医生办公时，我安静地赖在桌边。他去哪儿，我也跟着去哪儿，与医生耗着时间与毅力，只为得到一张救命的床位。
突然，母亲低声呻吟着。大姐过来告诉我，母亲小便涨得厉害，小腹像个鼓囊囊的球。我背起母亲进了卫生间，找来凳子，放下母亲，留下大姐帮忙。等了十来分钟，大姐出来说母亲尿失禁。我连忙背起母亲去找医生，医生说院里规定，没有入院，就不是科室的正式病人，如果治疗出现误差，他个人无法承担责任。尽管再三央求，医生可能看惯了生死，很是泰然。大姐哭着，“扑通”一声跪下乞求。我忍着悲愤，扶起大姐，竭力用平缓的语气据理力争：虽然没有正式住院，但是如果病情加剧，在医院里得不到救治，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医院包括医生个人，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医生向陈姓护士讲明情况后，她帮助了我们，给母亲插上了导尿管，又热心地指导我们如何看护截瘫病人，使用热水瓶捂肚子时须裹上毛巾。母亲腹部的皮肤，就是被热水瓶烫伤的。护士大姐甜美的笑容与声音，在这个充满悲观失望的秋日，多了些春天般的温暖和希望。
刚解决小便问题不久，还未松口气，母亲又说大便胀痛，仔细询问，才得知母亲已有多日没有大便。取来开塞露，不曾有用。情况紧急，又得去找医生。
“开塞露不管用，就得灌肠，需要在病床上做。没有病床，做不了。”
“办公室里不是有床吗？”
“不行，办公室的床是检查专用，灌肠不卫生，气味浓，办公室里会无法办公，再说清理也不方便。你去和其他患者商议，借用下病床。”
我一路小跑，挨个病房寻找空床，在走廊尽头的病房里，终于找到一张床位，那是治疗结束外出散心的患者空下的。我赶紧转回来，背起母亲，找到那位好心的陈姓护士，为母亲灌肠，解决内急。
正在灌肠，即将下班的医生找到我，说很是同情我们的遭遇，又出于对病患的负责，特事特办，持病情危重证明，办理手续，暂且挂床。当前可在院外租房，带上药剂，去诊所输液，按时来院里接受放疗，待有空床位，像我母亲这样的危重病患，会优先安排入院。
奔波一天的太阳，早已落山，享受着歇息的轻松。我拖着疲倦的身子，背着母亲走出了医院。路上，已经没有了摩肩接踵的人群，只有一辆辆穿梭而过的汽车，留下一个个长长的叹息。大姐扶着母亲坐在路边，我去医院对面的深巷里寻住处。这是间破陋平房，每日十五元的房租。房子阴暗潮湿，飘满了公用卫生间的骚臭味，没有窗户，没有空调、风扇、电视机，只有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一方破旧的小桌，还有两张脏兮兮的床。再放上晚间买回的轮椅，房间就被塞满了。
吃过打包回来的快餐，伺候母亲上床休息。大姐用毛巾裹住热水瓶，给一直叫冷的母亲捂上，哄着母亲入睡。夜渐渐深了，母亲也睡熟了。我和大姐没有睡意，也没有说话，在萧瑟的秋夜里，一阵阵哀伤的抽泣，是那样的清晰与悲凉。
那一天，虽然与寻常日子一样，标准的二十四小时，但对于我来说，却是如此的漫长与难熬。人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人只有战胜绝望，才知道看到第二天的日出，都是满满的幸福。带母亲看病的那一天，让我真切地明白，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完美的人生。
作者简介:朱灿铭，70后文学爱好者，业余时间喜欢创作古诗词、散文，作品散见于纸媒网刊，并在全国性散文、诗词征稿大赛中获奖。在追求文学艺术的道路上，作为旅者，孤独跋涉、倔强而前、蹒跚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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