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丝路新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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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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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王士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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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夏口，我戴着项圈上学了。那一年，我还不到七岁。
那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成好，日子过得也宽展多了。我的父亲兴奋的拉着我，把我送到了小学校长赵先生的办公室。
“兄弟，这孩子和你的孩子一样，交给你了，要不好好学习，该打该骂由你。”
父亲对上学念书有着切肤的伤痛。他想把那份伤痛在我的身上化为喜悦。
别人的孩子上学自己到学校报到就行了，可父亲却要亲自把我交给校长赵先生，有着他的理由。
父亲从懂得自己的名字含义之后就觉得难受了。叫了一个读书人的名字，却没有读过一天书。他知道爷爷和奶奶的良苦用心，他不怪爷爷和奶奶，他只恨他小时候的那个社会。他把念书成材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孩子身上。
在西型马立户的父亲，从有了姐姐的那一天起，就为孩子的读书在脑子里画下了一张蓝图。姐姐刚一岁，父亲就托人与教书的赵先生说，要认他作姐姐的干爹。赵先生看上了父亲的实在，十分同情我家的困苦，便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姐姐到了上学的年龄后，是赵先生要父亲把姐姐送到学校里去的。姐姐天生聪颖，又勤奋好学，学校成绩很好。赵先生很是喜欢。那时候上小学花不了几个钱，一些铅笔本本钱，赵先生也就管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十分感激，就时常提一些地里的时鲜蔬菜，去赵先生家里看看。过年的时候，便蒸上一个大窝窝（白面做的大馍），让姐姐去赵先生家里拜年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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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上学的时候，父亲没有再等赵先生的招呼。他觉得赵先生已是我们的亲戚了，赵先生也会把我当做自己孩子一样，认真教诲的。
其实，我可没有姐姐那样好学。我太顽皮了。赵先生为我费了不少劲，我的头上也没有少挨赵先生用铅笔敲打。赵先生非常重视学生写字，只要他上写字课，总要先说一句口头禅：“人在世上走，字是出马枪。”尽管那时我们这些娃娃不懂得“出马枪”为何物，他照说不误。他对我们写字的要求近乎苛刻，不仅毛笔字要写好，铅笔字也要一笔一划，整整齐齐。我的头上常被他用铅笔敲打，是因为我的字写的扭扭挒挒。第一次打我时，是我刚上学的第二天中午，因为我老把“一”划成“1”，赵先生火了，用手里的铅笔在我头上狠狠地敲了两下。我感到了生疼难忍，眼里就有了泪水。“这娃不开窍，连‘一’也弄不‘挒这’（明白）还能行，我敲了他两下。”晚上，赵先生到我家坐夜，对父亲说起了这事，觉得把我打得重了点。但父亲却觉得赵先生打得还太轻：“亲家，不好好学就狠打。小娃不打不成材。”我躲在里间，听了父亲的话，心里恨恨的。
从那以后，我写字努力了许多，可有时耍心上来，就写得不好了。赵先生只要见了，就会又用铅笔在我头上敲，用劲却小多了。但死猫吓死活老鼠，我只要见到赵先生拿着铅笔在教室里转着看着，就害怕脑袋上再响起梆梆声，写字的手也就十分用力。
在小学里的那几年，我写的字在我班里算最好的了。但赵校长不但不表扬我，还在我的字里挑毛病。升了完小后，他还给我的班主任冯老师交待，要他抓紧我的学习，盯住我把大字练好。正因为有严师的教诲，在小学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还可以。特别是语文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完小里的语文老师王克己老师，对作文课很重视。他发现我的字写得好，就觉得我的语文也应该能学好。他对我的作文经常指点，让我进步不少。完小毕业的那一年，我的毕业作文《一件小事》被贴在了公社联学区的范文展览上。
写字好不等于学习好。完小的二年中，我的语文成绩总是在班里总数一数二。数学就差多了，能弄个及格就不错了。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他偏重数学成绩，他看着我每次考试那六十分左右的成绩，就一脸阴沉，我见了他那张脸，身上的皮就紧了起来。
但害怕归害怕，背着老师我该捣蛋依然捣蛋。上课看小说成了我拿得起放不下的营生。我成绩不好，个子也高，坐在教室里的后排是我的专利。后排也有“好处”，那就是做小动作老师看见的少，在这里看小说就比较安全。那些年，农村里的完小也上晚自习。学生晚上也在学校里住宿。对于我来说，晚上自习的不是老师布置的功课，而是自己借来的小说。
邻居依斗叔是个文化人，他家里有很多书籍。那两年，我时常去他家里玩，翻看着那些爱不释手的书籍。他看我好学，就把我想看的书借给我。《儿女风尘记》是他借给我的第一本书。这本书，把我的心都拽住了。在一个星期的晚自习里，同学们下了自习睡觉了，我仍然在教室里，用课本堵住灯光外泄，头低着趴在课桌上看书。这本书看完了，还想看的瘾却一发不可收拾，便又到依斗叔那里央告着借书。就这样，两年的完小生活，我看完了《苦菜花》、《播火记》、《镜花缘》、《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书籍。
书看多了，知道的就多了。调皮捣蛋的点子也多了。
《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这东西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班里的三十多个男生，长相各异，性格不同，各有特点。我便费了一番脑筋，给他们每个人都起来个绰号。当然，没有《水浒传》里好汉们的绰号叫着得劲。杜爱学同学面黄肌瘦，就叫他“黄巴巴脸”；王章守同学头发黄黄的，叫他“金毛兽”；高民伟同学爱吃红薯肯放屁，叫他“屁胡同”；路大泽同学咋咋呼呼，叫他“吼破天”······
那一段时间，男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人再叫真名，都是叫的绰号。以致于一天下午的自习中，得以忘形的男生们在教室里互相叫着绰号时，被站在门外的班主任听见了，他莫名其妙地不知同学们在叫着什么。下自习后，便叫了几个同学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我便被供了出来。
这一下，我吃家伙了。语文老师说要狠狠处理这孩子，但班主任却说：“这娃想象力不错，应该正面引导。这次给个口头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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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从小学到完小的这一段时间里，学习成绩一直走在全班的前列。完小毕业后，也就是1960年的夏初。她考上了县里的第一中学。那时候，县办第一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一所中学，能考上这所中学的学生很少。在我们那个西型马完小里，一百多个六年级学生里，那一年考到一中的学生也就两三个孩子。像我姐姐这样出身穷家又是外来户家的孩子，就她一个。姐姐考上县办一中的消息，让西型马那些有文化的绅士们和学生家长们感慨不已：“不识字的老王，娃可争气哩！”从那以后，我的姐姐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他们教育孩子的榜样。
当父亲把姐姐考上一中的消息告诉重病的母亲时，母亲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她虽然已说不出话来，但她却紧紧捏住姐姐的手，把对姐姐的希望永远地留在了心里。
母亲远行之后的那年九月，姐姐该去初中上学了，但父亲却愁眉不展起来，因为姐姐上学的学费他筹借不齐。
自然灾害让我们这些穷家雪上加霜。姐姐上学的区区几块钱学费让父亲感到了泰山压顶。还是姐姐的干爹赵先生，为姐姐拿出了五元钱，加上父亲借的几块钱，姐姐才跟上同伴们去一中报到了。
姐姐在一中读书的日子，她没有学习的压力，却感到了学习费用的沉重。一个学期几块钱的学杂费，让她觉着了父亲借钱的不易。每次假期回来，姐姐都不想给父亲要钱，她觉得父亲作难。但返校又得交钱，因此假期里就时常忧愁着。父亲知道听话的女儿体谅他。从女儿放假的那一天起，就东家西家地借钱，还到大队会计那里先支点年底的分红款。总是在姐姐去学校时，让她把学费带去。
但在姐姐读初中的第二年第二个学期，就五块钱的学费父亲也借不下了。因为那一年是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队里几乎颗粒无收，没有了收入。各家户连吃的都断顿了，谁家还有多余的钱。父亲走遍了全村，也没有借下一分钱。
开学的时间到了，姐姐看着熬煎的父亲，给父亲说：“爸，我不上学了，在家里帮你干活。”父亲的脸变得厉害起来：“不行，你先去吧，过两天我给你送去。”但要强的姐姐就是不去，她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便跟着大人们上工去了。几天后，和我们同一个生产队，在一中教书的高依和老师回来了，他告诉父亲，姐姐的学费他垫上了，让姐姐赶快返校，姐姐才又去了学校。
以姐姐的学习成绩，考上高中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贫穷让一个优秀学子的思维在这里发生了逆转。她不顾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劝阻，决然地放弃了中考。她不愿看到父亲为她的上学读书而没明没夜地辛苦劳作，也不愿看到父亲为她交学费而低三下四的求人借贷。
1963年的夏天，姐姐奋力地在田间和大人们一起劳动，眼中的泪水和汗水交融在一起，滴注在脚下的土地里，排遣着她对命运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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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一年，我从完小毕业了。
我没有姐姐那样的能耐，没有考上县一中，但也没有落空，考上了民办初中同善中学。民办中学也要交学费，父亲熬煎了。就在他里踅外转，在为我的学费发愁时。一向娇惯我的奶奶说话了：“同善那老山跟头离家这么远，一个十来岁的娃娃去那里上学你放心？”奶奶的话也把父亲提醒了，是啊，可村里就我一个考上了同善中学，学校又在那几十里地以外的历山脚下。那些年，野狼时常在山岭荒野中出没，一到夜里，大人是不许我们这些娃娃出去的。
“那就停停再说吧。”父亲无奈地说。
其实，奶奶的话让父亲下了一个台阶。他心里清楚，那时候考上中学的学生都在学校里住宿，到了星期天和假期才回家。家里要是有钱让我上学，父亲是会送我上学和接我回家的。说到底，是家里太穷。他跟人借钱借怕了。
就这样，我辍学了。父亲却不甘心，他觉得我没有学下东西，他在寻找机会让我上学。
这一年，七岁的妹妹背上书包上学了。
也是这一年，随着自然灾害的渐去，中央调整后的农业政策，让社员们有了较为充分的自主权。宅基地上的附着物永归社员所有，他们有了自主买卖的权力；自留地政策稳定了，他们可以在自留地里精心做务，用收获的菜蔬杂粮补贴家用；社员饲养生猪可以得到奖励，人们的碗里可以闻到肉香了；一些边缘低产的地块可以包产，队里的收成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那一年，社员们生产的积极性充分地高，当着队长的父亲脸上就时常挂着一层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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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辍学的日子里，社员们推举我为为队里的记工员。
人民公社实行的是评工计分法。就是社员干一天活为一个工。一个工算几分要有社员们来评。那时，干一天活的分值大致是：饲养员（喂牲口者）和特别壮劳力一天12分，普通男劳力一天10分，女劳力一天8分，未成年劳力一天6分。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每天晚上为社员们在记工本上记工分。
每天晚饭后，我便去生产队的队部里为社员们记工。说是队部，其实是饲养员喂牲口的窑洞。可别小看了这喂牲口的窑洞，那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部。那些年，只要挂在型马东街皂荚树上的那半截铁轨被敲响，社员们便挤进那眼窑洞里，听队长安排农活，传达上级精神。记上自己一天劳动的工分。
昏暗的灯光下，一块柿木板按着四条腿的破桌子挨着牲口槽放着，一盏脏兮兮的风雨灯放在桌子上，我坐着一个碜着屁股的烂凳子，被一群社员围着。顾不上口臭、脚臭、汗臭和屁臭的集体袭扰，接过他们递过来的一个个记工本，专心地听着他们的报活：“锄麦一晌。”“出圈一晌。”“担大粪四担。”“砸胡鸡一晌。”······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农村里农事繁杂，名称各异。像犁地、耙地、扬场、摇耧、种玉米割小麦之类，都有规范的文字表述。但把牲口圈里的粪起出来叫“出圈”，把地里的土坷垃用木槌砸碎叫“砸胡鸡”，把土放进模具里，用石磓打成土坯叫“打胡鸡”等，记工本上记得只能是谐音的文字。至于为驴马配种叫“打圈”，把小母猪的卵巢取出来叫“扫猪”，阉割小公牛叫“闪牛”等，这些说出来都令人发笑的名称，只有用白字写上。
那时的老百姓认真得很，干什么活非叫你给他写清楚。这确实让我做了难，我只有小学文化，农村里许多农活的名称都不会写，不识字的农民就让识些字的农民看着我写，哪怕写成白字，只要念成农活的发音，他们才放心。他们心里清楚，干活的种类非常重要，那涉及到半年的预算和年底的结算分红，干什么活算什么分值，那关系着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好坏哩！
就是这一年多记工员的经历，我知道了许多农事活路，也融进了农民这个实诚敦厚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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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对我父亲来说，肯定是心情极为舒畅的一年。
在阳光灿烂的春夏之交，大队干部为我家带来第一条喜讯：初中毕业的姐姐被县里选拔为社教队员，要到运城参加“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这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个极为荣光的事。人老几辈做庄稼的老王家出了一个干事的闺女，成为当时型马人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过几天，刚十四岁的我被大队团支部吸收为共青团员。“五四”那天，大队团支部书记高佩齐领着一群入了团的贫下中农子弟站在大队部的北厦里，举着拳头、扯着嗓子，念了团章上的誓词。
那天夜里，父亲和几个同是“外来人”的朋友，又在我家里相聚。从白洋淀边逃荒来的耿伯伯，提着他从黄河湾里钓来的一条鲤鱼，亲自下厨，炖了一锅鲤鱼汤。父亲拿出一瓶用红薯酿做的老白干，几个人对着喝了起来。几杯小酒下肚，不善饮酒的王伯话就多了起来。“兄弟，你这孩子有出息，闺女干事了，小子入团了，你不喜欢吗？我都喜欢。”“喜欢、喜欢······”父亲笑着一连声地说，眼眶里的泪水却在打转。
“喝酒、喝酒。来，娃也喝一口酒。”耿伯把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我像喝水一样喝了一大口，一阵阵咳嗽连声不断，两行眼泪流个不住，耿伯几个笑个不停，连叫“高兴、高兴！”
那个晚上，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笑出声来。
父亲能不悲喜交加吗？王家几代人受尽了艰难，也没有供出了一个读书的。他和母亲在东塬老家生了好几个孩子，一个都没有成人。逃荒来到型马，给人种地，靠人帮衬，也难以度日。要不是解放了，翻身了，孩子连命也保不住，还能上了学，干了事？
那天晚上，耿伯他们走后，父亲对着我和妹妹说：“你娘没有福呀！”说毕，眼眶里泪水溢了出来。
这一年的夏后，父亲就更高兴了。公社办起了农业中学。农业中学实际上是半农半读的性质，花钱很少，但课程和全日制中学的课程一样。
农中招生的第一天，父亲便催着我到学校报了名。
农中设在近邻的南羊村。一所破庙的献殿是我们的教室，一座摇摇欲坠西厢房是我们的宿舍。
我和一群穷家的娃们在这里上了一年多的学，便又回家了。
因为啥？因为一个公办老师带着几个挣工分的、只有初高中毕业的农村教员，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学习的不好；因为当时的教育经费不够，不多的学费贫穷的家长也交不起，学校里入不敷出。加之半农半读的性质，学校里随着农事，经常放假。家长们便觉得那不多的学费也是钱，也是费劲下力挣下的，也是抠下的和攒下的。娃们学不下东西，花那钱干啥？上那学还有啥用？这样，不少学生便陆陆续续地回家不上了。
散了学回了家，父亲看着我又熬煎起来。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弄个初中毕业。就打听哪里的农中没有散。就在他寻觅无门时，县里批准在陈村公社办两所农中，一所在北山下的陈村，一所在南塬上的西型马。更让父亲高兴的是，型马农中校长是他逃荒到型马时，收留他的恩人儿子高中民，他放心了。
就在父亲为我有了学上而高兴时，又一条喜讯向他袭来，村里的“四清”工作队和大队决定，让我在这年冬天去县里的贫下中农讲习所学习。一生没有享受过任何荣耀的父亲，那一年里仿佛年轻了许多。他有着使不完的劲，领着社员们可着劲地干活。年底，粮食丰收了。分红时，一个工算了八毛多钱。社员们数着一沓沓钞票，心里喜咪咪地。嘴里一个劲地夸着父亲：“干得不赖！”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散文》、《散文福地》编委、运城市书法、摄影家协会会员，垣曲县作家协会主席，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地方文化研究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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