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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运载事件，对个人而言，最大的事件，生是一件，死是另一件。
生不由己，只剩下死的自由了。
由生到死，可理解成争取自由的线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极致的自由，终了。
争取最大的自由，去死吧！
生命链昭示：天下全部的自由，等于没有自由。
竞争法通告：法是强者的规矩，自由不过是秩序的润滑。
只有死，无比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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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吧，死。人总是要死的。在总是要死的关头，我不再追求什么意义。
战斗的意义，让它留在战斗里；画画的意义，留在画画里；书法的意义，留在书法里；雕塑的意义，留在雕塑里；文学的意义，留在文学里。死了，什么意义，对我来说，不复存在。
要说还有意义，对我来说，那就是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我知道。肺癌已经１６年，１７个年头了。死，并不十分的可怕，对我这个打过仗，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来说。那么多人在战场中死了。
我得了肺癌死了，相对于战场上牺牲的那些兄弟来说，不也是赚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打仗的时候，参军前一无所有，日子也过得穷。参军到部队，至少还有口饱饭吃。饱着死，就比饿着死强。但现在想法与参军那会儿，的确有些变化。日子过好了，又成了画家，书法家，雕塑家，文学家，反而牵挂多了起来。
小女儿还没结婚，我期望能与肺癌作斗争，直到小女儿结婚。小女儿结婚了，我的病情似乎一日一日的好起来。真不知是哪块的治疗，起了决定性作用。也许，是综合作用，都有一点。
广州医院的放疗自愿当试验靶子、广州病友介绍的蝎子炖瘦肉胡萝卜、东北的拔癌膏、气功等。最大的作用，我自己知道，与心态有关。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画画与写字中去，不去想画画和书法的价值。
一心一意的画，全心全意的写，静到书画中去。
不怕死，反而使人放松，心态平静下来。我女婿说得好，癌症病人，三分之一是自己吓自己，吓死的。三分之一是过度治疗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得病死的。
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太珍贵了，太不可代替了。所以，在知道生命开始倒计时的时候，能真正有几个人不极度的恐惧呢？
实话实说，我也有过，抛不开亲情，抛不开世俗之情的时候。能挺过来，关键是放开放开再放开，想不通，进死胡同时，就想想战场上死去的那些兄弟。另外，给自己建立一个一个的目标和期待。先是期待小女儿结婚。之后，期望看到小女儿的孩子。再后来希望外孙高考能考个好学校，希望在国外读书的外孙能早日学成回国，希望银行工作的外孙女工作生活能安定下来，并找个如意的男朋友等。
日子，就这么一日一日过了下来。十六年多过去了。这次，我有种预感，真的快要过不去了。住院的频率越来越多，一次比一次严重。自己也在网上寻求某种途径，那怕明知道可能上当的途径，也不妨的试一试。无意中，发现了临终关怀。
什么是真正的临终关怀？众说纷纭。让临死的人，把痛苦减少到最大程度，或者不再去作无谓的过度治疗，在亲人的关爱下，安然的死去。
临终关怀，强调生命在不可逆转的情况之下，病人自愿选择，是继续治疗，还放弃“程序式”抢救，甚至是过度的抢救，送上必然的送上生重症监护室，“传送带”式的让病人与亲人隔离情形下，走向生命的终结。网上有种说法，让病人留下自觉自愿意识下的尊严。
我，要是选择。会怎么的选呢？就是我自己能百分之百的放弃，可对老伴孩子们来说，他们的态度和情感，能够接受吗？我发现好多的癌症病人，最后的活着，已经不完全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了家人，在极度的痛苦中，一日一日的把生命的橡皮拉到极致的长度。
我应当把橡皮拉到最长，最极致吗？
癌症病人的马拉松，已经咬牙，再咬牙到了终点。
可是，还要让他超出时段加赛一把，这个难度，连马拉松专业运动员也无法理解。
记得有个老首长说过战争上一个真实的事，在战场上，有个新兵背了一百多斤的负重，穿插行进。实在背不动了，他拉响了身后的手榴弹。
我，再也坚持不住了，要不是为了亲人，为了儿女，为了最后的生命迷恋，稍不留神，一定会跌入死亡的万丈深渊。
叫临死的人，把生命拉得长长，其实是件非常残酷的事。
这事，只有濒临死亡的人心里最清楚。活一天，活一小时，到最后活一人钟，都是无比痛苦的。
回想那些战场中，受了重伤，无法再坚持的战友，恳求最亲密的战友给他一枪，帮助解除无比痛苦的事例，联系自己到了不能自主呼吸，浑身插满了管子现状，他格外的理解了那些战友。死，有的时候真不可怕，反而求生更可怕。
用百倍的气力去求生，结果多得了那么的几天，个把月时间，且是赢得的如同屁股坐在火山口般的活着的时间，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
人，总是要死的。亲人，总是要分别的。
对人的死亡，以及亲人的离别，我们要有个开朗轻松的认识。万分的悲痛，于事无补。还不如作个轻松的告别。
深得人心的无限制的把生命拉到最大值，被亲人与朋友当成别无他途的临终关怀。不能见死不救，救到最后的一分一秒，是活着的人，天然的应当尽的义务。救人，救到底，才叫做人道主义。
医生，在病人面前，时常因为各种的客观利益与道德伦理的限制，不敢细说临终关怀中还有一种，叫尊严死。
明明是近在咫尺，不可抗拒的死亡，与其浑身插着管子，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甚至是手脚被绑住在重症监护室，用越来越先进的药物吊着一口的气，让所有的亲人朋友不得安宁，不如自主的选择放弃治疗，与家人一起，静静的，平和的告别最后的时光。让生命的最后，闪烁尊严之光，安然的面对死亡。
尊严死，在我们的世俗观念与文化氛围里，还是个刚刚冒芽的新生事物。曙光初现，道路还漫长，行程还艰难。
至少，可以告诉你，尊严死，与我们的世俗人伦相悖，需要付出难以预料的成本，甚至可能还要承担非常麻烦没必要的法律风险。听我女婿说过《我不是杀人犯》（［法］弗雷德里克·肖索依著，三联出版），说的就是关于尊严死（安乐死）这样的一个故事。
尊严死，临终关怀，当然还包括今后必然需要面临的安乐死，一定会形影相随的在是与非的争论中喋喋不休。
尊严死，最后的定义，有人能给出吗？等同于自由的选择呢，还是离开了医院抢救的死亡？临终关怀与见死不救的边界，谁又能分毫不差的划出来呢？安乐死，如何确定死亡决择人的意识当下的清醒与否？由谁来确认，是专门的机构，还是决择人本身？更何况临终关怀本身，社会看法，医疗机构与临终关怀机构的看法就很难得出统一的意见。加上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一种又一种的治疗新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与实施，会在临终关怀、尊严死，与过度治疗、无谓的抢救之间，也许会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
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社会公平，总是悖论式的前行。
不管是哪个国家，是什么社会，医疗服务总投入与总设施，相对有限。
医疗的社会公平，与伦理道德的关怀，时刻充满矛盾。
像我这样的老干，得的又是第二次的晚期肺癌，社会已经给了我一份优待，一般人无法享受的优待。
假使没有这份的优待，我真的可能选择放弃。正是因为有这份的全额报销的优待，生命是党的，是国家的，是革命的，所以才有份用党的，用国家的，用革命的钱的理所当然。
我的内心也极度的矛盾，平日里连自来水都舍不得多用一滴，如今倒是如此的慷慨。人啊，面对只有一回的生命，难免百感交集。
写于2012年2月，修改于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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