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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恋爱与婚姻观，作为学者有关自己深层的看法。当不是那种世俗的见一爱一，从一而终的纯粹式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世俗的活着，老老实实的遵世俗，随大流。与表妹的缘分未到，终成些许的罪意。而后来经人介绍，“最后成亲结缡的却是萍水相逢的隔村的女孩，名唤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在我一生的写作中多得贤妻淑仁之助，因条件不佳，辛苦备至，其功不可泯没。”（Ｐ１１１）看来，周老先生的恋爱与婚姻，与那种书中所倡导的自由与浪漫，存在着些许的距离。好在，生活的全部，对于学者来说，更多的份量在于治学。
周汝昌，具有先天的治学优势。“我自幼‘智商’不低，记忆力超群。‘过目成诵’，简单的能做到到一半多，难的可到三四之一。如一篇《滕王阁序》，默读三遍即可背下来（虽不巩固）。”（Ｐ１０）先天的学力，特别是记忆，在人的一生中，实在是起到难以预料的作用。周汝昌的记忆如此，钱钟书的记忆如此，陈寅恪的记忆更是如此。
记忆，年轻时，曾经专门关注过一些的人。多数是先天的。他们，看书，听事，只一遍，就能说出原委。也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我任党校副校长时，曾批评过一位党校的年轻老师。听了她的课，简直就是照本宣科，背书一样。她的回答让我诧异，她说书读过一遍后，过目成诵，忘不了。下面坐的都是领导，都比我的水平高，我确实在照本宣科。记忆这东西，想要的，得不了。不想要的，刻意的还真去不了。
年轻时，曾用日本人写的一本记忆术中的方法，训练过一阵。还别说，在非逻辑关系的记忆方面，真的管用。这个能力，后来运用到工作上，得宜不少。比如，台上作报告，无稿子的讲话，可以用记忆术，起到提纲挈领的提醒作用。
一个人的成功，记忆的功用可能起着至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作用。记忆，帮助人用最少的时间去学习别人（包括古往今来的前人和知识），帮助人固有的台阶上脱颖而出。周汝昌，并不是贵族式和文化式的家庭出生，可他的记忆力，帮助他成了学霸。他在上学的道路上，读书非常厉害，一直是名列前茅。到南开后，才不孜孜以求的以分取胜。“一到南开，立刻不同－－在觉民，我这个‘门门一百分’的‘铁定第一’（大考列榜，总分平均分数九十八、九十九，没有低于九十七过），只是个规规矩矩的老实学生，也几乎是个‘小老头’，一入南开，少年的精神这才很快焕发出来，变了样子。”（Ｐ８８）
人的治学与其他事业的成功，除了先天的记忆，当然还需要用心。用心，不光只会刻苦，更需要悟性与创新。周汝昌先生在自序中说：“书呆子的真定义不是‘只会抱书本’、‘纸上谈兵’，不是这个意思，是他的事事‘看不开’、‘想不通’，人家早已明白奥妙、一笑置之的事，他却十分认真地争执、计较－－还自以为是立德立功立言。”这里虽然说的是读书与治学及学术方面的事，可扩开来看，是要教人入得书去，出得书来。看不开与想不通，其实不是书与书，理与理的问题，而是自己读书识理，能不能消化及融会贯通的问题。
一个人成大事，要知书达理。但比知书达理更重要的是不被知识与道理所束缚，进得知识里去，出得知识中来。进得道理中去，出得道理中来。这才是自由的通达境界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对那些顶尖人物而言，最讲理者，都是些大道理的破坏人。不“犯大规”，不得大成。这叫做，不破不立。
就学术而言，从信而入，依不信而出，在信与不信中，说出自己的独立话语，东也有理，西也同样有理，从而让自己自由。好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最近读了好几本生平传记，并不上心，包括梭罗与茨威格的。荣格的不错，但主要在所探讨的领域中阐述的多。自己同自己讲老实话，又还对读书比较负责的，周汝昌的这本《天地人我》算是。
一本生平传记，会存在无意识的拔高自己的视点，也会掩饰一些东西，是必然的。周老先生也难免。比如，周老先生的“崇拜”视点，圈在了自己的爱好上，“自顾平生经历，下功夫最多的不出四大方面：一、诗词；二、书法；三、英文；四、红学。”（Ｐ１３７）所以呢，“我崇拜中华文艺史上的‘三圣’：书圣王右军、诗圣杜少陵，稗圣曹雪芹。此外，也顶礼‘二山’：晚唐诗人李义山（商隐）与北宋词人晏小山（几道）。”（《自序》）又如，周老先生的恋爱与爱情及婚姻观是开放与广袤的，而自己的婚姻却是囿于小圈圈以内的。在新旧社会的交替间，他对自己的评价诙谐实在：“我不新不旧，又新又旧。我不土不洋，又土又洋。”（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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