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２０１９年四期《读书》，我想说的一句话：寻求精神上的那声召唤。
读书，其实就是不让灵魂堕落，努力寻找向上攀爬的那一声召唤。
有的时候，甚至是好些的时候，曾经的那些召唤，再回首的时候，已经是将信将疑。
从整个读行的历程看，那声的召唤已经留存身后，可依旧风染衣襟，带着些许的儒气与书香。
读２０１９年四期《读书》，不得不从曹钦的《安·兰德身上的悖论》这篇说起。
作者介绍，“最近两年，安·兰德的名字频频出现，大有占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当年的地位、成为自由市场理念在中国新代言人的趋势。听说她的小说《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销量仅次于《圣经》。”（Ｐ４３）
读这篇文章，第一个需求，得找她的这两本小说看看。老实说，读这篇文章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安·兰德，俄裔美国人，２０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边读边想，这个安兰德，是不是也是个犹太人。在百度中找了，还真的是。
安·兰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四个女儿中的长女。
为什么会想到安·兰德是个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有个犹太人的世界。读完《安·兰德身上的悖论》发现她的世界，是犹太人的世界。这点与汉娜阿伦特与苏珊·桑格塔很像。
我一直以为犹太人，定然有个犹太人的地下链条，是金钱的，是商业的，是结社的，是政治的，更是结社的。好多的历史中的大人物，说不定，就是这个犹太人链条中的一环。我甚至怀疑特郎普，也是这个神秘的犹太人地下链条中的一环。犹太人，太厉害了！打不死，灭不掉的一个到哪个地方，都可以重要发芽，成长壮大的民族。
犹太人的世界，是崇拜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世界。他们的商业帝国的基础，基础是私有制。去了美国的犹太人，绝大多数认为是找到了理想的天堂。
人说，兰德的精神很好的代表了美国精神。兰德，是厌恶与极力反对乔治·奥威尔的《１９８４》与《动物庄园》式的集体社会的。精心的将自由主义乔装打扮成时代的弄潮儿。
不想在这里就这篇文章说更多的话。集体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好，自由主义的悖论与罢，哪天去图书馆找她的原著再说吧。
文章中有段话，我觉得应当摘录下来：“可以通过一个想象的例子，来阐明自由至上主义的分歧。假设有两个国家甲与乙。两国的政府都很好地贯彻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政策。但是，甲国的公民中包含了大量并不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哲学的人，比如托洛茨基主义者、保守的基督徒心脏激进环保主义者。这些人并不谋求改变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但会在私人及社团生活中实践自己的理念。而在乙国中，所有的公民都是兰德可思想的信奉者，都秉持某种高度个人主义的理念。他们不仅拥护政府的放任自由式经济政策，而且在各自的私人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也会拒绝一切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政治哲学理念，这两个国家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它们的政府在同等程度上满足了正义的要求。然而，从兰德及其门徒的角度来看，乙国明显要优越于甲国，因为乙国中的人持有更加道德、更加高贵的信念。”（Ｐ４９）
很有意思的一段话，悖论不言自现！
犹太人，怀着极其细微的恐惧本能，在集体的无意识中，悄然的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建筑一张地下大网，那就是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天然正当与合理性的私有制大网。
非常搞笑的是，去捅破这张由来已久的大网的人，也是犹太人的马克思。
读了文明超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这篇文章的话语重心在“治理”上。
如何解释“治理”概念及理论在中国的兴起？文章从青年学者李泉博士的英文版著作《治理思想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开说，把“治理”的话语核心，有意无意的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联系起来。
作者把“治理”的话语，放在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中进行分析。官方的话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而在不少的学者中，认识这是由中国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孰是孰非？好像站那边，都有点道理。
作者当然也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边。但也客观的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带来了中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介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问题。作者以为，“因此在改革的后期，即作者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巩固阶段’，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任务，尝试在维持原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同时，重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以及政府的政治合法性。”（Ｐ１１２）
书生意气啊，什么都从书本中看问题，分析问题。得了鸡毛，当得令箭。
也有学者有认为，中国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中，着重于市场化与私有化的领域，而忽视或“遮蔽”了改革过程中得以保留的“社会主义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市场化、私有化政策的过分扩张，因此很难被包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中。”（Ｐ１１４）如今成天所说的不忘初衷，是不是建设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从总体意义的理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
文章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建立在‘党政体制’基础上的国家政府确实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引擎’，它通过资源与权力的集中控制不断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Ｐ１１５）改革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这就是有中国特色东方政治力的形成过程。而那些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只是在理论解释不了实践时，贴在理论上面的一块膏药。
“改革导致了更复杂的改革”，这话说得好。我们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路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道理过程中，我们不再执着在意识形态的边界中作纯粹的实践。我们在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领域，还达不到社会主义公民所需要整体高度之前，并不拒绝人类的共同文明的阶梯与工具。计划是阶梯，市场也是阶梯，计划与市场都是我们前进的工具。
值得警惕与十分高度注意的是，我们所走的路，所经历的过程，可能与曾经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新自由至上主义”相似，但绝不是他们的翻版。我们的道路，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资本主义所走的道路，则是纯粹的以私有制为根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道路。
当然了，如果我们掌控不好，骑上了市场的马儿，一味的跟着老骑手，那将会走着走着，就走进了“挪威的森林”里，出不来了。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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