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今年第７期《读书》杂志，为期杂志的编辑叫好。
估摸存在不同的《读书》编辑组，这些年读下来，编辑的用心与内容选择，以及质量高下不一。
读一期《读书》，对书目在大部分的文章都赶兴趣，近年是比较少的。
封二王蒙与康笑宁的“文墨家常”《楚狂接舆》，不好。画没看相，文也没新趣。
首篇是熊秉元的《李约瑟之谜幕前幕后》。这篇探讨的是李约瑟一九五五年到中国访学时，在演讲中提到他的观察：１７０５年之前，中国经济和科技都超越西方。可是，从此一落千丈，最后是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他很困惑，为什么呢？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呢？读这篇文章，很有咀嚼的劲儿。
紧接着的几篇徐纬光的《军队、战争与国家整合：对晚清至民国的考察》；程龙的《跨文化困境中的燕京大学》；范可的《“边界”无疆》，都是读来有味有劲的文章。
另外，自己觉得是重头的文章，邢承吉的《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视角独特，分析带劲。主要讨论的是美国城乡悖论问题。
城乡问题，离开美国，其他国家，其实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样的悖论。
文章提出：“究竟哪一种模式更能缔造幸福生活，是城市，还是乡村？美国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一定选择乡村这个选项，而我们‘北上广深’的城市精英们听到‘乡下’这个选项则会摇头皱眉。”
读这篇文章，想到自己一直有反都市的倾向，反都市的对田野的虹吸效应，反对都市对田野无尽的掠夺。
我是一直不愿意把户口迁到广州，长住生活。如今迁了过来，内心也是不愿意的。只不过在现实的生活现状之下，作出必要的妥协罢了。
如果，可以自愿选择，我选择家乡，选择一个山清水秀的农村，选择去西藏身体能够适应的地方长住那么一段时间，而后又重新出发，到乡野的某个栖息处……驾车、骑车、散步、拍照、游泳，点一盏小灯，让光芒照亮一块自己自由领地。
城市是复印机与压模机，把活生生的人，变得模块化，把千变万化的欲望，挤压成钱权的张望。乡村与田野，才更适合孤独的散步，个性的伸张。
都市里服从秩序，抢占潜规则动用的有利高地。乡村田野，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散漫的慵懒。
都市是地球上的吸盘与吸管，贪婪的吸吮着世界的资源与财富。
曾经在看美国“９·１１”事件时，虽然我们都把这个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其实，从根性上说，是田野对都市的战争。
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是坐飞机，住下看，我内心深处，都会以为都市，是地球上的伤疤，或者是伤痂。
作者指出：“美国人身上体现出相似的矛盾性。我身边的纽约客们都深受着纽约，离开热闹繁华的百老汇街区，就好像缺了什么。另一方面，美国有的是视野开阔的大农村，只要我不在纽约，去一个别的什么地方，在那里遇到的美国人，十有八九可能都不怎么喜欢纽约。”（Ｐ６３）“不论是杰斐逊还是他两百年后的邻居海伦，都深深迷恋乡村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不断神话与农村乡土相关的一切，将自然权利、民主对自由的理想、对理想生活的期待统统赋予乡土之上。”（Ｐ６４）
读了邢承吉《改革的年代与“分裂的美国”》，期待读这篇文章推介的《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埃里克·方纳著）与《民粹主义者的视野》（查尔斯·波斯特著）。
这期张瀚墨的《黄仁宇和他的中国大历史》读得比较重比较细。好些的观念，是属于退步观察与思量的。“在黄仁宇看来，对意识形态的问题过度强调和强大的‘伪装能力’，让庞大的官僚管理将无法解决的问题变成了美学和神学问题，而不是其实质的经济或社会问题，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传统的治国之道带上了半宗教性质，也就无法形成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金融系统为中心的数目字管理。”（Ｐ７６）
作者却是这样评介黄仁宇的。“当他将中国社会的问题归罪于官僚集团管理国家模式的弊端，他是站在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立场上为解决中国问题寻找答案的。正因此，他找到的答案并不出人意料：在他看来，与传统中国的官僚管理体制相比，资本主义数字化管理方式更高效，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前途也就明朗了。如果黄仁宇能活到今天，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欢欣鼓舞。而我最担心的是，全世界的富人联合起来，用他们的资本对全世界进行肆意的掠夺，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日新月异的电子技术为资本的扩张提供了便利，从而使资本超越国界、超越地缘政治而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为可能。而促成这种可能性最本质的条件，就是黄仁宇在其大历史观念中强调的数目字管理方式。在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个人被抽象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可以被搜集、被摇控、被编辑，而人与人、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就在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中被消灭掉了。”（Ｐ８０）
好好的读上面这段文字吧，来回读几篇。便可以从中体会到扑面而来的数字化时代的把双刃剑，在将来会如何的影响我们的生活。
这本《读书》，顺流而下的每篇都很好的读了。读来有趣，读来过瘾。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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