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１０期的《读书》登载了仲伟民的文章《道光皇帝的“关门”外交》。读这篇文章前不久，正好看了电视连续剧《外交风云》，主要介绍的是新中国建国前后的比较大比较有影响的外交事件。观看电视剧《外交风云》，重新欣赏与回顾了新中国作为东方巨人站起来，光彩夺目与逆境发展壮大的外交历程。
弱国无外交。读了仲伟民的文章《道光皇帝的“关门”外交》，了解了一些过去不了解的历史脉络与真实细节。
文章介绍：“道光皇帝的三十年（一八二○），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期，正如李鸿章所说，此间所发生的事件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十九世纪上半叶也是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诸多科学发明发生在这个时期，尤其是蒸汽轮船和电气等的发明，大大拉大了世界与中国的距离。面对前所未有的海外强敌，清朝原来那套怀柔和远交近攻的策略完全不起作用了。”（Ｐ１４７）“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道光皇帝对外部世界同样一无所知，可他又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异域世界对‘天朝’的威胁，这是他不遗余力驱逐欧洲人的主要原因。”（Ｐ１４８）西方世界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开放，与东方的天朝的“小周天”的封闭形成了天然的对立，必然反应到中西关系，特别是中西方的贸易。
冲突关键的年份是一八三三年。由于英国经济出现困难，且受到本土工业革命与自由贸易的影响，通过了一项《特许状法案》，结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对华贸易的独占权。按照作者的说法，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对中西贸易影响巨大（作者不同意将一八四○年定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中英之间，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年中，屡屡发生冲突。英国商人要求开放贸易，而清政府则坚持一口通商且只能通过行商进行交易。双方冲突加剧无法避免。时任两广总督的清朝老臣卢坤，多次要求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失去独占权后，尽快再派“晓事大班”总理中英贸易。
这样的做法，在英国人看来，卢坤代表的是清朝政府，屡屡督促英方派人，被误解为清廷已经改变了以前的对外贸易排斥的态度，转而欢迎英国商人前来贸易。结果，外交大臣派来个他的老朋友威廉·约翰·律劳卑为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并约束四条：住广州，保持与中国人友好关系；给中国人的信不要使用威吓性语言；一般情况下不动用武力，也不要向皇家海军求援；不要干预英国私商非法鸦片贸易。这个律劳卑有点独来独往，在没有通知两广总督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广州城，且不按照中国的递交文书的惯例行事。这下惹火了两广总督卢坤。他认为律劳卑严重触犯了大清国的法律。连下两条命令，勒令律劳卑马上离开广州，否则将他严厉惩罚，甚至可能处以极刑！而律劳卑呢，对这样的做法感到莫名其妙，也大为光火。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被译为“劳卑”，是“辛劳卑微之人”的意思后，更是感觉自己的荣誉与大英国都受到了侮辱。相互的误解与不退让，最后酿成了实际冲突，一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
文章用较多的史实与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的封闭政策，造就了封建固有的思维模式。西方世界正进行着划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天朝“雄狮”却依然睡梦之中。
随着世界的形势变化，在英国人看来面对面的谈判是解决贸易争端的最好办法，他们认为这是全世界的通则。可是，这个通则在“小周天”的大清帝国面前却行不通。英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见到清朝官员这么难？
仲伟民在以贸易为争端线索分析鸦片战争的不可避免，同时也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更是传统与近代文化及文明的冲突的结果。
更有意思的是只要英国人在广东沿海一带活动，道光皇帝就尽可能置之不理。甚至英国人还待在珠江口，道光帝听说已经达成和解协议之后，便马上消减军费，解散武装，沿海地方官员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乡勇，一概解甲归田。
仲伟民的文章《道光皇帝的“关门”外交》一文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从来都应该有国际视野。处理自己的问题，也应当与国际发展形势联系起来，与将来的发展联系起来，要有长远的眼光与战略的胸怀。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５日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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