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够“鱼皮花生”的日子

我想，很多人谈起自己的大学时光，记得最清楚的有三件——恋爱，吃饭，旷课。学校不同，学生不同，三件事可能不尽相同，然而“吃饭”一件，是绝对都有的。

1994年11月14日下午，从十多里地之外的军训基地回来，天空飘起了雪花。我们宿舍八个趴在拉行李的大卡车上，看雪花从天而降。告别艰苦训练吃不好饭的军训，不用徒步返校的幸福，彻底将我们击垮，再背那句“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们几乎要喜极而泣。

聊城师范学院，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军训基地最多吃过四个馒头，二班一个李冲锋（好友“卧叔公”）据说吃一胳膊，即将手臂伸直，把馒头一字排开于其上，挨个吃下去，还要吃上半搪瓷缸菜和掺了菜汤的稀饭。第一次感到饿，也是在那个时候。刚回学校那几天宿舍老五晚上嚼着咸菜喝半缸子开水才能安然入睡。

老三家境好像富裕些，饭后一直在嚼东西吃。那是小卖部买来的“鱼皮花生”。这个酥脆的东西虽然已非当年日本人掺上鱼皮胶做的，但经居住厦门的台湾人手工仿制，仍然叫做“鱼皮花生”。花生已经很香，白糖、淀粉再做了皮子，我一直没有吃够。

日子并不会因为军训结束就饱暖奢华起来，它不是一个时间阶段的事，而是拥有相同日子的人手里谁更有钱和饭票。现在想想，宿舍老三多半因为馋得厉害才铤而走险去偷隔壁的饭票。我相信，是几十块钱断送了一个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而不是道德问题。

母亲来看我了。

她在一所大学的女生宿舍楼值班，周末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学校，为了晚上回去还有一块五毛钱的值班费。母亲来的时候大一军训刚结束，她带来一大包吃的，我偷偷留下一些，剩下的宿舍里一分就没了。

我和母亲去西门“高唐豆腐脑”摊吃饭。她开始坐我对面，盯着我的脸看，后来和我坐一排，摸摸我的我的脸说，瘦了这么多啊。又问我是不是抽血了。我一愣，没听懂，但以为是说的入学体检之事，便随口说抽了。母亲大吃一惊的样子，叹了口气。北方人称呼“豆腐脑”不说“豆花”，我总觉得不仅没有烟花三月的清新美好，还带有些肝脑涂地的悲凉。

母亲多给我留下一百块钱就走了。她一个月有一百多块钱工资，我一个月一百五十块钱生活费就够了。这一辈子，母亲一直倾其所有，把能给我的都给我了，包括钱。

后来大三，母亲又来看过我一次。回去的时候下了雪，到家已经晚上十一点多，喝了姜汤还是没驱散寒气，感冒了好多天。

工作后，母亲又问我，“那回抽了你多少血？”我又一愣，说体检能抽多少啊，就比划给她看。母亲长吁一口气。原来，她年轻时听说犯人刚入监狱都会被抽血无偿给国家，她在大学里看新生入校都要抽血，以为我在遥远的地方一定也遭遇了不测，所以花了八块钱路费去学校探望。

我理解母亲心疼儿子的心，也心疼她在艰苦里百折不挠的坚韧。贫瘠的岁月里有亲人探望，也是美满的。

人表达的永远不是他所说的内容，而是渴望被理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