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一个秋天，我在学校阅览室翻看一本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书屋》杂志。窗外是暖阳，有些红晕的法桐叶子筛落了斑斑点点的光。一小株吊兰在半截矿泉水瓶里呼吸着午后慵懒的书香。阅览室的李老师在写字，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和一杯绿茶静静陪着。有一角风偷偷从窗户缝隙里吹过来，她就拿过两个通红的山楂，压住想要抬头看窗外的毛边纸。
时隔18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宋益乔”！他是我在聊城师范学院上学时的现代文学老师。
我记得宋老师面容清秀，上课时站得笔直，扣子系到领口，语言和缓，时露微笑。我的老师该是民国时期一位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
这么温柔的一个人居然遭到了南京师大一个叫王彬彬的“攻击”！我怒向刀丛，小诗未曾觅得，给恩师写了一封信，寄到我的母校聊城师院。措辞激烈，委屈满纸。
老师后来回了信，安慰了我，叫我不要着恼，说这种事是常有的，只要去找；还说清浊自辩，且听他去。我也只能“且听他去”，时光就像那一小株吊兰，即使在慵懒的光里，也可以改变。
2006年，聊城师范学院已经更名为“聊城大学”，这一年，我的母校却卷入一场“高校最豪华校门事件”，上学时我们中文系的书记刘树山此时作为校长接受着各方媒体的质询——你们这“齐鲁第一门”怎么花的8000万造就的恢弘气势？我不知就里，但心里抵制着有关母校的传闻。
2009年回聊师同学小聚，特地去校门口走了一遭，没感觉出网上所传的如长城般的庞大绵长，只是觉得大家对高校高等教育的关注把我的母校压得喘不过气，这座鲁西北唯一的高校竟然以这样的方式被世人关注起来，像一位田间劳作的老母亲偶尔簪花于发却惹来关涉风骚的谩骂。
十八年后再见《书屋》，我在阅览室里陪学生读书。读到一篇佛经中陀山鹦鹉的故事：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翼，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桌上的砚台，静静地躺着，宠着她怀里的墨汁。宋老师那封回信好像找不到了，也许可以找到。
2018，我大学毕业20年了，那些听着那英王菲的《相约98》离开校园各奔东西的人，一定还记得北门的胡辣汤、金屋书斋，西门的呱嗒、豆腐脑。出其东门，缓缓流淌的徒骇河，河边的大杨树。1、2食堂的女生和风骚的伙房小伙儿，3、4食堂两毛钱一个的菜包子和清一色的男生蹲着喝稀饭。中文系的六号男生宿舍，破败而忧伤；女生的一二号宿舍在三十米开外的北面模糊难辨，每个躁动的夜晚，都脉脉远望。
王寿兰老师故去了，他的衣领也扣着最上面的扣子，外国文学课上里，他说俄国人骂人用“公鹅”；幸好王世舜老师讲《庄子》，否则如何熬过文革期间整天担玻璃碴子的日子，上学时已经50多岁的他，今年也要70多了；李宗念老师留着两撇胡子，我常想书法课若没了毛笔，他可以拔了胡子给学生用，称之为“念毫”；最不喜欢现代汉语课，仇立群老师号称“神捕”，我曾挂科于此。隐隐感觉像余秋雨；先秦文学本该很有气势，但王文清老师讲起来一口聊城腔，实在提不起精神，若假以时日，跟普通话老师曹桑学习一下，则大善矣；卖书给我们的除了王老师还有明清文学老师刘中光老师，喜欢上明清小说也是刘老师讲得好，老人好像没有牙齿，但说话一字一顿，像枯瘦的铁丝，挥舞空中，丝丝作响；唐宋文学老师已经不记得名姓，高高大大，不苟言笑，络腮胡子刮得很不认真；美学和文艺理论老师印象也不深，但二人中应该有一位名字里带个“勤”，另一位嗓音奇特。
1998年，我工作后，同事里正有一位94年的同门，知道是大学校友，她兴奋地告诉我，我们的辅导员是同一位——钟美兰老师。94年送走她们，钟老师接了我们这一级，四个班，一百六十多个学生，当时钟老师已经60多岁了。大学同学胡君常提起一件让他感慨万分的事。钟老师在我们军训期间，始终跟训，晚上政治学习后她在昏黄的电灯下面批改我们的学习笔记。银发蓬蓬，眼镜推到上面，眼睛离纸页极近，不时擦擦鼻涕。感冒好了，开始教我们“黄河大合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黄河大合唱”不只是《保卫黄河》，还有《黄河船夫曲》、《黄水谣》、《黄河颂》……
军训结束，回到学校，女生们开始跟着她跳健美操了。在我班男生和其他院系同学早操之前，钟老师和我班女生无疑是中文系乃至全校的一道风景。现在想来，这健美操应该是广场舞。整整四年，风雨无阻。
工作后，最常想起的就是钟老师。09年回去，只见到了她。又是十年过去了，钟老师，应当无恙。
2018来了，我们毕业20年；聊师，应当无恙。
聊师，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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