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之梦
汤礼春
从小我就渴望能住上好房
1953年，我出生在武汉。从小我就渴望能住上好房，然而却一直未能如愿，一直饱受着破房、危房、差房的苦恼。小时候，我虽生活于大城市那洋楼林立之中，然因父母都是一家食品厂的工人，没有资格分房，全家八口人只能栖身于洋楼后面那巷子里的破板皮房，且只有二十几平米，我们兄弟4个只能挤在一张小床上。那些住在洋楼上面的孩子无聊之际，常神气地将石块乒乒乓乓地扔在我家那矮小的屋顶，那黑布瓦便发出清脆的呻吟，于是一到下大雨，家里的盆罐坛桶全都派上了一个用场，接天水。特别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夜半骤然降雨，全家都像在灾难面前惶恐茫然的小动物，慌乱一团，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雨水淋湿了我童年孱弱的心田。我渴望着长大后能住上好房。带着这个生活的希翼 ，我十六岁就走出家门，下到农村，开始走向生活，寻找着能住上好房的日子。在农村，我们七个知青挤在一间草棚里，除了能摆几张床，什么都没有，什么也摆不下。由此1970年，我才17岁，就报名进了一家三线工厂。
三线工厂住宿的艰苦
1970年的夏天，我们这一百多个从农村招工出来的武汉知青，在武昌火车站乘车前往光化县。从武汉到光化县仅400公里，可我们整整坐了13个小时的火车，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才到达了光化县。水泥厂已派几辆 大卡车在车站等候，我们一出站 就被装上大卡车，穿过县城狭窄弯曲的街道，驰上了汉丹公路，又开了十余里，终于到达了水泥厂。大卡车把我们拖到厂生活区一座简易的芦席棚前。接待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指着芦席棚说：这是厂区食堂，下去吃饭。我们排队进了芦席棚里，每个人发了两个馍和一小碗菜。我们是武汉人，都是吃米饭长大。本来吃馍都不习惯，再加上发的馍粘牙齿（后来听说那年当地收麦子时正逢连阴雨，麦子浸泡在水里都发芽了，所以磨出来的面粉蒸出来的馍粘牙），十分难吃。加上一点蔬菜像水煮般，我们大都只啃两口馍就难以下咽了。午饭没吃饱，工作人员就叫我们男生全部上大卡车。说把我们分配到了矿山，就这样，我们连厂区是个什么样子都没看到，就被拖到了六十余里外的矿山。
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一百多个知青到厂里后，厂里实在找不到一个棚子安置我们，就临时起意，将我们108个男生统统分配到了矿山，因为矿山还有两个半空着的芦席棚。
就这样，又疲惫又饥饿的我们，又乘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矿山。我更倒霉，我和十几个知青分到了那半个芦席棚里。何谓半个，是因为那芦席棚只盖了一半，有两面通风，地上则还是杂草乱石丛生。我们到后，临时在地上铺了张芦席，叫我们就睡在地上，当时正值盛夏，芦席棚子又暴晒在不长树的山上，所以，虽说棚里两面透风，但依然十分闷热。没有电，摸着黑睡了一夜，早上起来，才发现水也没有，要到一里路外的一个山溪沟里去洗脸刷牙。洗脸刷牙后，又告知我们到山下食堂吃早餐。我们又顺着山势下到一里外的一个小村庄，厂里在那里借了一间民房当食堂。
一转眼，秋天到了，严冬即将到来。我们看到军代表单独住在一个很严实的小木屋里，睡在高高的木板床上，我们又生出了些许不满，向军代表又一次请愿，说现在天气凉了，我们再不能睡在乱石丛生的地上了，应该给我们发张床了，免得我们得关节炎、风湿病。面对在高压之下我们居然还提出要求，这大慨是阎代表没想到的，他更没有物质上的准备和考虑，他在大会上冷冷地宣布：要我们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不怕艰苦，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要我们自己上山挥大捶砸石头，用砸下的青石垒出一张床来。可怜的我们那时就没有想到：既使是石头床那还是没有温暖的。我们还是只有乖乖地照阎代表号召的那样上山砸石头。我们每天面对苍穹和青山挥汗如雨，经过一个月艰苦卓绝的抡大捶和搬石头，当雪花纷纷扬扬来临时，我们总算在芦席棚里垒起一长溜半人高的石头床，我们把被子铺在长通铺的石头床上，相互依偎着，用我们自己的血肉相互温暖。
这样的生活过了大半年，在我们不断的申诉声中，厂指挥部才同意改善我们的生活，把我们一部份人从矿区释放到了厂区。
其实此时的厂区也算不上厂区，只能说是个杂乱无章的大工地。
因为是军人指挥，所以当时我们厂就像打仗，但打的是乱仗。
我们这几十个"知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厂区的。但厂区没有宿舍安排我们，借了当地的一间棉花仓库当我们的宿舍，我们每人领了一张竹床在仓库里一字排开，就像一个大统铺。女生们也和我们同住在一个仓库里，只是当中隔了一层芦席，所以，女生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我们听得一清二楚。最难为情的是一到晚上，女生们就不敢出去上厕所，就在屋内水盆里解决。当女生们小便的哗哗声传来，那边的女生们就纷纷敲起脸盆来掩饰，我们这边男士们则起哄。因芦席棚只有大半截，所以有时男生们无聊，听见隔壁女生们说话，会将臭袜子扔过去，而女生们又将臭袜子扔过来，反反复，几乎每天都上演这臭袜投篮大战。这似乎是我们那时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我们在棉花仓库住了一年后，军代表们莫名奇妙一下撤走了。厂里将我们这批知青分到了各个车间，我被分到机修车间，当了一名电焊工人。厂里又临时突击在厂区修建了一幢单身宿舍，让我们搬了进去。说是宿舍，其实像囚笼，一间十平米的房要放五张床，五个青年小伙子住在里面，除了睡觉，没有一点活动的空间。
住进新修的单身宿钍不久，就有人发现这座四层的红砖房倾斜了。原来当初为了赶造宿舍好安置我们，而忽略了建筑的质量的问题。几百个知青的生命安危，虽然是在那个时代，也不能算小事，厂里赶紧叫我们搬出来，说重新维修后再让我们搬回去，但厂里已经将棉花仓库还给了当地公社，没有地方安置我们，便让我们自己设法寻找安置点，于是大家提着行李箱在厂区到处转悠，寻找能栖身的地方，最后大都是在生产车间的旮旯角落里寻找到一张放床的地方。我则和几个伙伴在翻砂班找到了一处角落放床，睡在床上就能看到翻砂用的小高炉在那里升降。
为结婚我苦求得简易房
1980年，我28岁，女友也有25岁了，我们将结婚摆上了议事日程。可是房子问题却成了我们走上婚姻殿堂最大的障碍。我是1969年从武汉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尔后招工到了远离武汉八百里的一家三线工厂。这是一家新建的水泥厂，厂里百分之八十的职工都是我们这些从农村招来的知识青年，男女比例是七比一，也就是说大部分男青年要到厂外找女性成家。可偏偏厂里又明文规定：厂里分房以女方为主。我们这些在厂外找女性结婚的人是分不到房子的。我的女友在远离我们厂18华里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可笑的是偏偏她们厂又规定：以男方分房为主。现在说起这种规定似乎有点荒唐可笑，没有一点人情，可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住房相当紧张，你就是拿钱也租不到房。
没有房，我们就结不成婚。为了结婚，我这个一惯老实巴交不爱求人的青年，只有硬着头皮撞到县城房管所所长的家里，求他帮我租一间房。所长很同情我的遭遇，但说没有理由为我这个外乡人分房，除非我为他们房产所搞二十吨水泥和十立方木材。这个条件在那个时候对一般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那时的水泥和木材都是要计划指标的。但我似乎看到一丝希望，因为我有一个好友在厂供销科，兴许他能帮得上忙。
也许是老天也同情我，当我找到朋友说明来意时，他恰巧手中有一张刚过期的十立方木材的调拨单，是由一家轴承厂调拨给我们厂里的，可我们厂也可能是不缺这十立方木材，也可能是供销科长忘了这码事，居然让它放过期了。朋友要我拿这张调拨单去轴承厂试试运气。第二天我就乘火车去了那家轴承厂。找到该厂供销科长，我以我们厂供销人员的身份跟他洽谈，也许他还要有求于我们水泥厂，居然答应仍按调拨单拨给我们。我兴匆匆地赶回我们县，来到房管所，叫他们准备好转账单和汽车。第二天我又亲自带着房管所准备好的几辆汽车去轴承厂把木材拖了回来。木材搞到了，水泥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因为现任的厂长担任过我们车间主任。我大着胆子找到他，把为房结婚的实情告诉他，他毫不犹豫地为我特批了20吨水泥。
那时的县房管所是很难得到国家计划调拨的建材物资的。诚然，我给他们弄到的水泥和木材令他们大感意外和惊喜。他们将在城郊新盖的平房分给了我一间半，然说起是新房，其实那简直就是一间简陋的工棚，墙虽是红砖砌的，但里外都没有粉刷，没有顶棚的屋顶盖的却是石棉瓦，就连房间里的地都舍不得用水泥糊一层，至于水、电、排水系统一概没有。
尽管是这样的房，拿到钥匙的当夜，我还是兴奋得睡不着觉。因为我可以和女友结婚了，为了让这个新房能真正成为住房，我和妻子（在房管所许诺给我们房子后，我们就去拿了结婚证）开始辛劳地忙碌着，我们弄来石灰，自己粉墙，我的脚被石灰水都沤出血来了，我也没有感觉到。
接下来我们自己搭顶棚，自己在地上铺水泥，自己联系铺水管、架电线。那正是火热的夏天，为了我们结婚的新居，我和妻子激情似火地干着，等新房总算像个样了，我也累得病了一场。
在我们结婚第二年的夏天，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一出生就感受到了这个房子的"火热气氛"，那正是七月流火的日子，因为屋顶是吸热而不透气的石棉瓦，屋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还在月子中的儿子热得哇哇直哭，妻子和我只有轮番给他摇扇子。妻子更是苦不堪言，她每天热得大汗淋淋，却又不敢洗澡；因为热，她不思饮食，产后本应喝鸡汤补补身子的，却总是因为热而喝不下去。妻子在坐月子期间我天天望着天祈祷下雨，可偏偏那一年，一连四十多天都未下雨，都是高温天气，让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家庭就足实领教了这新房的"厉害"。
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开始会走路、会跑了，我们也就时时刻刻开始担心他的安全。因为我们这座平房都是由各家自己解决的排水系统，所以各家挖的下水沟纵横交错，一不小心就会栽倒沟里，再加上我们这排房紧靠铁路边，翻过铁路就是农民种的菜地和浇菜地的水池粪坑，对不懂事的儿童来说处处都存在着危险（邻居一个儿童就被火车撞死了）。面对这样的居住环境，我不得不开始考虑要改变了。
为改变住房，我调动了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市文化局（县改市）的领导找到我，提出把我调到市文化馆工作，尽管当时水泥厂的工资要比市文化馆高出一大截，但我还是一口就答应下来，因为只有调动工作才有可能改变我的居住环境。
1985年，我离开了辛勤工作了15年，然而却没有一丝分房希望的水泥厂，来到了市文化馆。在文化馆里，我充满热情地工作，呕心沥血地辅导城乡的业余作者，我的工作第一年就被地区文化局评为先进；第二年，我的事迹就被文化部办的杂志《群众文化》以"磁人汤"为题而报道。
由于我深受业余作者的追捧，所以他们纷纷向文化馆的领导反映，希望馆里能在馆内给我安排住房，以便好随时找到我。为了工作，馆里领导腾出了两间小平房，让我们一家搬进文化馆内居住。
文化馆位于城中心地带，又有一个大院子，对于儿子成长的环境来说改善了许多，然而对于家庭居住来说，条件依然很差。我们所住的平房是青砖黑瓦的老房，夏天比较凉爽，但由于不通风阴暗潮湿，蚊虫多得呆一会儿就能咬一身疱；还有那老鼠，十分猖獗，整夜就在顶棚上、床头边蹿来蹿去，撕咬打斗，闹得人整夜都不能安睡。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而且光线暗得大白天都要开灯。总算盼到了开春了，屋里地上就犹如泼了层水，整日都湿漉漉的。一到大晴天，妻子就翻箱倒柜地把衣物都搬出来晾晒，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衣裳霉变坏了。最令人感到不方便的是上厕所，整个文化馆只有一个露天的公共厕所，且不说半夜里上厕所的仓惶和尴尬，有时下大雨时，那厕所里的蛆虫会爬到我们所住的平房中。
居住在这样的房屋中，我依然无怨无悔，依然热情似火地工作。然而进入了九十年代后，我们的心渐渐开始不平衡起来。
我虽获得佷多荣誉，但依旧攺善不了住房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效益好的单位纷纷盖单元房分给职工。眼看着那些身在财政局、银行、电信局等好单位的年轻人就能分到好的住房，而我们这些身在文化馆的小文人不仅看不到改善住房的希望，而且连饭都难以吃饱了。文化馆属于事业单位，工资本应由财政全额拨款，但由于我们市经济条件差，对文化馆所拨的经费上十年都没有一点增加，诚然，僧多粥少，到1994年时，我这个已有25年工龄的文化人只能拿到250元，被人戏称为二百五，因为很多有特长的文化干部纷纷想办法调离了文化馆，只有我还在这块清贫的文化阵地上坚守。然与此同时，我在工作事业上却取得了一些成绩，1987年我就成为省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的人才，1992年获得"全国民间文学编纂奖"、"湖北省民间文学屈原奖一等奖"，1993年被市政府评为"特殊人才"，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我一连几届都被选为市政协委员。
然荣誉再多却改变不了我的生活环境。1995年，我居住了近十年饱受煎熬的老平房终于成为危房，再也难以居住下去了，馆里只有把办公楼的顶层腾了出来，分了一间给我居住。新的居住条件比那老平房改善了一些，不再阴暗潮湿，然而由于是顶层，上面就是水泥板，夏天房间里就像烧开的蒸笼，晚上我们热得都不能睡在床上，只有先用水把水泥地冷却一下，再铺上席子，然后从冰箱里取出大块大块的冰用脸盆盛了放在席子周围，再用两个电扇不停地吹，夏天的每一天每一夜都是那么地难熬，有时我想搞一点创作，然而刚刚在稿纸上写下几行字，手上的汗水就把稿纸打湿了，只有把创作的冲动冷却下来。对于住房的酷热，我们还能忍受，让人难以忍受的是邻居一对六旬夫妻的挑衅和谩骂。
由于我们居住的是办公楼，房里没有水管，只有屋外的走道上有一个水池供我们两家共用。有一次，那对老年夫妻由于洗菜不注意，把下水道堵塞了，那男的就用竹子去捅，结果断了一截在里边，这一来下水道就更堵塞了，三天两头水池里的水就堵得漫了出来。为了疏通水管，我买了拔子，每天就去拔，那男的仗着以前当过副馆长，又有几个如狼似虎的女婿，欺我是个外乡人，蛮不讲理，只要洗菜时水池堵塞了，就对着我家谩骂，说是我们堵塞了下水道，喝令我们去拔通水管。我每次都只有忍气吞声地去把那下水道拔开。他们见我老实可欺，更是有恃无恐，他们的厨房紧挨我的住房，夏天时，他把煤炉子搬到我房门前的走道上来炒菜做饭，让我们热上加热，晚上则把垃圾桶放在我家门前，多少次，那垃圾堆中的臭鱼内脏熏得我们开不了门。我们根本不能跟他们讲理，一开口，他们就骂到我们头上，而且他们还会冷言讽语地说："有本事你们去住好房唦！"因为他们知道我妻子的厂倒闭了，连生活费都发不出，且不说我们在外连房都租不起，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捉襟见肘。
这种憋屈的日子让我们觉得生活太难，我被这种恼人的生活折磨得血压升高、心脏发疼，住了二次医院。如果不赶快改变这种居住环境，我不被折磨死，也会被整疯。
1998年，我被地区市政府评为"党外人士岗位建功立业标兵"，并被选为地区市级人大代表，提拔为文化局文艺创作室主任，然这一点也无助于我居住环境的改变。有一次，我听说局里的居住楼腾出了一套房，我赶紧找到局长，诉说我和邻居家的矛盾和痛苦，要求把那套房子分给我。局长表面上答应，却暗中做手脚，将房分给了她尚未结婚的外甥，并冠冕堂皇地告诉我：这个决定是经过局党组织研究决定的。
为改善住房，外出打工
残酷的现实让我痛定思痛，不离开我热爱的这块群众文化阵地，就永远不能改变我的这种居住环境。于是我在局里办了个停薪留职，和妻子开始外出打工。
1999年，我在武汉一边给个体书商打工，一边在租住的房间里发奋创作，我的一些幽默作品开始在《故事会》等一些知名报刊上发表。2000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来自广州的一个电话，电话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板打来的，说他看了我的作品，很欣赏，想请我去编他们公司新创办的一本幽默杂志，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机遇，我想我现在不能放过任何机遇。第二天，我就乘车赶到了广州，想先去考察看看再说。在与那位老板方总面对面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该公司新创办的幽默杂志是有邮发代号的正规杂志，也很适合我幽默作品的风格，我当即决定接受聘请，在谈到待遇时，我特地谈到我已经47岁了，不能没有家，想把儿子和妻子都带到广州来一起生活，方总立即表示，将我的妻儿都安排在公司工作，并许诺给我每个月600元的住房补贴，让我们租个好一点的房住。
2000年的9月，我们全家都来到了广州，开始了我们一家新的生活，我们在一个有花园的小区租了一套二室一厅的单元房，尽管这套房子仅仅是简单装修，在广州人眼中是较低档的，但却是我这一辈子住过的最好最方便的房了，一想到漂泊在外打工所住的房却是我一生中住的最好的房，我就有点啼笑皆非。
为了报答方总对我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将来能有自己的好房，我爆发着热情创造性地工作，在短短二年之内，就将杂志由最初发行的几千份上升到了8万份。
终于实现了好房梦
2002年，我们一家在广州打工仅仅二年后，就有了近十万元的存款。我开始考虑买房了。我托在武汉的亲人帮我花七万元在中心城区买了一套二室一厅72平方米的二手房。这样，我首先解决了我们将来回到家乡后安居的后顾之忧。
到了2004年，打工4年已磨练成熟的儿子开始了独立创业，我们决定全家搬回我的故乡武汉生活。
在武汉，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单元房，但刚刚住下来，就已经不满足了，我们想要住新房、好房、更宽敞环境更好的房。
就在我们在武汉到处看新楼盘期间，有一天，妹妹接我到她的新居去玩，她的新居座落在武汉开发区的一个花园小区，当我一来到开发区，顿时满眼悦色，宽敞整洁，绿树成荫而又行人廖廖的大道，大道两边成片成片的绿草红花，随风吹来一阵阵清新的气息和花香，还有那湖水、喷泉、假山；开发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绿化得让人心赞，每一个小区的环境都美得让人神往，整个开发区就像一个大花园。住在这种环境优美的地方尤如住进了天堂。我当即决定：就在这里买房。再一问房价，这里的房价比中心城区要便宜一半。我大为惊喜，因为据我所知，这种环境优美、生活设施又十分到位的近郊住房，若在欧美，价格甚至会比中心城区还贵。
2005年初春，尽管武汉的房价开始迅速升涨，我还是当机立断，将原来七万元买的二手房以15万元的价格卖出，然后在开发区的一个花园小区买了一套四室二厅二卫152平方米的新房，并花了十万元来装修。
现在，我不仅真正安居了，而且可以称得上是美居、乐居了。每天早晨，我会沿着幽雅的大道到武汉体育中心去健身，一路上空气清新，风景如画，处处花香扑鼻，鸟声悦耳。回到住处，每当写作精疲或需要构思时，我会在楼下的花园里漫步小憩，这里绿树婆娑，四时有花。初春时节，迎春花的枝条摇曳着鹅黄的花朵送别梅花的隐去，召唤着其它花朵的绽放，在她的召唤中，桃花、梨花、杜鹃花、牡丹，还有日本樱花竞相开放，在百花开得正热闹时候，含笑悄然吐出芬香，在含笑浓香的刺激下，桔子、柚子也绽苞吐香了，连沿着房屋墙边的一排排樟树，也按捺不住，在绿衣中露出碎花，随风送来阵阵幽香，当初夏靓丽的阳光开始普照小区时，鸽子树、玉兰树、大叶栀子就大方地显露出如鸽子般的花苞，像随风飞舞的精灵，逗得从南国移来的棕榈树也捧出了一棒米黄的花穗。接下来，石榴花以她那火红浪漫的色彩召示着火热季节的来临，小区里的各种植物更是浓翠欲滴，像千万把扇子，扇着风，给我们的身心莫大的抚慰。渐渐，青绿丛中，显示出枇杷果的金黄，桔子的暗红，柚子则像变戏法般从乒乓球般大猛地吹成了篮球般大，沉甸甸地挂在枝头，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造化，而这时最令人心醉的是那无处不渗透的桂花香，即使你躺在家中的床上，那浓烈的花香也会钻到你的鼻孔，让你甜美的入睡。不仅是在我们小区，整个开发区都沉浸在浓烈的桂花香中，让你走到哪都感受到生活的芬芳，让你回味良久……
每一个到我家的亲友都会赞叹我的住房，都会赞美这里幽雅的环境，都会由衷地夸奖我买房的眼光和决策。
现在，当我在宽敞明亮的书房铺开稿纸写这篇文章时，回首我大半生追求安居的往事，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允许人才流动，我怎么会有安居美居的今天！我赞美改革开放就如同赞美这小区的花园！
第二届“作家平台”创作大赛征文启事
第二届“作家平台”创作大赛自2017年11月1日起开展，体裁为散文、诗歌，内容不限，每篇文章字数在一万字内，每首诗在80行内，作品要求原创首发。可多篇文章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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