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者：吴菲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想起孩子们是“初升的太阳”，自然想起教师是“已升起一段时间”，或者“正慢慢偏西的太阳”。我脑子里突然呈现出一幅奇特的画面：学生在东边地平线上奋力往上升，教师在天空的当中慢慢转向西边。
显然，在“天空中”教师和学生是处于不同位置的，而此时，如果天空中有一道彩虹，那么，教师和学生的观察位置是不同的。彩虹是由太阳光射到空中的水滴上，光线发生折射和反射，再射到观察者的眼中形成的。所以，不同角度看到彩虹不一样，甚至于有些角度会看不到彩虹。
作为教师，你在“天空”的这头，孩子们在“天空”的那头，正如在课堂上，你在讲台之上，学生在讲台之下。因不同的位置，看到问题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是否想过试着“转回半个天空”，去看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彩虹”？或者说，我们是否愿意在新的教育形势下，适当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一、转回去，你发现“那时候，我也这么想”
吴非先生在《要了解学生的“想”》一文中，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孩子从外面跑回家，告诉父母：“刚才街上有匹马倒下了，人们都在喊‘找兽医！快去找兽医！’后来，兽医来了，可是，兽医是个人！”听了这个故事，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觉得这个小孩可爱，还是可笑？吴非先生这样感叹：“此前孩子为什么认为‘兽医不会是人’，是他没接触过兽医，也可能是读童话读多了，以为马生病会有‘马医生’，鱼生病了得找‘鱼医生’，他就是这样类推的。我不得不惊叹：这孩子在发现‘兽医是个人’之前，他的世界多么奇特、美妙！”
但有时我们似乎并不理解孩子美妙奇特的世界，在学科学习的过程，出现一些类似的问题你就会叹息，甚至于恼怒：怎么会这样！这样的问题都会答错！比如，学生始终不能理解“1牛的水可以产生大于1牛的浮力”这个结论，不能认同长在地下的藕是茎而不是根，也弄不清为什么可以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一个分子，也可以两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构成一个分子，却不能一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一个分子。当你一遍一遍重复过水分子的构成之后，还是看到学生把水分子写成“HO”交上来，你是什么反应呢？我一定叹息过：唉，讲过N遍了，还是错。如果错者众多，必定还会在班里大为光火地责问：“你们上课到底有没有听？”却并不去多想为什么“还是错”。吴非先生却说：“我竭力推想一个儿童的推理逻辑和他的世界。因为常想起这个故事，我对儿童的讲述总很有耐心，我期待从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发现好的语文。”
不得不说吴非先生给了我们启示。我尝试问学生，为什么觉得“1牛的水不能产生大于1牛的力？”学生有理有据地说：“因为根据‘阿基米德定律’，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力。而现在水总共是1牛，怎么可以排开大于1牛的水呢？”他这么一说，你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帮助我们在教学中突破难点。这时候你就“退回”到他的位置，从他的角度发现了与你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你这个时候这样说：“那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实验来验证一下。”先用实验让他看到事实真象，再解释“排开的水”的意思，学生就会恍然大悟。
我曾经任教过的一所农村学校的校长这样对学生说：“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根本就不识时钟，你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到时钟，时间都是听广播播报的。所以，你们现在都比跟你们同龄时的我有知识有文化多了，如果你们现在有什么不懂并不可笑，只要肯学多问，一定能从不懂变懂，因为学知识就与看时钟一样，看多了自然就会了。”一番浅显易懂的话，也让我这个老师明白：处于学生这个年龄时，有些问题也许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师之所以对某些知识的理解上比学生更透彻，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教学积累的，学生是初学者，你以一个“熟练工”的眼光去看，有时就会觉得学生“不可思议”。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和没有达成公司目标的员工沟通时最常说的话：“我不是来评判你的，我是来帮助你的。”而老师面对学生不也应该是这样吗？当然，你只有“转回”到学生的角度，才能真正去帮助学生，而不是一味指责和批评。
二、转回去，你发现“这一切，可能并不简单”
我们常对学生说“不懂多问”，但有一些学生却不敢问，原因是怕老师说：“这么简单的都不会？”碍于面子就不问了。或许大多数老师并不会这么说，或者说了也是无心之举。不过我们是否应从学生的角度去想一想，一些在我们看来“很简单”的问题，对于学生来说真的简单吗？
我们也时常鼓励学生“上课多举手发言”，但很多同学从来不举手发言，并且年级越高举手的人越少。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种原因是老师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谁来回答一下？”这时候大多数人就不举手，因为怕“简单”的问题答错了丢脸，年级越高的人越怕丢脸。其实有些问题，也是老师自认为简单，从学生的角度理解也许并不简单。所以，如果我们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换种问法：“这可能不简单，谁愿意试试？”这样问相比前者有两大优势：第一，“不简单”可以激起学生的挑战欲望；第二，学生认为既然“不简单”，答错了也不丢脸。很多学生自然就会举手。我们平时备课强调要“备学生”，“备学生”就要转回到学生的位置去看问题，所以，从学生的角度去设计课堂教学，哪怕是一个提问，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另外，一个班的学生发展并不一致，有些问题对于一部分同学来说比较简单，但对于另外一些学生来说却并不简单，所以当我们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就不多讲了。”也许就忽略了一些同学的感受。吴非先生在《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文中写道：“她知道，这个班上，有几个同学需要一些‘够得着’的提问，他们等待很久了，要想方设法给他们机会。今天这节课上，她看到前排这位男生专注的目光了，她想到也许他在等呢。是时候了，于是，她随机多问了一个相对比较容易的问题。结果太棒了，那位前排男生回答出来了！她微笑着表扬了他，这可是他第一次准确而有创意地回答问题啊！这个随机的提问是否会影响到专家组对她的教学评价，会扣几分，她才不管呢，她只知道要鼓励这个学生，不能让他丧失学生的信心。”这样的老师一定是很有爱心的，她把学生放在心里，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给学生成长的机会，呵护着学生上进的心。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属于学生的课堂，而不是老师“表演”的课堂。
吴非先生后面继续叙述道：“就这么简单吗？故事可能还没有完呢。课还在上，那个前排男生坐在那里，他有些激动：他第一次敢于举手发言，而且是在老师的公开课上啊！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把课上的经历告诉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喜形于色，世上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吗？母亲悄悄背过脸，拭去泪花，只要鼓励孩子努力，就会有进步的，会有的。”
一个简单的、无足轻重的问题，一件发生在课堂上很小的事，也许会改变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这就是不简单。可见老师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是多么重要，也许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在孩子那边却会有想象不到的收获。
这让我想起泰迪的故事，当汤普生夫人看到衣着邋遢，不受同学欢迎的的泰迪时，她只是“很喜欢”在他的卷子上用红笔画一个个红叉。当她看到泰迪的档案资料时，才使她大吃一惊，原来泰迪母亲在他三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给幼小泰迪带来沉重的打击。当泰迪把母亲遗物——少颗水晶石的手链和只剩四分之一的香水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她时，全班同学都在嘲笑他。汤普生夫人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带上手链并在手腕上洒了点香水，全班同学停止了嘲笑。当泰迪对她说“今天你闻起来就像我妈妈一样”时，汤普生夫人独自哭了一个小时。之后，汤普生夫人不再简单地在泰迪的卷子上画红叉，而是特别关注他，鼓励他，泰迪成了她的“宠儿”，最后泰迪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
正是汤普生夫人轻轻地绕到泰迪的身后，看到泰迪真实的世界，才能用最温情的心呵护泰迪幼小的心，用最温柔的姿态陪伴泰迪成长，而成材之后的泰迪也一直认为汤普生夫人是他遇见的最好的老师。
三、转回去，你发现“有时候，可以暂且忘记‘拼搏’”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要“敢于拼搏”，“战胜自我”，所以现在也这样教育学生。但吴非老师在《兴趣是怎样丧失的》一文中这样问学生：“你们要‘和谁拼’，想‘拼什么’？”之后又说：“学习成了‘拼搏’，成了与人作对的斗法，口口声声要‘战胜自我’，还能有‘兴趣’吗？”看了这些话，我不禁思考：难道教育学生要“拼搏”错了吗？我们考前的“百日誓师”，班级墙上贴着的醒目标语，不都是充满正能量，鼓舞着学生的士气吗？我有些困惑。
想起有个学生曾对我说：“我小时候看了很多科普类的书，非常喜欢科学，并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但现在它是一门要考试的科目，我突然就不喜欢了。”我不知道应该是“心痛”还是“心酸”。我们平时用一份一份的试卷磨去了他的兴趣，再一分一分地跟他计较，每次不管他考了几分，都用“你可以考得更好些”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让他“超越自我”。然后，他也许为了“不辜负”你的期望，又埋头去“继续努力”了。此刻我不禁自问：“他真的是很欢喜地去学，还是苦哈哈地熬？”
毕淑敏在《远离那些苦大仇深的人》一文中写道：“一位心理学教授，录取报考她的研究生时，划掉得分最高的学生，取了分数略低的第二名。”为什么呢？这位教授说：“以前，我总是挑选那些得分最高、看起来兢兢业业、学习刻苦、埋头苦干，像鸡啄米一样片刻不闲的学生。在私下里，我称他们为‘苦大仇深型’的学生。但是，成为真正学科才俊的是那样一种人：表面上，他们像狮子一样悠闲，甚至有点漫不经心和懒散，小的成绩并不能鼓励他们，经常得不到称赞。他们的面部表情总是充满孩子般的好奇，洋溢着一种快乐，我称之为‘欢喜型’。‘苦大仇深型’的学习者，主要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追求科学知识给自身带来的优裕。一旦达到目的，对于科学本身的挚爱渐渐蒸发。‘欢喜型’的人边玩边走，兴趣盎然地不断攀登，不会因路边暂时的风景而停下脚步。”
吴非先生在《门门考“优”未必优秀》一文中也说道：“但凡‘学霸’，学习目的很明确，他们不关注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也未必去思考该学科对建构个人知识系统的价值，而只知道这个科目的考试他也要考第一。只有逢考必胜，才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至于他想要的‘一切’究竟是什么，可能根本没有细想过。”
我想吴非先生与那位心理学教授的共同理念是：只有“欢喜型”的学生才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而学，才会一直热爱学习。而“苦大仇深型”的学生，一旦“达到目的”便不愿意学习，甚至于“恨学”，于是有高考后的疯狂撕书，有高分进入名校，却门门挂红灯，最后不得不退学。想起“钱学琛之问”，它到底是高校的责任还是我们基础教育的问题？
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都是值得去思考一下的，我们到底有没有把学生逼成“苦大仇深”？吴非先生说：“‘利益’是扼杀好奇心的第一杀手。”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今教育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不管是逼孩子练钢琴还是读书，“目的”都很明确：考级，考重点。孩子们听得最多的是“拼搏”、“争光”。之前大家都关注到一件特别引人深思的事：林志颖儿子在法国儿童读书活动中成绩遥遥先，却被法国图书馆婉言劝退。工作人员说：“因为你的孩子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想争第一，而不理解内容，没有感觉到读书的乐趣。读书不是比赛，没有功利性，他这样疯狂地读，要是得了第一，会给其他孩子作出不好的榜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中到底有多少人读书是为了享受乐趣呢？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享受读书的乐趣呢？成人总是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并以“过来人”的身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们也顺应了功利，心中暗藏功利。
然而，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又让我们不得不“拼搏”，教育也很难完全抹去功利的色彩。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教师和家长是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前行，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已。但是我们是孩子信赖的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回望一下孩子，去触碰一下他们的目光，然后，将我们的目光稍微放得远一点，让孩子怀揣一点美好的梦想，让孩子有一些自己的“课外”，摒弃“不考不学”的观念。吴非老师在文中曾提到一位学生：“那些内容（欧洲史）是‘不考’的，但他有兴趣，他在分析一些问题时，视角独特，观点犀利，具备其他同学没有的优势。”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在《教师的目光》一文里，吴非老师也提到一个学生能说出校园里90种树木花卉的名称，这也是“不考”的，只是因为有趣。人生中能做点有趣的事，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的呢？
我们承认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但又以同样的标准去衡量每个孩子，让每个孩子都向着成人设定的某个目标，去“努力拼搏”，而有些孩子却“不听话”，所以我们时常感到“别扭”、“不愉快”。那么，有时我们可不可以站到孩子的角度，试着尊崇孩子的内心，让他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让他暂且忘记“拼搏”呢？说不定这样他就能更欢喜地学习，你也不那么“别扭”了。你不逼他像打战一样地去撕杀，也许他的心会更安定，更适合他真正地学习。可能他目前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是只要他留存着一颗爱学的心，总会有他发展的空间，只是时间迟早罢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你放弃了一季庄稼，却可能收获一片树林。”所以，在分数面前，我们可不可以也有这样的教育情怀：站在孩子的身边，拼尽全力维护孩子欢喜的心。
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让心更从容一些，不把课堂当作硝烟弥漫的战场，只把课堂当作一块美好的田园，每天我们细细地耕耘，然后心怀“未须一夜都开尽，留取前前后后看”的诗意，静待花开。这是否就是我们该追求的教育理想？
看了吴非先生的这本书，我一直努力在想“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课堂上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个看起来无足轻重的问题，都可能在不经意间引发一些细微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延续到课堂之后，甚至发生了你无法想象的深远影响。
课堂是可以是千姿百态的，但老师“站在哪里”，决定着孩子们能不能像“前排男生”和泰迪一样幸运，遇见自己最好的老师。
我们知道，每个孩子都想遇见最好的老师。
吴非先生在《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文中这样说：“上课时，学生读书，有时我会走到教室后面，站在他们后面，朝讲台看，想象着他们看到我的样子。”那么，你想象他们希望看到你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象中是这样的：你款款走到他身边，蹲下身来，跟他一起仰望天空中的那道美丽彩虹，然后，轻轻拉起他的手，前行。
作者系 杭州市公益中学 巫献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