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志康（1993—），男，甘肃岷县人，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文化广播影视局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民俗与藏传佛教研究。
大
崇
教
秋
大崇教寺，俗称“东寺”。坐落于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梅川镇萨子山麓，占地50余亩，原名“西方灵鹫寺”，也称“重广寺”。该寺在安多西藏影响极大，被誉为“第二卫地”。
——前 言
要说大崇教寺，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位明代高僧，因为如果没有这位高僧的竭力弘扬，就没有曾经名盛一时的大崇教寺。他就是著名的“西天佛子”——班丹扎释（后世尊称“后法王”或“法王爷”）。
班丹扎释，俗姓后氏，是唐朝西北番将战达而斡的直系后裔，其家族深受元代统治者器重，被命世代镇守岷州。
班丹扎释，史载波忒国三迭（今属安多西藏）人，生于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十岁入岷州藏传佛教寺院学经，十三岁时从师安多西藏的“大宗师”班丹坚错，披剃出家。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班丹扎释奉旨侍奉大宝法王得银协巴（或称“哈立麻”），次年，明成祖首封其为“大宝法王”。
根据《明实录》与《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简称《西天佛子源流录》）记载，班丹扎释前后六次进藏，代表朝廷，宣扬圣化，并成为中央王朝派往西藏地区审验敕封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灵童的第一人；又五次入朝，深受明成祖、宣宗、英宗、代宗四代帝王尊崇，曾被授予僧录司右阐教之职，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先后被封为“大国师”、“西天佛子”、“大智法王”。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公元1419年），班丹扎释率弟子、僧众在岷州(今甘肃岷县)梅川的萨子山麓开山造寺，使之成为自己的本寺。
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秋七月，宣宗派近臣奉旨扩建班丹扎释所建寺院，改赐寺名“大崇教寺”（当地人俗称“东寺”），宣宗亲自撰写碑文一篇，并刊碑以记此事（即《明宣宗御制大崇教寺碑》）。
从《西天佛子源流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扩建修缮后的大崇教寺建筑规模的宏大和佛事活动的隆重。其建筑格局也是十分完善的：
“山门两重，四大天王殿一，碑亭二，钟、鼓楼二，正殿一，后殿一，左、右殿二，东、西两庑藏殿二，法堂一，正方丈一，东方丈一，西方丈一，东方丈前、后佛堂二，西方丈前、后佛殿二，秘密殿左、右佛堂二。次山门内二金刚像。天王殿内供三世佛、十六罗汉，殿顶彩画金刚法界语自在坛场，周围壁画秘密坛场。后殿内供释迦、弥陀、药师三佛及十方佛、八大菩萨。后左殿内供二臂、六臂护法。后右殿内供金刚怖畏中围佛像，及葛辣噜巴拶门支母与其伴绕。东藏殿内供钦赐华、梵字大藏经二藏。西藏殿内供金书大藏经二，大藏（经）乃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也。秘密殿内供钦赐佛八尊及大轮金刚手佛像、上乐轮佛密像、金刚怖畏佛密像、镀金大持金刚、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乃中贵大臣太监尚义舍资造也；金书番字大藏经一藏，计一百八帙，语录藏经一藏，计二百二十一帙，皆出佛子衣资所造；药师佛坛场一座，葛里麻巴上师一尊，药师灯一树，玉花瓶盛纯金所造枝茎叶五实供花一树，大银灯盏一个，重三百五十两，镀金铜起花大曼吒辣三座，供器全中贵大臣太监王公瑾所施。东佛堂内供上乐轮六十二佛宫殿坛场，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宫殿坛场；西佛堂内供大轮金刚手十八佛中围宫殿坛场，无量寿佛九佛中围宫殿坛场。东、西四坛场，佛身皆檀香、象牙、乌木所造，宫殿坛场则是木刻彩妆。其坛场宫殿主伴佛会，是皆佛子依《经续》新所制。东方丈后殿内供无量寿佛，弥勒、文殊二大菩萨，银灯盏等供器，全亦中贵大臣太监吴公诚舍资所造。西方丈用殿内供五方佛。各佛殿内所有供器、法器、锦绣、金织、幢旛、香鼎、花瓶，无不备足。”（1）
建成之后的大崇教寺无比辉煌：
“是梵刹也，弘广深邃，殿宇僧舍，五百余楹。佛殿高厂，重檐斗拱，雕甍绣闼，妆以金碧，华彩鲜丽。然而寺山高耸，迥出云霄，层峦叠翠，卉木森然，群峰靓秀，拱向相揖，奇松茂柏，环植寺傍，泉流湛碧，泛漾左右，殿阁巍巍，金碧交辉，光耀粲然，俨若西方鹫岭、祗园之精舍也。”（2）
并且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完善的家族性寺院体系。当地人对此有“前八院，后八院”之称，如位于现今定西市漳县新寺镇的“新寺”就在“后八院”之内，也是大崇教寺的属寺。
大崇教寺结构布局完整，建筑气势宏伟。仅《岷县志.艺文》收录的历代文人雅士赞颂大崇教寺的诗篇就有十多首，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间进士宋贤所作的《宿崇教寺》：
“岷山高拱法王宫，箓霭轻浮紫翠重。
云外楼台悬夕阳，空中金磐度秋风。
蒲田纳袄余衣钵，贝叶番文杂鸟虫。
抚景忧时浑不寐，几回倚枕听晨钟。”
由此可见，那时的大崇教寺已经成为安多西藏的佛教名刹，而且因寺中供奉佛像、法器等物品皆为皇帝所赐以及寺院主持佛子班丹扎释的威望而蜚声海内。
大崇教寺作为当时整个安多西藏唯一的一座皇家寺院，也是整个安多西藏唯一一座获得“法王”封号的大寺院，其派系沿承严整纯正，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即岷州后氏家族。
后氏家族自唐朝开始，世代出武将，辈辈袭武职，对西北地区的安定和王朝的统一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又因后氏族人崇信佛教，截至元代，其家族共建寺院108座。后氏家族自明朝开始，因法王班丹扎释而与明朝王室关系密切，由此，得以在岷州修建诸多大型寺院，使后氏家族性寺院体系进一步完善，逐步成为安多地区的望族。根据《后氏家谱》的记载，仅在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276年中，后氏族人中担任“指挥”一职的就有11位。说明那时西北地区的防务与治安全靠后氏家族来维护，由此可见这一岷州望族对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了。
清仁宗嘉庆（公元1796—1820年）年间及其后数十年，岷州境内战火不断，许多寺院都被焚毁，大崇教寺也难以避免。连年战乱使得当年香火鼎盛的“东寺”损失惨重，颓毁殆尽。原明朝皇帝派驻的大崇教寺卫戍官兵也从五十人骤降至十人。在清穆宗同治（公元1862—1874年）年间毁于回族民变的著名寺院还有吉祥寺、法藏寺等，这些寺院多为木制建筑，极易被焚。虽说同治十一年（公元1873年）大崇教寺获得重修，但其规模已远远不及以前。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大崇教寺被“拆修”，之后再未重建。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大崇教寺又一次遭受灭顶之灾，寺院山门、佛殿、禅房等建筑不但被拆毁，就连寺院的镇寺之宝——班丹扎释的头顶骨也从此遗失，下落不明。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宗教政策得到大力落实，大崇教寺上保留的两通《明宣宗御制大崇教寺碑》（汉藏文各一通），已申报批准为甘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也对仅存的五间硬山顶式经堂进行了加固维修。后氏族人也向当地文化系统献出了诸如《后氏家谱》、《西天佛子源流录》等珍贵史料，在文化工作者的勤苦研究下，使得这些尘封了近六百年的史料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伟大的成就，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就！
凭借着大崇教寺这座宗教与文化“枢纽”，使汉藏文化在岷州这块土地上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形成了岷县独特的区域宗教特色。譬如，流传至今的岷州“十八位湫神祭典”仪式就是藏传佛教在岷县的传承延续，其影响程度之深是无法估量的；而在今天岷县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保留着这种文化交融的影迹，如饮食方面，岷县人大部分都爱喝酥油茶，；节庆方面，每到春节，岷县中寨、小寨等地的村民会在打谷场上燃起一堆篝火，跳起一种古老的舞蹈 ——“巴当舞”；民俗方面，岷县人经常会举行“祭祀家神”、“宣宝卷”等活动。
经过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如今的大崇教寺已破败不堪，原有建筑仅存硬山顶式经堂五间，而经堂内部除悬挂有“三世佛”、“宗喀巴”、“护法神”三幅唐卡和一帧班丹扎释影像接受供奉外，别无一物。距离经堂二百多米处，有两座砖砌穹庐顶碑楼，碑楼内保存的就是那两通极富盛名的《明宣宗御制大崇教寺碑》。
寺院基址上散布着残碎的瓦当、琉璃瓦、青砖和一根根巨大的木椽，以及残留的柱础、栓马石等物。在2013年7月22日岷县、漳县6.6级地震灾害中，大崇教寺原址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两座碑楼顶部坍塌，巨大的古砖堆积在碑座周围，经堂侧墙出现裂缝、倒塌，土坯砖瓦散落一地，亟待维护与整修。
大崇教寺，作为明朝皇家寺院，在经历了白莲教犯境、回民民变、“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后，最终能够保存下仅有的五间经堂、一片禅林、两通石碑，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作为新时代的岷州儿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因为那是历史的馈赠，更是先辈的期望。
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生活在这片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土地上，应该将自己的所学所得献给这片热土，让更多的人了解岷县，了解大崇教寺。周恩来总理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过年轻一代要“做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以其所学，供之于世。”我们难道不该这样去想、这样去做吗？这些厚重的历史、博大的文化是祖先的遗留，它们的传承与光大是我们的份内之事，更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可喜的是，在国内部分专家学者和岷县诸多有识之士的辛勤探索下，五百多年前那一段模糊的历史已渐渐清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多有关大崇教寺的文物的现世，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雄伟寺院将以其崭新的面貌重新屹立在高山之巅，让每个来到“东寺”的人们亲身感受她的“前世”，她的“今生”……
注: （1） 引自《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宣德尊崇教法荣显品第六》
（2） 引自《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宣德尊崇教法荣显品第六》
参考文献：
《明实录》
《安多政教史》
《明宣宗御制大崇教寺碑》碑文
《金刚乘起信庄严宝鬘西天佛子源流录》（校勘本）
《岷县历史文化与民俗散论》（张润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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