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晔 郑汉根
当前的中国，正在回归对传统文化的热情。然而，什么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需要加以思考和甄别的。
简言之，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是以人为本，应该是能让一个人自由幸福，让民众生活和谐安宁，让一个国家或民族富强文明的文化。所以，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京剧、剪纸，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对传统的学术研究，这些当然都是传统文化，但都只是传统文化的某个方面、某个层面，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整体，不能体现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
【1】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内圣外王
从一个人的生命完善的角度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来培养的都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人。
内圣就是内在人格道德的修养，外王就是外在的事功。有深厚的道德修养，同时能够利益社会大众，这才是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儒释道文化的核心精神都在这里。
我们可以以荀子作为代表，来阐述这种文化精神。荀子是战国末期思想家，是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始作俑者，《荀子》一书就充分展现了内圣外王之道。
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内圣，即是能够通晓人伦之理，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敦伦尽分，修养和德行到了极点，这是内圣的层面；外王，就是能推而广之，创造利益天下大众的事业，能够建立治理制度、安邦定国，如此内外结合，成己成人，才算是达到了一个人修养的最高点。
内圣怎么做到？历史上每一位圣贤，或者仁人志士，都毕生投入这种修养实践，否则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为历史所记住的人物，不可能成就名垂青史的事功。《尚书》上“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讲这种修养，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是讲这种修养，孟子“吾善养吾浩然正气”是讲这种修养，管子说“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荀子说“虚壹而静”而悟“大清明”，都是实证到这种修养。
必须要指出，真正的内圣，必有外王，这是一体的，不二的。荀子实证到“大清明”，那么他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呢？“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理矣”。也就是说，智慧上能够洞察万物之理、人类之情，明了治乱的根本，如果把天下给他治理，他能够经纬天地，让天下安定有序。
关于内圣外王之学，再举个例子，就是明朝首辅张居正。张居正42岁正式参与朝政。当时的明朝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另有北方的鞑靼、东南的倭寇侵扰，可谓内忧外患。张居正厉行改革，提出了官场整顿、赋税改革、加强军事等系统改革措施。虽然阻力巨大，但是他坚定不移推行新政，取得了很大成效，以一己之力，将明朝气运延续了半个世纪。
张居正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功绩？因为他是从内圣外王之学中来。他是怎么为学的呢？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中说，“善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儒，要通达心性和天命，要能够经世济民，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他又是以什么样的情怀为官呢？“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把全身心完全奉献给大众给社会，自己一毫利益不取。张居正就是内圣外王之学的一个切实例子。
反之，如果“内圣”不够，那么“外王”一定是有偏差的，他的事业、事功不会真正落实在社会效益上，他不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的事业基础不牢，至少不会有深远的影响力。为什么我们看到当代有一些企业家，有的曾经资产达到几十上百亿，有的政治人物虽然一时大权在握，但是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没有内在的真正修养。而像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他的企业经营很成功，同时创造了能够影响后世的企业文化，因为他有很高的内在修养。稻盛和夫注重提升心性，把“敬天爱人”作为他的座右铭，这样的内在修养跟企业的经营相互结合，那就是内圣外王了。
【2】传统文化有高明的管理学
现代人提起管理学，总认为只有西方有管理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管理学。实际上，中国有高明的管理学，有伟大的商道文化。
《管子》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管理学的百科全书，里面关于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智慧比比皆是，诸如“贫富有度”“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在商品价格问题上“藏则重，发则轻”，鼓励跨国经商“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等等。
管子的管理思想最精华之处是“心的管理”。管子说，“有道之君，其处也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有道君子，内心保持虚灵不昧，摈除私欲成见，应对各种事务如明镜映照万物一样的清晰，因而一切处理得井然有序。这样的智慧，就是“静因之道”。
试想，一个领导者如果有这样的用心之道，他当然就具足了仁爱、诚信、开拓创新等等美好的品质，那么在他的感召下，一个组织或者企业的创造力、战斗力，就不言而喻了。所以管子说，“心安则国安，心治是国治”，“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矣”。
荀子发挥了管子的“心的管理”思想，“虚壹而静”而致“大清明”就是荀子提出的心的管理之道。荀子从“心的管理”生发出来礼治思想。礼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浸润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方式。根据荀子的礼治思想，人人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大众主动共同维持有序的生产、生活，同时相互以关爱体谅的方式和谐互动。
中国传统管理学的实践典范，真正的体现礼乐教化的治理，则体现在唐代开创的禅宗丛林制度中，体现在中国禅文化中。
需要指出的是，禅文化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文明。禅宗丛林制度是唐代百丈禅师开创的，这是一种农禅并举的制度。百丈禅师八十多岁还坚持农业劳动，弟子心疼他年纪大，要藏起他的劳动工具，结果他不干了，说不让他劳动就不吃饭。结果弟子不得不依他。那时的禅宗丛林都是由这样自律精严的方丈带领，所以禅宗丛林如同一个管理精严的组织，里面秩序井然，经济富足，精神充实。丛林的经济，一切收入支出绝对公开，所有收入都是为了全寺大众的生活，为大众谋福利。住持及管事务的僧人，不敢将一粮一草据为己有。寺院僧人们专心修行或劳作，平时绝无闲散悠游之人。就餐、作息时，即便有的寺院是上千人的规模，也都是相互照顾，高度自律，一切井井有条。对于社会上无人照顾的鳏寡孤独，寺院也以慈悲为本，加以收留呵护。以至宋代大儒程颐看过禅宗丛林的风范，赞叹说：“三代礼乐，尽在于斯”。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兴盛时期所倡导和实践的礼乐文明精神，在禅宗丛林里都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管理学，展现出的完全是一种自觉自发、无为而治的文明风范。禅宗丛林的管理和教化方法，深入影响了唐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乃至影响到日本当代企业经营理念。近代日本企业精神的奠基人铃木正三运用禅宗丛林倡导的精神，提出“工作坊就是道场”的口号，倡导以虔敬之心对待工作生产，在工作中革除私心，净化心灵。日本以一个弹丸小国，能够涌现大量闪亮世界的企业，制造出远销世界各国的精致产品，与禅文化的这种实践密切相关。
目光转向近当代中国，南泥湾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红军队伍的纪律严明、不怕苦不怕死，红军领导人作风民主、部队官兵平等，党的建设重视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与禅宗丛林的组织管理和精神风貌非常神似、暗合道妙，可以说是礼乐文明的现代体现。
【3】传统文化擅长科技创新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是认为传统文化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实际根本不是这样。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人是三才，人可以“参天地化育”，主张一个真正的智者，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都是讲人应该而且有足够的智慧，善用自然进行创造，为人类生活安康服务。荀子就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命题。“天命”就是自然界的作用及其规律与变化，人类要积极地去驾驭、控制它（驾驭其规律，控制其破坏)，使它为人类服务。
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都江堰水利工程经历两千多年依然在造福当地百姓；在江西赣州，建于宋朝的地下排水系统“福寿沟”如今仍在发挥强大的排水作用，让城市免受洪涝侵害。这都是古人的精巧智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善于利用自然界、善于智慧创造的有力例证。
中国近代落后了，决不是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技创新能力，而是骄傲自大、闭关自守而造成。明清之前，中国天文、医学、数学、农学等科技成果层出不穷，而且长时间世界领先。正如爱因斯坦所观察到的，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系统的实验，却产生了伟大的发明，这是令人惊奇的。这是爱因斯坦对中国文化的虚心观察，也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
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缺乏科学思维，不缺乏科技创造能力，而是中国文化下的科学思维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形式呈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科学思维，现代科学形式还没有充分论证出其奥妙。比如中医的奥秘，那也是现代科学所定义的“再现的可能”，比如中医“三药三方”治疗新冠，普遍都很有效果，但是要用西医的逻辑解释里面的原理，一时就不容易解释清楚。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充分汲取西方科学范式，那中国的科技就更加有发展的空间了。几十年来中国在上天入海等等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都体现了中国人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成果和方法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是“静态”的、保守的文化，而是非常具有开拓创新的能力。
总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能让人的一生富足充盈的文化，是一种让社会和谐文明的文化，是一种开拓进取、善于创造的文化。这也是我们应该复兴的传统文化精神。我们要走进传统文化的心灵深处，学习古圣先贤、先辈仁人志士那样用身心去感悟和实践传统文化，才能发现其本来的闪光之处。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衰落，让传统文化也蒙受了很多误解。当代中国人应当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名，让真正优秀的传统精神复兴，并且照亮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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