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司马光花了十九年时间编撰的《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这部书最初的书名叫《论次历代君臣故事》，总体上是把握着用事实说服人的范儿，但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这部书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所以必须自称“臣”，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的独家评论我们都叫它“臣光曰”。
《资治通鉴》第一卷 第一次“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
司马光开宗明义，他认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什么是礼、分、名？这些古代的政治概念有什么含义？
司马光在“臣光曰”中解释说，“礼”就是纲纪，也就是法律和秩序；“分”，就是君、臣，就是戏文里唱的“君是君来臣是臣”，君臣是有分别的，有严格的定位和顺序；“名”，就公、侯、卿、大夫这些政治身份的位阶。总体来理解，就是身份位阶和权力秩序，君主至高无上，权力从上到下像金字塔一样一级压一级，“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稳定压倒一切，忠是硬道理。
司马光在这篇“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三家分晋前的故事，记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历史逻辑，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夏商周。周是孔夫子及后世儒家系统最崇敬最心仪的朝代。周又分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
周的政治体制是“封邦建国”，是标准的封建制度，那个时代也是如假包换的“封建社会”。
周武王灭商纣以后，把天下分封给子侄功臣，公侯也会给自己的卿、大夫分封食邑，这样层层封建、各封国高度自治，周王只是天下共主，当然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封国，各国再象征性地进贡一下。
有人会说，这不合理呀，周王为什么不像后来的皇帝一样，把权力和好处全抓在自己手里？问题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太低，治安靠狗，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管理能力达不到辽阔的中华大地，所以“封建”符合那个时代的国情，今天看上去却貌似不合情理。
自孔子把夏商周的周打造成礼治天下的模板以后，此后天下儒生和儒臣都鼓励他们同时代的君主向这个时代致敬和膜拜，并以此为伟大复兴的目标，殊不知很多很久很久以前的美好只存在于后人一厢情愿之中。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孔夫子的理想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逻辑的三段论，大家都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
孔夫子的这一套，说起来挺麻溜，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被“克己”了，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光辉目标，我看也有问题，大家都克己了，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奈天下苍生何？
“礼”的最根本的功效就是维护一个权贵阶层以及他们的核心代表皇帝，司马光之前和司马光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历史事实说明，破坏秩序的往往是皇帝，更要命的是皇帝成为傀儡，其他人代替皇帝行使君权，然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
“名分”可以管往老百姓，但约束不了皇帝和君权。
皇帝再浑蛋，司马光说：“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既不能弹劾，更不能罢免，甚至连“腹诽”一下都不可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是大宋王朝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分析治乱的原由，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司马光用“名分”两个字为《资治通鉴》破题，希望用“名分”管好老百姓，守名分得稳定。
司马光确定了“名分”这个主题，然后就开始讲历史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就算管好了老百姓，但没办法管皇帝，皇帝瞎折腾，天下乱纷纷。
司马光想用“名分”概括他的《资治通鉴》，他的读者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词概括之：“相斫（zhuó）”，也就是“相砍”。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