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只要是上过中学的人，一定都知道《岳阳楼记》，而且即便是不会背诵，也一定是熟读过的。我第一次读《岳阳楼记》，却与如今许多人读《岳阳楼记》的惰形大不一样，不是别人教我读，而是为了教别人而读的。所以会有这样的奇遇，则完全是因为在一个并不偏远的地方，却有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年代里，因为自己至少是一个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回乡知识青年而有了教别人读《岳阳楼记》的机会，这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怎么教别人的，细节已经记不得了，但用照本宣科、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些词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如今想来，还有些对不起那些曾经受教于我的学生们的愧疚。但，因为要教别人，所以自己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读过，而且是达到了能毫无滞碍地能背诵的程度。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第一次看到《岳阳楼记》时一口气读完之后的激动，在一个曾经充斥着口号、标语、文风千篇一律的年代刚结束的时点上，《岳阳楼记》带给我的是震撼，没想到在千年之前的封建时代，居然有人能写出如此立意高远、震烁古今的美文！尽管其中的一些字眼，当时理解起来还是很吃力的，但丝毫没有影响我第一次读到它时的兴奋。而其后也曾有机会多次读《岳阳楼记》，而每读一次，都会像第一次读一样，都会被精彩的遣词和高远的境界有所触动。而今，再一次读《岳阳楼记》，却是因为闲来无事读书时，读到了范仲淹死后别人给他的评语之后，一如当年司马迁在孔子墓前拜谒时的感慨一样，看见其人想读其文，看见其文想见其人。
史书记载，宋仁宗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时年63岁的北宋一代名臣范仲淹，走完了他并不平凡的一生。《续资治通鉴》的作者，给了他如下的评语：
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创之。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邪？”及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又遣使部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仲淹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二）
这个评语，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而在中国历史上，死后能得“文正”谥号，是中国无数有志于天下大同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而真正得此谥号者，也仅几人而已。而范仲淹能得此谥号，也是激发我再读《岳阳楼记》并想知道作者在什么背景下写了这一千古名篇的原因。
庆历，是北宋仁宗几个年号中的一个，时间是从公元1041年到1048年共8年，其间发生过许多影响当年以及其后宋王朝命运的大事，其中以整顿吏治为号召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新政，尤其引人瞩目，成为当时震动朝野的热点话题，因此号为庆历新政。而新政的倡导者，则是我们本文的主角范仲淹等。而在北宋仁宗朝，与新政同样亮眼的，则是影响了仁宗朝以及其后北宋王朝政治的一批政治家，同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明镐、宋庠、余靖、蔡襄、杜衍、陈执中、文彦博、庞籍、狄青、赵询、包拯、曾公亮、吕公著、王安石、司马光等，可以说，宋代有名的治世能臣几乎都出现在仁宗朝堂之上。但是，这些名重一时且流芳千古的明星们，并没有谁有幸出现在《岳阳楼记》中，倒是一个被贬到地方的官员却随着《岳阳楼记》的千古传诵而成了当红明星。“庆历四年春，膝之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著文以记之。”为什么会这样？滕之京系何人？为什么被贬？为什么范仲淹一定要遵嘱为其重修岳阳楼而著文记之呢？而更让我想知道究竟的是，《岳阳楼记》当中的许多表达，到底因何而生？滕之京，岳阳楼，范仲淹，这中间到底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我想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滕之京，《宋史》有传。本名宗谅，字之京，古人朋友之间互称字而不名，故而《岳阳楼记》中记滕宗谅用字而不以名。从滕宗谅（之京）本传及有关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滕本人进士出身，与范仲淹、庞籍、谢绛、吴育、昊遵路、魏介之、明镐、周骙、王丝、王渎、王焕、朱贯、沈周、沈严、郭维、萧贯、张昪、王益、欧静、刘越等一班宋仁宗时期的北宋名臣是进士同年，也曾经是范仲淹的属下，在范仲淹知兴化时滕宗谅曾经协助其筑捍海堰，此堰当时虽因暴风雪而停建，但其首倡之功甚伟。两年后捍海堰筑成，被时人称为“范公堤”。“范公堤”的最终筑成，滕之京当是有功人员。仁宗天圣八年，滕之京曾与同年进士刘越上书，请太后还政于仁宗，“言犹鲠直”，故而在仁宗亲政之后的第二年即景祐元年被任命为左正言，这个职务范仲淹也曾担任过。之后，因西北边事，滕之京以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因为在泾州表现不错，所以范仲淹“荐以自代，擢天章阁待制，徙庆州”。从滕之京本传的记载看，他本人在被贬之前的表现应该是很不错的，应该是一个没有不良记录的公职人员，按正常情况看，他也应该是前途光明的公职人员。那滕之京到底为什么被贬？资料显示，是有人告发他枉费公使钱：“（公元1044年）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由此我们知道，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之前，就曾因为有人告发其动用公款胡花乱用，事实上已经被贬过一次了，至少是因为这件事从原来的岗位上换了地方。但滕之京为什么枉费公使钱、枉费公使钱的数量到底是多少，资料当中没有记录，我们不知道，但到了被人告发、责以重罪的程度，可知数量一定不少。查阅滕之京本传，他在知泾州任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事情是这样的：当滕宗谅知泾州时，在北宋与西夏的战争中，北宋“葛怀敏军败于定川，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也就是说，在他知泾州时，为了稳定因定川战败而造成的边地州郡人心不稳的局面，滕之京做了许多的应急处置，其中一件事情就是犒劳来援泾州的环庆援军和当地的守城军民之事。这件事的花费，自然是动用了公使钱。对于这件事，当有人向朝廷反映时，范仲淹曾上书为其进行了说明。《续资治通鉴》记载，范仲淹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直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句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 从范仲淹的奏文看，有人指证滕之京的所谓“枉费公使钱”的事，和滕之京本传记载的他在泾州大设牛酒犒赏士卒的事应该是同一件事。告状人所指证的所谓的“枉费公使钱”，实际上也就是大设牛酒犒赏军士人等的开销，而这个开销的数量自然不会太少，因此被人指为胡花乱用。而据告发人指证，滕宗谅动用的公款是16万贯，如果确如指证所言，数量确实不少。但到底是多少呢？按理说，如果派员调查，就自然会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事实上，到了，还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会这样？据滕宗谅本传的记载，原来用钱的账册被他烧了，这事直到朝廷派员调查才知道，原因是滕宗谅刚到任时，以“故事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事情基本清楚，即滕之京上任之初，按照惯例进行公务应酬，犒赏当时当地的头面人物，除了吃喝之外，还有馈赠，当时参与的人不少，本来是有花名册的，但他担心把花名册上交会牵连到其他人，所以，当朝廷派人来调查时，他把花名册烧了。所以，关于这次动用公款搞应酬的花费，就成了无籍可依的事，这也就给滕之京本人留下了说不清的硬伤。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本传记载的枉费公使钱的说辞，和我们前文所引范仲淹上书中所说滕之京所以枉费公使钱的措辞，看起来有点出入，粗看好像是两件事，一说是因为犒赏，一说是因为应酬，但对照告发人的姓名以及朝廷对滕之京的处理和所任职务及时间看，实际上是一回事，问题的焦点则是花费是否符合规定，是合理开支还是胡花乱用，有没有虚增开支等问题。而范仲淹为滕之京辩白的主旨，是说因为滕之京果断处置，使得因为战败而处于人心浮动之中的泾州得以人心安定，化解了一次边地危机，这虽然算不上是大功劳，但说明滕之京还是急难可用之人。他所以用公款买牛驴犒劳军士人等，完全是因为事急从权，也许还存在“亏价”的问题，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胡花乱用或贪污，即便是有一些账目上的出入，也都是可以原谅的，希望朝廷能够一边让他接受调查一边继续工作，并且极力主张查明事实，还以清白，并以自己的官身为其担保。当朝廷明确派员甄别之际，范仲淹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先是仲淹力辩宗谅、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宗谅及亢由是得免重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范仲淹看来，有人指证滕之京的所谓“枉费公使钱”，并非枉费，而是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的合理处置，并无欺隐之情，属于地方官员施政过程中的正常情况。因为范仲淹的极力辩诬，滕之京和张亢都被免去了重责。
因为此事，涉及到西北边防重镇官员的去留问题，身为谏官的欧阳修也曾上书为此事发声。他说
近来听说朝廷派人调查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处，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还说：我听说主持边事的重臣张亢、狄青、种世衡等人也因为使过公用钱，被陕西置院调查，“干连甚众。亦闻狄青曾随亢入界，见已句追照对。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点检，乞特与免勘。”当时知渭州尹洙亦上书朝廷为狄青等人辩解：“青于公用钱物，无豪分私用，不可以细微诖误，令其畏惧。望特旨谕青，庶安心专虑边事。” 从欧阳修、尹洙的奏文看，当时因为边事吃紧，在用公使钱做公务往来应酬及应对其他突发事件时经常会有出入不相符的事情发生，而且事情往往会牵扯到许多人，就连一代名将狄青等人也因这样的事牵涉其中。而当时发生的每一桩擅自动用公款的事情的原委，则各不相同。欧阳修和尹洙都希望朝廷能够甄別事由区别对待，以便于具体办事的人遇到事情能够根据情形灵活处置。
因为有当时熟悉边事且颇为仁宗信任的两位大佬为其辩诬，滕之京不但免除了被处以重罪的惩罚，尽管被削去了京官的头衔，但还保留了保其官秩异地为官的待遇：“辛未，降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职如故；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六）也就是说，朝廷相信范仲淹所说属实，也采纳了范仲淹关于滕子京的使用建议。但是，老话说，欠了债，总是要还的。尽管滕之京枉费公使钱的事确实可能是事急从权，是事出有因，朝廷也因为有人为其辩护并派人调查后有了结论，但是，那钱用的是否合规，数量是否属实，因为没有了可以验证的账册，故而此事总归是会被人诟病的硬伤。滕之京徙知虢州后，御史中丞王拱辰就不断上书朝廷，认为对滕之京枉费公使钱的事处罚太轻，应该处罚再重一些，于是滕之京被再贬，因而有了他“滕宗谅知岳州”的任命。至于御史中丞王拱辰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滕宗谅，一定要一贬再贬，显然与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朋党有关。在这里，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滕之京的再贬而知岳州，而岳州也就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巴陵郡所在地，由此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滕之京谪守巴陵郡，如果不是滕之京请范仲淹为其重修岳阳楼作文以记之，也许就没有流传千古的名篇《岳阳楼记》了。
滕之京一生为官是清是浊，史书语焉不详，但从范仲淹不惜自身荣辱愿与其同进退的情况以及欧阳修以其谏官的身份也为其辨诬的情况看，滕本人应该是个能得上司赏识的干员是没问题的，这从他谪守巴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能做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岳阳楼且能“增其旧制”的情况看，也可得到佐证。而从范仲淹为其不遗余力地辩白，到遵嘱为其作文，足见两人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滕本人是不是善谀或欺下罔上之人，因资料欠缺，我们不好妄断，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曲意逢迎、阿谀奉承本就是他厌恶的，排斥的，所以，不论怎么看，对滕子京，至少范文正公对他被贬一事是抱有同情的。而《宋史》滕宗谅本传赞论中有“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的评语看，他的被贬，的确也是值得同情的。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也就是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这一年，范仲淹自己在做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年他也被贬在邓州修百花亭了。那他的被贬，与滕之京谪守巴陵之间有无瓜葛呢？我觉得二者之间可能多少还是有点关系。因为滕之京枉费公款的事，他曾与欧阳修一起发声为其辩诬，其后，他又与欧阳修、富弼等人因为新政等关乎天下苍生、国家安危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立场一致，也就是俗话说的道相同而共相谋，因此被他们的政敌目为“朋党”。而在仁宗朝里，“朋党”一说是个敏感话题，而范仲淹则只是这一敏感话题的躺枪者之一，因为早在仁宗亲政之初，在其朝堂之上，王曾、李迪、吕夷简、张士逊为相时，因为政见不同，相互之间就以朝臣之间党附或者阿附、朋附为说辞相互指摘，只是那时关于朋党的说法还没有成为政坛上让人关注的焦点。而“自仲淹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而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也就是说，从范仲淹被人以朋党之名贬黜之后，仁宗朝的所谓党争才正式出现在了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也是从范仲淹这次被贬开始，以朋党论罪成了仁宗朝官员入罪的一个可以拿到桌面上的依据。而发起这一波政浪的人，则是当朝惯以朋党指摘政敌的名相吕夷简。《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记载：公元1036年五月，因为当时朝廷讨论迁都洛阳之事，范仲淹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其看法与吕夷简为首的许多朝臣们意见相左。其后，又因“仲淹言事无所避，大臣权幸多恶之。时吕夷简执政，仕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夷简滋不悦。” 因为批评吕夷简为官不公、独断专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而得罪了当朝宰相，结果可想而知。有一次，仁宗曾就迁都之事朝臣们的各种说法想听听吕夷简的看法，吕夷简就在皇上面前给范仲淹点眼药，他告诉仁宗说，范仲淹这个人太过迂腐，好虚名而无实才。范仲淹听说之后，自然不服，就给仁宗写了一份报告，想校正吕夷简说他有名无实的说法：“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汉成帝因为相信张禹，从不怀疑他舅舅家的人会有什么不轨，结果却发生了王莽篡汉的事情。我担心在今日的朝廷里也会有张禹式的人“坏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宰相吕夷简知道之后，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析，辞愈切，由是降出。侍御史韩缜，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因为直接与皇上信任的当朝宰相对怼，故而被贬，而且被善于揣摩上意的同僚指名道姓的列入朋党的榜单之中。这个处罚是相当的重。史载：“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范仲淹既贬，谏官、御史莫敢言”。只有祕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为其上书辨诬，结果，余靖也被贬谪。因为范仲淹被贬而仗义执言而被吕夷简贬谪的，还有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而其中尹洙的被贬，可以说是他自愿申请红牌罚下的，表现出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硬气：“臣尝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其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乞从降黜，以明典宪。宰相怒，遂逐之。”
这是发生在北宋时期仁宗朝朋党之说的开始，也是仁宗朝最早也最著名的党争之事的过程及其原委。由是也开启了北宋仁宗朝所谓党争的大门。而此时遭贬的范仲淹，实际上是一个职务并不高的谏官，而其被贬的理由除了说他“越级言事”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以忤吕夷简，方逐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即他被贬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宰相而被人指为朋党，而贬他的目的则是以儆效尤。
事实上，在这次以儆效尤之前，范仲淹实际上已经有过一次被贬的经历了，只不过那一次的被贬，是因为作为言官的他上书并动员台谏官集体讽谏仁宗不该听信近臣之惑而废黜郭皇后，因而忤皇帝和吕夷简之意被贬的，只是那一次的贬谪不是因为朋党而已。
而范仲淹从参知政事被贬知邓州，则是他一生当中因为所谓的朋党被贬的第二次，这次被贬，则是因为力推前文所述的明黜陟等为内容的新政引发的。据《宋史》本传记载，“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归，拔用之。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相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革新深入），规摹阔大（涉及面广），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对官员进行督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对官员任职的要求严格），磨勘之法密（对官员的考核进行量化），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一句话，范仲淹们的新政，触碰到许多官场的痛点和官员的切身利益，于是关于范仲淹结党营私的中伤开始盛行起来，让本来就对朋党过敏的皇上再次戒心陡起。而这一波舆论的发起者，阵容也不弱，夏竦为首，王拱辰、陈执中、宋祁、张方平、章得象等一班皇帝身边的人襄助，他们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地为力推新政者们共同做成了所谓朋党的一个局。史书记载，仁宗庆历年间的所谓朋党之说的原委，首先是因为奸相吕夷简和夏竦的先后被罢，而士望所归的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入主二府，也就是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而欧阳修做了谏官，这些人已经成了事实上的主政者，这个班子应该是个符合士望的黄金组合，因此让一些对吕夷简、夏竦施政不满的人欢欣鼓舞。当时作为台谏官的石介，就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中心意思就是说进贤退奸大不易，贤当然是以杜衍为首的富、韩、范等；而奸，则自然是指夏竦等。这自然让夏竦难以释怀，这就为以后夏竦伺机报复种下了祸根。而作为谏官的欧阳修，本就与杜衍等四贤是志同道合者，又是一个习惯于不避嫌疑，旗帜鲜明、直抒胸臆的人，所以这就给别人造党论提供了方便。而欧阳修直抒胸臆的檄文《朋党论》更是引起了政敌的不满。于是他们寻章摘句，让人上书言事：‘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由此，一场以夏竦为首，制造朋党案的构陷大戏开场了。
对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构陷，一开始，仁宗当然不信，但阴影却也留下了。其后，事情的进程，则因为一次匿名举报逐渐发酵。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先前作为谏官的石介，曾经上书给当时已经成了宰相的富弼，希望他能像周公辅成王一样辅佐仁宗。石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仁宗继位之时年龄太小，只有12岁，当时是由真宗的章献皇后、当朝太后刘娥垂帘听政的，亲政之后也还确实需要大臣们的辅佐。夏竦想借此构陷富弼，就让家奴开始练习模仿石介的字体，练好之后，就让家奴把石介奏书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了“行伊、霍之事”，并模仿石介的书体为富弼写了一份废立诏书的草稿，之后以此匿名上报。“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这个匿名举报的份量不轻，“伊、周”和“伊、霍”虽一字之差，但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说该行周公辅成王之事，后者则是说要做霍光专权之事，而后者一旦坐实，是有灭门之虞的重大事情，因为西汉时的霍光，在其当权时曾做过废帝刘贺为海昏侯而立刘询为汉宣帝的事，其后因为权威太盛而祸及家门，霍氏几乎被灭门。富弼和范仲淹都意识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他们想躲避，但别人并不给他们机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范仲淹和富弼出使河北之时，朝堂之上攻击他们的言论也就越来越多，而他们主政时的新政也开始受到各种阻碍。这时候，曾经积极支持他们推行新政的仁宗因为听信了身边人的蛊惑，信心不再坚定。这让范仲淹越发担心自己的处境。因此他写了一个申请辞去参知政事、专心边务的报告。仁宗看到了范仲范的报告之后，本来打算同意他的申请。但是，皇帝身边的近臣章得象给仁宗出主意说，不能这么办。范仲淹是名臣，就这么一申请辞去政事就同意了，以后有人会说您轻率地废黜贤臣。不如先赐诏不同意，如果范仲淹谢绝挽留，那就是包藏祸心刻意要挟，这时再罢免最好。仁宗接受了章得象的建议。章得象的这个套下得很巧也很有效，也是吃准了一向行事直爽的范仲淹的性格。范仲淹果然上表再辞，从此仁宗开始更加信任章得象，而对范仲淹们则多了一份戒心。因此，当富弼和范仲淹还在从河北回来的路上时，事实上罢免他们参知政事的文件已经起草好了。史载：“弼自河北还，将及国门，右正言钱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张纷扰，凡所推荐，多挟朋党，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张露，称疾乞医；才见朝廷别无行遣，遂拜章乞罢政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诈之迹甚明，乞早废黜。’疏奏，即降诏罢仲淹、弼。”从这份罢免范仲淹和富弼的文件里，我们丝毫看不到有范仲淹主动辞去参知政事的政事而专心边务的影子，而能看到的，只是“挟诈要挟”、“欲固己位以弭人言”的“心惧张露”。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是做小人，也还是需要一些能耐的，没能耐的坏人，是写不出如此恶意中伤的文字的。这是发生在公元1045年亦即仁宗庆历五年朝堂上的一件事。而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情，也被明明白白的记载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的诏书下发之时，同时也在起草罢免宰相杜衍的文件，但是，这些事都是关起门来秘密做的，杜衍本人并不知道，他还是按照往常的惯例履行职责。先前，在朝堂之上关于范仲淹朋党之说弥漫之时，对范仲淹新政认冋的一些同僚们，同样感受到了压力，其中的蔡襄、孙甫等人就提出愿意从中枢离开到地方去任职，以避免朋党嫌疑。二人的报告被转到了中书省。因为孙甫是由杜衍推荐在谏院任职的，因此中书省的官员们就上报皇帝，说现在谏院缺人手，希望把孙甫留下。皇帝点头了，但没有发正式的批件。因为皇帝已经点头了，作为首辅的杜衍就让办事员出正式文件按程序会签，准备下发执行。办事员拿着文件去找同在中书省的陈执中会签，但陈执中拒绝会签，他给办事人员说，这个文件没有经过皇上御批，要发得先报告皇上同意，不能着急发。办事员回来给杜衍汇报说，陈执中不同意会签下发文件，要发文必须要有皇上的御批。杜衍觉得陈执中的说法有道理，就把巳经起草好准备下发的文件毁了。借着这个事，陈执中给皇上打小报告说，杜衍在谏院私结朋党留用官员，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杜衍把上报的文件毁了，借以毁灭证据。史载，“帝入其言”（相信了陈执中的话）。“丙戌，衍罢为尚书左丞、知兗州。”而在罢免杜衍的文件上，明确的写了所以罢去他宰相的原因，说杜衍自从做了宰相以来，没有什么建树，但是朋比为奸倒是很明显，所以不适合在中枢机关工作。史书上明确记载，这个文件的措辞，是由承旨学士丁度写的。从杜衍被罢相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仁宗朝这一轮的所谓朋党，可以说是一班心怀叵测的无良朝臣精心设计的构陷之局。一件本已得到皇上首肯的正常的官员任命，只需要按部就班走流程的事，经过陈执中的细致周纳之后，就变成了皇帝眼中必须取之而后快的朋党之举，一代名相就此成了别人的网中之鱼。前引史书的记载，就像是一部小说当中的精彩情节，把章得象、陈执中以及习惯于揣测上意、看上司脸色行事的丁度等的小人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由此可知官场之险恶。
在杜衍被贬之后，朝堂之上能够主持正义的力量大为削弱，而曾经意气风发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富弼等人，等于又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者。
而杜衍被贬之后，因为一次偶然事件，终于引发了仁宗朝关于朋党的追竞之事。而这件事，则是由北宋一代很有才情的才俊苏舜钦召妓宴友引发的。
早在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主政之时，为了推行新政，曾经引荐、提拔了一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而在这些人当中，苏舜钦更是佼佼者。这让担任御史中丞的王拱辰颇有压力。而苏舜钦，则是由范仲淹所推荐提拔的，又是杜衍的乘龙快婿。史书记载，苏舜钦“年少能文章，议论稍侵权贵”。才华横溢是好事，但议论不避权贵，则自然迟早是要吃苦头的。有一次，进奏院举办祭祀活动，苏舜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活动结束之后，苏舜钦根据惯例把祭祀用过的废纸卖了，然后用这些钱呼朋唤友搞了一次聚会。一件本是“循例而为”的小事，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用进奏院祠神之后卖废纸的钱宴客本是常例，但是，这次因为是苏舜钦用这个钱召妓宴友，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件事只是明着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被人惦记的这个事会啥时候发生，会带来什么结果。恰恰，苏舜钦就是一个被人惦记着的人。所以，他用公钱召妓宴友这件事被王拱辰知道了以后，就借此事大做文章，他立刻让他的属下鱼周询、刘元瑜等进行举报。因为事情很清楚，苏舜钦不但是用公款宴客，而且还召了妓，花公款已经是违规，官员召妓更是有伤风化。北宋一代，对官员花公款办私事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前文说到的滕之京、张亢、种世衡、狄青等都是因为动用公款而被人弹劾的，而苏舜钦花公款还喝的是花酒，处罚自然不轻，于是苏舜钦及刘巽俱坐自盗除名，而参与这次活动的王洙等被同时斥逐。这件事让王拱辰十分高兴，史书记载说“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而王拱辰所以狠抓苏舜钦用公款召妓宴客这件事，并不是真的要为大宋朝正风肃纪，他所以如此用心地要拔苏舜钦这棵萝卜，为的是要带出更多的泥，他是要通过这件事来倾覆推荐提拔苏舜钦以及与苏舜钦沾亲带骨的范仲淹和杜衍。这一招确实很厉害，不仅让当事人悉数被谪，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夏竦、陈执中、王拱辰等人的全力围剿下，一件在宋人眼里本该是“（苏）舜钦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的小事，却慢慢被编织、发酵成了和朋党相关联的重大事件。于是杜衍、范仲淹、富弼、尹洙、余靖以及由他们引荐和重用的刘巽、苏舜钦、王洙、刁约、江休、王益柔、周延隽、章岷、吕溱、周延让、宋敏求、徐绶等都被视为朋比为奸者，先后被一一做了贬谪处理。再其后，一代名臣韩琦，也因为范仲淹、富弼鸣不平而罢枢密院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欧阳修上疏为杜、范、富辩诬，虽然没被当作一党一起遭贬谪，但给皇上的为杜、范、富辩诬的报告打上去之后却如石沉大海不说，而且惹得那些指欧阳修与杜衍、范仲淹、富弼为一党的人很不高兴，为欧阳修此后的宦途蹉跎埋下了伏笔。
朋党一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当政者相互攻讦之时最能打动皇帝的利器，从东汉始有党锢之祸开始，到唐朝时的牛李党争，再到宋初的朋党之说，可以说，因朋党之说而不幸倒下的精英们不在少数。党争所以能打动人君的关键，则在于其为人君宸衷独运、乾纲独断、操控各路精英提供了最好的抓手，因为是否党争的最终裁决，是由皇帝来判断的，这就为人君借A打B，或借B打A，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方便，这也是历史上许多时候许多人君乐此不疲、喜欢以此在知识精英中有意让其表面上是党争，实际上是皇帝有意为之的根本原因。而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实际生活当中，在人群里，各种各样的“朋党”，事实上是存在的。范仲淹就曾经在与仁宗的交谈中很接地气地给仁宗举例子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而范仲淹所举的例子，是生活当中的常态。而所谓的各种“朋党”的存在，到底是好还是坏，不能一概而论。古人虽然有君子不党之说，但事实上，因为价值认同的不同，价值观相同的一类人，事实上更容易形成共识。而我们判断各种各样的“朋党”，到底谁好谁坏、孰优孰劣的标准，应当是我们时下常说的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天下苍生，有利于社会安定来作为标准进行判断。而作为家天下主人的皇帝，做为家天下的主事人，他判断臣下之争孰对孰错的终极标准，很多时候，事实上只有一个，那就是首先是是否有利于巩固家天下的稳固。仁宗在宋代的一干皇帝中，也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有为之君，在他的朝堂上，如我们前文所述，出现过一大批治世能臣，而他统驭他们的最简㨗的利器，就是娴熟地实用党争之说，在各路精英之间维持平衡，让他们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防止大权旁落。这也是那些曾经被史家们认为尚属明君的人君们也经常听谣信谗的关键所在。而那些在朝堂之上能够洞悉皇帝心思的所谓的治世能臣们，则充分地利用人君的这个致命弱点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服务。利益所在，使君主和有着相同诉求的一类臣下更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也就是历史上党争不绝的根本原因。范仲淹的数次被贬，其中最致命的就是因为被人指为朋党。
北宋仁宗朝的所谓朋党，从现有的记载看，实际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经不起推敲的政治臆想，是对一些有为之臣本就心怀猜忌的皇帝和一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小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而为一班敢于真言、匡正时弊的有为之臣们挖的坑。《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一当中，有一段仁宗和韩琦的对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初，韩琦数言执政非才，帝未即听。琦又言曰：‘岂陛下择辅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宋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众以为忠正之臣，可备进擢。不然，尝所用者王曾、吕夷简、蔡齐、宋绶，亦人所属望，何不图任也？’帝惟听琦罢王随等，更命士逊及得象为相。士逊犹以东宫旧恩，或言又夷简密荐之。得象入谢，帝谓曰：‘往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惟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干请，今日用卿，由此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皇帝用人并不完全看你能不能干，忠不忠诚，还要看你是不是相互依附，会不会形成朋党来左右朝政。由此我们知道，仁宗朝伤及许多政治精英的所谓朋党，与唐代发生的党争有着实质上的不同。唐代的党争，是旗帜鲜明地党争，是权利之争，利益之争。而北宋仁宗朝的所谓朋党以及很多被视为朋党者，实际上只是与他人政见不同而已，并非有意结成同盟，正方如此，反方亦如此，只不过正方是政见相合，反方则是利益相近；正方为共同的理想而目标一致，反方则为个人利益或野心所驱使；正方为保持人格而发声，反方则以出卖人格谋利。这一点，殴阳修在《朋党论》已经做了很生动地说明：“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而与欧阳修、范仲淹同为仁宗朝的同事尹洙，在范仲淹们因为朋党之说祸及而有口难辩之时，向朝廷上书辨诬之论，更是切中要害。他说：“去年朝廷擢欧阳修、余靖、蔡襄、孙甫相次为谏官，臣甚庆之，所虑者任之而不能终耳。夫今世所谓朋党，甚易辨也。陛下试以意所进用者姓名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称誉；必有对者曰：此至公之论。异日其人或以事见疏，又询于左右曰：某人为某人营救；必有对者曰：此朋党之言。昔之见用，此一臣也；今之见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称誉与营救一也。然或谓之公论，或谓之朋党，是则公论之与朋党，常系于上意，不系于忠邪也。惟圣明裁察！” 至此，我们该明白了，仁宗朝的所谓朋党，实际上就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影子，完全是因为有人揣测上意而夹带私货的结果，也是仁宗借以平衡朝臣利益的结果。而范仲淹的屡次被贬，完全是因为敢于直言、匡正时弊而得罪了他的同僚们，而有些匡政时弊的做法不仅是抑制了一些不法官员的行为，实际上也会对仁宗的随心所欲形成约束，而仁宗则为了在各路精英间维持平衡，同时也为了摆脱朝臣们匡正时弊对自己的行为的约束，经常有意无意地制造是非并不失时机地将本该承担的责任当作锅甩给臣下的结果。
一场由吕夷简策划、夏竦执导、仁宗皇帝扮演主角的天衣无缝的尽逐朋党的活剧，让北宋仁宗朝庆历新政本该出现的大好局面烟消云散了。
北宋一代，仁宗因为前三帝的苦心经营，给他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局面，而人才辈出，精英云集，为他有为而作凑足了一幅好牌，但因为他的自任、多疑，一手好牌几乎被他打烂了。
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岳阳楼记》，我们发现，《岳阳楼记》，书面上为记滕之京重修岳阳楼而作，而事实上是范仲淹借以述怀，而其中的内容，表面上饱含着对明友的宽慰之情，但事实上也是范仲淹借以自况。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物伤其类。由滕之京的被谪，联想到范仲淹自己的数次被贬，其中的人生况味是很值得回味的，借岳阳楼的重修，为朋友被贬之后方能有所成就，当然是值得铭记的，相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让范仲淹的感慨油然而生。而任凭艰难困苦，不堕青云之志，这是范文正公自己一生所倡导、所践行的，也确实是值得作文并记之的。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查年谱，范仲淹一生并未到过巴陵（岳阳），而有关巴陵（岳阳）胜景的描述完全出于想象。但我们读《岳阳楼记》完全感觉不到它是想象之作，而这个想象之作，却让千百年来无数曾经身临其境的人叹服之至。原因何在？我以为，如果我们把这段关于洞庭胜景描述的文字，看成对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波浪壮阔、气象万千、“腹中自有数万甲兵” 的一生的胸臆的表达，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头绪？因为接下来的那两段文字，与其说表达出的是对朋友的宽慰，还不如说是范文正公自己胸臆的真实表露。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隐曜 一作：隐耀；淫雨 通：霪雨)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人生无常，有失意自然也会有得意，有得意当然也会有失意。人生失意，人的情绪会低落，一切的事物会带上灰暗的色彩，个人的世界也许会像梅雨季节的洞庭湖，“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人生得意，人的情绪是愉快的，一切事物看上去都充满着喜庆，就像雨过天晴，碧空如洗的洞庭湖景，自然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范文正公的一生，在我看来，失意的时候比得意的时候多，但他不论是失意还是得意，始终坚守为国为民的情怀，让后人敬仰。由此，我们看这段文字，似乎看到了范仲淹一生的自况。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大儒张载的名言，而观照范仲淹的一生，似乎与张载所说相近了。“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通达人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贯之心底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境界高远的人生追求。把《岳阳楼记》和范仲淹的一生两相对照，忽然有了一种贯通的感觉，《岳阳楼记》中的许多表达，除了对朋友的宽慰之外，事实上是范仲淹自己心境的表达，也是其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俗话说，文如其人，也只有像范仲淹这样境界高远的人，才能写出如此彪炳千古的美文，也只有这样胸怀天地的人，才能让我们读其文想见其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问心无愧地撑起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心。而文末一句“噫！微斯人也，吾谁与归？”，则是范仲淹发自心底的长叹，这声长叹，在回荡了千年之后，我们还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尽的悲怆！人世间，如果能多一些心怀天下、境界高远的人，如果没有了无休无止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没有了无休无止的与事无补的各式各样的内耗，也许范文正公的千古长叹的音量分贝也许会轻许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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