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荀子与沂蒙兵学

(焦子栋)

       一、荀子也有兵学

战国时期，七雄争霸，战事不断，诸侯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战争成为时代发展的重心，军事和国防对于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当时诸子百家都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答。作为孔孟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曾经出任楚国兰陵（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令的荀子亦是如此。

荀子兵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议兵》篇中。他对“兵”的内涵、作用、意义有如下论述：“彼兵者，所以禁曓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王制》）这既是荀子“礼义治军”最高军事原则为指导，建设“仁义之兵”的具体要求，亦是对“止戈为武”（《左传》）“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等兵学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荀子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要“壹民、附民”，就必须“隆礼”“贵义”“好士”“爱民”“政令信”“赏重”“刑威”“权出一”。这是对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基本治国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二、沂蒙兵学如何影响荀子思想

1972年4月，在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量生用竹简书写的先秦古籍，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等。特别是《孙膑兵法》的出土，结束了兵学史上有没有此兵书的千古之争。自此以后，兵学界就把这些兵学典籍作为齐鲁文化、沂蒙文化的重要内容来探讨。

根据已有的史料证明，荀子至少三次到过齐国，前后20年左右，其中在前278年至前265年的13年间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作为百家争鸣的最重要平台，兵家参与其中也是必然之事。同时，作为集诸子大成的荀子（郭沫若语）必然对姜尚、管仲、孙武、司马穰苴、孙膑等的兵家思想进行学习吸纳。

首先从姜尚说起。相传姜尚72岁时在渭水之滨的磻溪垂钓，遇到了求贤若渴的周文王，被封为“太师”，称“太公望”，俗称太公（沂蒙民间俗称“姜太公”），被周武王尊为“师尚父”。姜尚辅佐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是齐国的缔造者，武王克纣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世传姜尚著有《太公兵法》（又称《六韬》）一书。《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关于《太公兵法》的就有五十多枚，证明《太公兵法》至少在西汉时已经广泛流传。“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尽管《太公兵法》一书不全是姜尚的亲笔，但基本上反映了姜尚的兵学思想，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荀子曾把大臣划分为四档：“人臣之论（通“伦”）：有态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接着给出了“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同“猝”）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通“与”），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的判断标准。并且认为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姜尚属于圣臣之列：“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臣道》）足证姜尚在荀子心中地位之崇高。因为圣臣是最高境界的大臣。同时证明了姜尚的治国思想、兵学思想对荀子的影响之深。

《太公兵法·文韬》：“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荀子《王霸》篇：“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姜尚讲“大兵发”的前提是“大明发，大义发”，荀子讲成汤、周武王的大兵出动的前提是“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这都是在讲政治攻势高于军事攻势。

《太公兵法·文韬》在记述周文王向姜尚请教如何能够赢得民心时，姜尚的回答是：“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重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荀子《富国》：“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也。”姜尚与荀子的这些以民众利益为本的观点，既是治国的最高要求，也是治军的最高要求，总括起来就是今天所讲的利益驱动。姜尚注重的是直接利益交换，荀子注重的是间接利益交换。

在具体论述如何运用利益关系调整赢得民心时，《太公兵法·文韬》讲了四个“天下归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这是姜尚“凡人恶死而乐生”的同义语。

《太公兵法·龙韬》：“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荀子《议兵》：“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中国传统兵学认为用兵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姜尚与荀子均持此观点。

《太公兵法·虎韬》：“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荀子《王霸》：“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是包括儒家、兵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百家的一个共识。

除了姜尚，左丘明兵学思想对荀子的影响也比较大。左丘明，生卒不详，为孔子（前551-前479年）同时代人。《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以上材料证明，左丘明与孔子一样都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之君子”。清代成书的《大清一统志》《山东通志》都记述说左丘明墓位于峄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驻地）东八十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兰陵县向城镇管辖的地方。民国初年成书的《临沂县志》也有左丘明墓在今向城镇的记述。虽然左丘明葬于何处有很大争议，但至少说明左丘明与兰陵、与沂蒙有着密切关系。

左丘明的兵学思想是如何影响荀子的呢？汉代刘向在《别录》中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在这个师承关系中，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兵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法、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后因变法得罪贵族，遭其杀害。因此，除了《左传》本身的兵学思想，在传授的过程必然渗透吴起的兵学思想。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荀子《议兵》：“兵者，禁暴除害也。”都是讲国家离不开军队。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荀子《议兵》：“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则废。”这都是讲“必须以礼义为用兵之统领”。

再有就是孙膑兵学思想对荀子的影响。孙膑，出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北），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前320年之间，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相传孙膑与庞涓在蒙山拜以鬼谷子为号的王栩（沂蒙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为师学习兵家纵横之术。后因在魏国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所以史称“孙膑”。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取得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胜利，奠定了齐国再次稳雄诸侯的霸王之业。著有《孙膑兵法》一书，亦称《齐孙子》。

《孙膑兵法·月战》篇：“天地之间，莫贵于人。”荀子《王霸》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人“最为天下贵”这一点上，荀子更是受孙膑的影响。

《孙膑兵法·八阵》篇：“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墼（同‘击’）死。”荀子《议兵》篇：“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孙膑与荀子的观点都是对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发展与创新。

我们知道《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著名的“田忌赛马”故事。荀子为了证明“礼别异”的正确性，曾数次引用《尚书》“维齐非齐”的观点，这与孙膑导演的“田忌赛马”有异曲同工之妙。“维齐非齐”就是强调优势互补，即着眼于整体效能的最大化，现在也叫“群体优势”、“整合优势”、“和合优势”。领兵打仗是一项系统工程，兵员调动，兵器准备，粮草运送，敌我双方态势，天文气象、地理交通等都是军队指挥员必须通盘考量的因素，怎样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现击败敌人，这就要对影响战争的各种要素进行统筹与决断。显然要从整体或全局的角度进行思考。

三、荀子如何影响后世沂蒙兵学

首先，荀子兵学对诸葛亮产生了影响。我们知道，诸葛亮是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治军实践的长处在于治军和战略谋划，其兵学思想在《隆中对》《出师表》《将苑》均有体现。

荀子《议兵》：“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诸葛亮《将苑》：“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荀子主张“隆礼重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又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诸葛亮儒法兼取，显然是对荀子治国治军思想的直接传承。

诸葛亮《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荀子与诸葛亮都志在一统天下，因为只有天下统一才能消除战乱纷争，进而造福天下苍生。凡阻碍天下统一、祸害天下苍生者即是“暴”，即是“害”，即是“奸凶”。

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通“右”）物之所以成？故错（同“措”）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诸葛亮《隆中对》：“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军国大事皆注重“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但是三者之中以发挥人的主观努力是最主要的。在“制天命而用”这个伟大思想上，荀子与诸葛亮称得上是穿越时空的知音。

荀子在《议兵》篇中认为必须赋予前敌统帅三种应变之权：“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将者，人命之所县也，成败之所系也，祸福之所倚也。”可见两者有传承关系。

到南朝宋代时期，出了一个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天文学家和音律学家何承天(370-447年),他是东海郯(今山东兰陵县长城镇长城村)人，博通经史，官至御史中丞。当时为了正确应对这个南北竞争的态势，何承天向宋文帝刘裕隆提出“安边制敌”的战略构想——《安边论》。此文不仅对刘宋王朝及整个南朝的军事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宋书》作者沈约赞誉：“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

荀子《议兵》：“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以守则固，以征则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国家政通人和是最高境界的凝聚，上下团结如一人，防守的时候就会坚固无比，出征的时候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何承天《安边论》：“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城之用，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荀子是从政治高度来论述百姓群众的支持是最强大的国防力、军事力；何承天的“寓兵于民”的战略设想亦是基于荀子的观点，进一步提出要积极主动地把百姓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更是对荀子凝聚民心的创新与发展，亦可见到商鞅变法与曹操屯田制对他的启发。

何承天《安边论》：“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荀子与何承天在论及秦国的富国强兵都用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就是富国强兵的规律。

荀子《议兵》：“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荀子认为齐兵以技击见长却是“亡国之兵”，因为他们是用金钱买来的雇佣军；魏兵经过高强度训练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却是“危国之兵”，因为征战频繁对他们的赏赐过多，导致国家财力下降，无以为继。何承天《安边论》：“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这里的“齐用技击”就是“齐之技击”；“梁用走卒”就是“魏氏之武卒”。此几句的词组结构，亦证明了荀子《议兵》篇对何承天《安边论》的影响。

除了以上影响，我们也不能不提荀子兵学思想对沂蒙兵学的影响。沂蒙红色兵学即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兵学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对战争规律性的总结与认识。简而言之，沂蒙红色兵学就是毛泽东兵学思想在沂蒙地区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兵学思想是对中华优秀兵学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这里面也必然有荀子兵学思想的基因所在。

“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这是对荀子“仁者之兵、王者之志”“兵者禁暴除害”的传承与弘扬。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沂蒙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最后一碗米，要做军粮；最后一尺布，要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要送战场。” 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万多革命先烈牺牲在这片土地之上。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进行革命战争。这是对荀子“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在乎善附民”的创新与发展。这种思想的运用，不仅发展了沂蒙红色兵学，使我们打赢了战争，还创造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焦子栋工作单位：兰陵县东方荀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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