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二十一)
一直以来只要汉高祖和秦始皇并称,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秦始皇暴政,汉高祖休养生息。
那具体来说汉高祖的休养生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自然就是轻徭薄赋。
因此通常人们都认为汉初的农民租税肯定要比秦时少很多。
过去秦汉史料不丰富,我们大致说说汉高祖轻徭薄赋、农民负担降低也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随着这几十年来秦汉简牍大量出土,我们已经有能力对秦汉百姓的租税负担做定量研究。
一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汉初百姓租税负担比秦时低的证据。
甚至汉初百姓的租税似乎比秦时还要高,而且没准还高不少?
为了说清楚刘邦到底怎么减轻百姓负担的,很多现代学者做了很多尝试,但大多又晦涩又说不通。
(公元前203年)八月,初为算赋。
通过《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汉初各类租赋和秦时基本差不多,最大的变数就在这个算赋。
公元前203年八月,正是刘邦决定与项羽议和,好好修养生息一段时间的关键时间点(见链接:《主动求和》)。
可刘邦休养生息就是加收一项税收算赋?不是说好的轻徭薄赋吗?
我们先来弄清楚一下算赋是什么意思。
《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錢,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上面这条是曹魏时期学者如淳对刘邦征收算赋的补注。
原来算赋就是人头税,15-56岁的百姓每人收120,此外3-14岁的儿童也要收口钱,不过少一点只要20。
当然实际的算赋比如淳的简单介绍更复杂,汉初具体是不是120每人也不能肯定。我们就先按每算120做个简单估算:
一户通常5-6口,古时寿命不高,生育年龄早。
如果一户有一位还没超56岁的老人,夫妻两个成年人,加两个小孩,就要交400钱。
极端情况,一户算钱可以到500以上,也可以在200-300之间,我们大致可以取中间值每户400。
秦时的百姓每户负担我们此前给大家简单计算过(见链接:《大秦收支》)。
大体上秦时百姓缴纳租税在6石左右粮食加90钱或者与之对应的物资,刘邦时期大致差不多。
秦时1石粟米官价30,汉时我们不清楚官价有否变动,出土资料显示粮食市价变动太大,比如粟米一石从10来钱到100多都有,不好估算。
我们就当汉初粟米官价涨了一倍,原租税算成钱也就450左右,现在刘邦突然加了400,近乎秦时税收的两倍。
这么一算,高祖时期百姓租税负担不但没有减轻,甚至还暴涨!
大家一时都很难接受这点,从各个角度来寻找是不是我们有所遗漏。
比如学者们找了很多史料试图证实秦帝国也有类似算赋这样的税收。
然而,众多汉简可以找到汉帝国各个时候关于算赋作为人头税征收的详细账簿,汉收人头税且至少每人120毋庸置疑。
而翻遍现有秦简我们找不到秦收人头税的资料,尤其是在里耶秦简内容如此丰富的背景下。
从现有出土资料来看,汉有高额人头税、秦没有人头税的结论很难更改。
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
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说刘邦决定与民休息,所以把粮食地租降到了1/15。
但是汉书《惠帝纪》又记载惠帝减田租,复十五税一。
看来即便汉高祖一度将地租降到1/15,但后来因为连年征战又不得不恢复到1/10。
秦帝国时期至少迁陵粮食地租是1/12,其他资料显示或许在农业发达地区,粮食地租是1/10。
也就是说,至少刘邦时期汉帝国的地租也不比秦时少,汉时农民总税负很有可能比秦时高很多。
想必很多朋友都会想不明白,汉初农民租税比暴秦还高这么多,怎么汉反而稳定下来了,秦反而崩溃得惊天动地。
我们不妨结合前面对秦时迁陵县的收支计算,先来看看刘邦收了这么多人头税可以用来干点啥。
迁陵县人口约5000-10000,我们就按最少的5000算,15-56岁人口六成以上肯定有,那么一年的人头税是36万。
小孩还要收20的人头税,按照朝廷规定,私奴婢和商贾要双倍收人头税,所以迁陵如果在汉帝国可以收出至少40万人头税。
咱一直强调迁陵按秦帝国的模式收支,缺口近20万钱+1万石粮食,也就是缺口折钱四五十万。
现在多出了这40万人头税,是不是哪怕迁陵县支出维持不变,收支缺口也很少了呢?
偏僻贫穷、因刚被征服还享有很多免税人群或税收优惠的迁陵县缺口都不大了,那些内陆富裕县是不是收支很可能就能平衡甚至有盈余了?
县廷收支有盈余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县廷就不用绞尽脑汁每个月罚上那么三五万了?(见链接:《以罚代税》)
县廷不用这么积极找罚款了,是不是刘邦躲芒砀山的事,大泽乡那档子事发生的概率就低了?
看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大惑不解:这秦帝国灭亡的原因竟然是因为税太低了?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准确的说法是:秦帝国能讲规矩的可预期的税收太少了。
税收低就是好朝廷,税收高就是暴政吗?
我们必须理解,租税是朝廷获取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职能、维持公共秩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税高了还是低了,必须与朝廷的公共权力边界,公共职能履行情况以及公共秩序维护程度结合到一起才有意义。
如果朝廷不能有效地维护公共安全,那么民众为了维护本地治安所需要的成本很容易就是明面租税的几倍乃至更高。
如果朝廷不能有效维护公众秩序,那么民众为保证契约可执行所需要的成本也很容易是明面租税的几倍乃至更高。
如果朝廷篡取的公共权力很大,强行背书的公共职能很多,租税再低又有什么意义呢?
甚至租税越低,对民众伤害越大,因为你拿走了这么多公共权力,你需要的钱少不了啊!
钱粮就要这么多,不从一目了然、简单清晰的租税那里拿,那就得从其他渠道拿啊。
比如说前面反复介绍,秦帝国通过少府直接掌控了大片山海园池。(见链接:《大秦工程》)
以禁苑为核心,秦帝国拥有的公田数量和类似矿产、畜牧、渔业等产业数量天文数字。
以公田为例,将其租借出去收取地租是中央维持朝廷运转,是补贴县廷亏空的支柱性产业。
而这些公田被租借出去后很容易形成层层转包的局面,落到佣耕平民头上的地租无疑会大大增加。
故秦菀囿园池,令民得田之
而刘邦和他的汉王国早在公元前206年11月刚刚进入关中,就宣布打开秦帝国时期的禁苑等各类公田,授予民众。
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这段来自汉书《食货志》的记载也表明,刘邦时期朝廷直接掌握的山川园池只用于纯皇室支出,不再像秦帝国时期那样成为朝廷支柱。
可以看出,汉帝国时期释放了大片朝廷掌控的公田,授予民众和众多高爵人群。
汉帝国当然也会类似秦时一样出现高爵——中低爵——平民或者区分出大地主和失地平民。
可是这中间是不是少了一道朝廷收取的地租呢?
现在问题就转化成少的这道朝廷地租和每户大约400每年的人头税哪个负担更重呢?
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大地主直接向租户收租,他们会不会不顾租户的人头税,玩命压榨租户甚至干脆逼他们成为自己的奴婢呢?
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要解决这个问题实在很简单,规定私奴婢的人头税算两份就可以了。
这样一来,大地主养奴婢成本大大提高,他们自己会去算,怎么收租户的地租对大家最有利。
朝廷通过公田收地租作为重要收入来源,就需要修建和维护规模庞大的围墙;
需要不断巡逻监察确保民众和盗匪不会进入公田区域破坏;
还需要大量人手清算土地、监督其出租、收押金、收租等全过程以防止舞弊、侵吞。
我们很容易看出公田出租和直接收人头税两种模式哪种成本更高,而那些高出的成本最终无疑只能转移到民众头上。
由于秦帝国朝廷可预期租税收入过少,朝廷收支实际上极度仰仗徒隶和戍卒。
可他们的衣食也得靠朝廷和各级县廷负担,当徒隶规模越来越大,养一个徒隶的成本很可能比他们能创造出的利润还高。
而帝国计划身份的特点,使其背负了爵位、田宅等非常高的公共职能。
巨大的支出压力使得帝国朝廷只能不断通过遥远的边疆战争、驰道、始皇陵、阿房宫等大型工程来试图集中力量创造价值。
可是工程越大,管理成本越高,最后的负担你说都到了谁身上呢?
(惠帝)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这是惠帝时期建长安城的人员动员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和秦时的巨大不同。
首先动用的是居民徭役,14.6万人1个月结束,没有修完再动用徒隶,只用了2万人。
汉高祖刘邦兴建长乐宫、未央宫没具体人力使用记录,但其总共不到一年半,刘邦还怪萧何整得太大了。
汉初从修建皇宫到接下来修建长安城,整个工程连阿房宫十分之一都不到!
是汉帝国长安城太简陋了吗?恐怕不是,不过是汉帝国不需要把营建新首都当成大工程来搞罢了。
(正月)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五月)军吏卒会赦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十月)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
我们可以看到,在刘邦正式称帝的公元前202年,十个月内汉帝国接连四次大赦,两次全民,两次全军!
看了前面这么多节的朋友,应该都明白连续大赦的根本点在于减少朝廷和各级县廷刑徒数量。
秦末大崩溃消灭了无数人口,消灭了过去一直为朝廷计划的身份桎梏。
汉帝国的建立是在一片废墟上的彻底重建,天下几百年来第一次得到机会对现有框架进行结构性调整。
结合此前几节内容我们可以提炼出汉帝国的主要政策调整:
大幅滥赐爵位;释放大批官奴婢、刑徒;私有大批以禁苑为代表的公有土地;征收高额人头税。
刘邦团队的几项结构性重大政策调整指向性非常明确:
大幅减少朝廷公共职能与义务(比如逐步放弃计划身份)、大幅缩减朝廷公共权力边界;
大幅缩减朝廷直营范围(如禁苑)、大幅增加个人税收,以求让朝廷收支缺口大大减少;
最终朝廷将大部分非公开财政收入转为相对公开透明的租税。
固然在刘邦时期连年征战、百废待兴,民间负担依然较高。
但随着战争结束,朝廷转型逐步进入正轨,租税随即逐步降低,为后来的经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
汉帝国确立的租税为主,量入为出的朝廷收支体系,也成为今后1000多年各帝国常态。
而秦帝国收支体系与此有很大不同!秦帝国的现状更可能是:
支出多少?不知道。能收多少?无法定量。于是朝廷不断左投投,右投投,指望能哪天赚笔大的。
可见秦制二千年的说法恐怕不如汉制二千年来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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