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子承乾谋反之前，李世民就一直想参与国史的编写。
但是李世民的这种做法，一直受到史官的本能排斥，因为皇帝亲自参与国史的编写，这叫什么事呢？
如果一部国史，就是在皇帝的亲自参与、监督、指导下完成，那史官还有什么脸说自己秉笔直书呢？
当然了，史官对李世民说的非常委婉。
总而言之，您心胸如大海洋一般宽广，您参与国史编写，肯定也不会把带血的刀悬在史官头上；总而言之，史官肯定还可以秉笔直书；再总而言之，后世肯定还能看到所谓的信史。
问题是，您开了这种先例，以后皇帝都亲自参与国史的编写，您觉得，会是什么结果？
到时，史官秉笔直书吧，难免会引来杀身之祸；史官完全顺着皇帝的意思写。您说这种史书，还有可信度吗？
关键是，这种史书毫无可信度。人们想了解历史，会从什么地方了解呢？肯定是从各种小道消息啊！
这样一来，我们本来想控制舆论，结果呢？只会引来太多不利于自己的内容。
总的来说，在皇权时代，史馆、史官的重要职责，就是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所以皇帝不能、也不敢随便破坏史馆、史官的神圣形象。因为破坏了史馆、史官的这种神圣形象，人们想了解历史，难免会各种民间野史去了解。
虽说如此，但是史官在记述时事时，也必须想好再写。否则，后果那是很严重的。
太史公在李陵的问题上，发表了与汉武帝不同的意见，直接就让汉武帝推入了蚕室。
因为类似的原因，李世民虽然从来没有告诉史官应该怎么记述玄武门之变，但是史官也绝不敢扯什么某年某月，太宗皇帝杀兄逼父。因为史官敢这样写，肯定让砍了脑袋，也得大念阿弥托佛！
当然了，因为类似的原因，李世民想查看《起居注》，直接让史官委婉的拒绝了。
史官的态度很简单，您难道连这种信心都没有？您放心好了，就算您不说，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写！
史官的态度很简单，我们虽然是御用文人，但是也希望您会维护我们的尊严，关键是维护了我们的尊严，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最简单而言，如果后世传出，我们写的史书，都是在您的亲切指导下完成，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有面子？
李世民作为一个想名垂青史的皇帝，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也实在不敢玩什么霸王硬上弓。
但是面对贞观十七年发生的一切，让李世民感觉，自己必须得高度重视修史工作了。
十七年前，人们看见弟弟杀哥哥，儿子逼父亲；十七年后，人们又看到哥哥想杀弟弟，儿子想杀父亲，关键是，父亲还杀了一个儿子。
百年之后，人们会怎么看这一切呢？
关键是，现在的史官，会怎么记述这一切呢？虽然说，自己不检查他们，他们也不敢胡说八道。问题是，在许多时候，史官不胡说八道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啊！
在这种背景下，贞观十七年四月一日，太子承乾案谋反案东窗事发。
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宰相房玄龄领衔的国史小组，就写完了《高祖实录》、《今上实录》。
在此过程中，李世民可一点也没有干预过国史小组的写作。
但是当宰相房玄龄把《高祖实录》、《今上实录》呈上后，李世民经过简单的翻阅，就告诉他们，你们实在不具备史官的节操与素养啊！
第一、史官在写历史时，必须得秉笔直书。
第二、重大事件，史官必须得记述清楚。
你们！你们！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我们大唐史官，就你们表现出的这种节操与素养，后人会怎么说我们大唐帝国呢？
房玄龄一听，大家苦心写成的国史，直接就让皇帝否定了，难免会感觉惊疑不定，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就希望皇帝说得再具体点。
李世民就说，十七年前，大唐帝国发生过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直接影响了大唐帝国未来的走向！这样重大的事件，你们怎么就写了几十个字，而且还写得含糊其词；不要说千年之后的读者了，就是当时的亲历者，看到你们的这种记述，也会不知所云的！
十七年前！发生过什么大事呢？自然就是玄武门之变啊！
看到房玄龄一脸困惑、不知所措的样子。李世民就继续告诉他，遥想当年，管叔、蔡叔作乱，周公把他们都杀了；叔牙作乱，季友把他毒死了；当时的史官本着秉笔直书的精神，并没有为周公、季友作任何隐讳啊。
更主要的是，我就纳了闷了！一个人代表正义，为了国家、百姓，杀了两个邪恶化身的兄弟，关键时候拯救了国家、挽救了百姓，这有什么需要隐讳的？这本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啊。
《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的，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十七年了！李世民终于可以给玄武门之变定调，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李渊、裴寂、魏征为代表的，与这段历史有利害关系的大哥级人物，都死的差不多了；活下来的人，一方面力量非常弱小，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一切早已成为历史，所以不论怎定性这段历史，也对他们的现实的利益无损了。
听到李世民这样给玄武门定调，房玄龄等人终于明白，大唐帝国的各种史学禁圈，终于全部开禁了。现在大家可以放开胆子，不厌其详的记述它、评论它了。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大家必须得把它写得好像一部英雄传奇故事，甚至是一个好人坏人相争的童话故事！
这样一写，整个大唐开国历史，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了。
李世民的父亲就是一个昏庸的、毫无主见的官僚形象。
最简单而言，李渊为什么会造反呢？那是因为在儿子李世民的设计下，睡了隋炀帝的女人，害怕被追究，所以不得己只能在李世民的裹胁下造反了。
《剑桥中国通史》是这样转述的：按照正史的传统说法，......李世民赂嘱晋阳宫监裴寂把炀帝的晋阳宫女弄来陪侍李渊，而没有告知她们的身分，以此迫使他父亲表态，当李渊得知他卷入了这一罪当处死的行为时不得不同意了他儿子的计划，勉强地起兵发动叛乱。
李世民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是两个花花公子、甚至是两个花花恶少。
《剑桥中国通史》是这样转述的：建成和元吉两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
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呢，怎么看也好像一个神经病.......。
《剑桥中国通史》是这样转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中国的朝廷官员来说，承乾的行为显得在某些方面不正常和有失体统；他很可能是精神失常。承乾不遵守中国的习惯和传统；他口说突厥话，他和他的仆从都穿突厥服装。当朝廷官员们批评他这种粗野和不体面的行为时，他公然蔑弃中国礼法，竟打算杀害他们.....。
而李世民呢？不用说，怎么看也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大英雄；整个大唐帝国，就是李世民只手托天创建的。
李世民这样不惜赤膊上阵，亲自参与史书的编写的行为，在许多人看来，这就是有失体统、有辱斯文的行为。甚至让人怀疑相关历史的真实性。
但是，我们必须得说但是，如果李世民不这样做，哪能成为后世许多读者心中，永远无法超越的真神形象呢？
总的来说，戈培尔博士说过，谎言千遍成真理。
当然了，人民大众也需要只手托天的英雄形象，更喜欢看脸谱分明的正义邪恶大战的故事。
于是，这段历史遂成为人们最广为熟悉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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