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决战惨败,帝国遭遇了军事上的沉重打击,不过按照常理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唐军的损失撑破了天也就三四万人,之前的灵宝之战、陈涛斜之战,哪次不比这次损失大,帝国也还是挺过来了。
燕帝国即便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撑破了天,地盘也还是只有河北一个省而已,唐帝国的地盘和人口都是燕帝国的十倍规模,理论上,唐帝国再组织个三五十万大军玩似的,燕帝国一隅之地,拿什么和唐帝国持久抗衡呢。
可问题就在于,邺城惨败不仅仅严重打击了唐帝国的军事,在经济上对于帝国更是灭顶之灾,帝国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起十万人以上的攻击部队了。
从唐军渡河作战到邺城之战结束,历时四个半月,郭子仪在这次战役中,采用了自己拿手的工事战法,一度打得非常顺利和漂亮,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钱粮物资消耗。
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
六十万的士兵与构筑工事的民夫,即便其中四五十万民夫,几乎都是义务劳动,可是你总的个人准备饭菜伙食呀,光是这粮食的运输,就够把帝国国库掏空了,何况还有十多万每个月都要薪水奖金的将士。
而战后各路乱军对于河南的破坏,更是让帝国的根基受损:
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这轮河北战役的巨大物资准备,帝国是靠卖官鬻爵、率贷和强制助军来筹集的,第三十二、三十三两节我们详细介绍过,此时的帝国,实际上和伸进人口袋里抢钱,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了。可是现在大军惨败,帝国平定叛乱的时间还遥遥无期,钱还要像流水般往下花,帝国的大户已经被抢了一轮又一轮,越来越抢不动了。怎么办?
帝国经济再次遇到困难,皇帝又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经济领域的最高领导——第五琦身上。想当年安史之乱初起,帝国四分五裂,捉襟见肘,第五琦自告奋勇,担起重担,将江淮租庸折算成绢帛等当钱用的轻货送到首都,解西北朝廷的燃眉之急。之后他又组织了食盐专卖改革,为帝国带来了大量的收入,也缓解了帝国行将崩溃的财政乱局,使得采取了一系列杀鸡取暖的财税政策的帝国,终于又重回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五琦立过大功,皇帝也没亏待第五琦,第五琦大约是756年的八月离开地方进京面圣的,那时候他撑死了也就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从八品),可到了759年三月二十九日,才过去两年半,他就一举升任宰相,进入了常委班子,成为了正国级的干部!这火箭般的蹿升速度,在帝国历史上,大约是前无古人了。
第五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升任常委的,而唐军是在三月六日与燕军决战崩溃,战败的消息传到帝国首都,大约到了十号前后。也就是说,帝国中央是在得到邺城惨败的消息后大约半个月,决定突击提拔第五琦的。很显然,帝国现在提拔第五琦为常委,就是要他来解决帝国眼下面对的经济困境。
当然,这个决定也并不是一个拍脑袋的决定,雄心勃勃的第五琦,早就在筹划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改革计划,并且已经试点运行了一段时间,帝国现在提拔他为常委,主要目的也是通过充分授权,要他亲自挂帅,加快全面推广这个计划。第五琦正在筹备运行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大胆的,釜底抽薪的大行动——货币改革,通过大规模发行铜钱货币,取代现在的实物货币,建立新的货币体系。
既然是货币改革,我们有必要对货币常识,做一点基本的介绍。最简单的,铜钱和绢帛为什么都可以当货币用呢?他们到底什么区别?为什么帝国一定要推行铜钱来取代绢帛呢?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基础知识,那就是信用和信用货币。
在这里,我打算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最简单的介绍一些基本概念。我们初中开始,就上过政治课,大体都知道,货币就是一般等价交换物,在最开始的原始社会,是没有交换的需求的,人类都是以一个大家族为单元,自给自足,聚居点内平均分配。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不同的个人和小家庭,在产出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已经没法平均分配了,就开始了交换,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货币的概念的,人们要交换产品都是物物交换,比如你拿一头牛来,我换你100斤米。可是这样的物物交换只能是小范围的交换才可能行得通,稍微范围大点,你有牛羊,我有布,他有米,还有的人做了几杆标枪,你说,这要怎么个换法?
要交换,就必须要有明确的交换标准,也就是价格,一斤米换多少布,一头牛多少斤米,这样下来,直接交换就会复杂极了,计算起来太麻烦,所以就需要有等价物,进入间接交换的阶段。牛也好,布也好,米也好,大家不再直接交换了,而是使用一个中间物,所有商品都对标这个中间物一个数量,大家就不需要再去做繁杂到几乎没法准确的计算,这就有了钱的概念,也就产生了货币。
对于早期的货币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等价物要找什么?总的来说,要成为等价物,必须具备稀缺性,稳定性和可分割性。你总不能随便拿些石头就当等价交换物,因为满世界到处都是石头,石头要能换米,人随便一拉一大车几百斤,你说谁能愿意换呢?货币必须是稀有的,随便找找不到的。
当然了,你说两广的荔枝也很稀有,可是荔枝除了吃掉,放手里没几天就烂了,显然也不可能让人愿意长期持有。具备了稀缺性稳定性,还得好分割,不然一头牛怎么也能用几十年,可是我要换你半头牛的东西咋办,还能把牛切成两半?
在以上几个条件的约束下,以金银铜为代表的稀有金属货币,逐渐脱颖而出,长期以来成为货币的主力。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个错觉,那就是这些金属是天然的货币,金属能成为货币,是因为金属天然具备价值,而大家都知道纸张啊,现在的数字货币,本身实在看不出什么价值,所以就会出现误区,以为金属货币和纸币、数字货币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实际上,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货币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信用,货币使用者共同认可的信用。所有的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都源自信用,所有的货币,其实都是基于信用的等价交换物。
我们大约都听说过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说两个土财主,一个最喜欢囤积金银财宝,一个喜欢囤积粮食布匹,那个喜欢囤积金银财宝的财主就笑话另一个财主,说你就知道存这些没用的破烂,真是个一辈子的穷鬼啊。结果遇到了大饥荒,囤积粮食布匹的,依靠囤积听过了饥荒,囤积金银财宝的,守着一大堆金银财宝换不到吃的,活活饿死了。
这个故事当然只能算是寓言,只能当故事看,但是也说明,即便是古代人,也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钱只有在有信用的时候,才能当钱用,如果大家都不信任钱能换到我需要的商品,那即便是满屋子的金银财宝,也什么都不值。
从理论上来说,金银铜钱,确实具备了成为货币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但是金银铜却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通用的货币。中国金银产量不高,早期主要的金属货币是铜钱,大约在战国后期到西汉时候,铜钱的应用达到一个高峰,基本作为社会主要货币在使用,可是从东汉开始,货币出现了很大的倒退,铜钱大幅度的退出货币舞台,甚至在北中国一度几乎不用铜钱。
东汉中后期开始,主要使用的货币是绢帛等丝织品和盐,逐渐的,随着丝织品越来越精美,质量越来越高,绢帛就逐渐取代了盐,毕竟绢帛比盐稳定、轻便得多。唐帝国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帝国开始不断的寻求使用铜钱,来取代和驱逐绢帛货币,到了宋代,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绢帛还长期作为货币使用,但是铜钱开始成为绝对的主流,甚至开始出现了铁币,纸币!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中央信用与地方私人信用反复争夺的产物,从东汉时期开始,豪门士族的庄园经济,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具体的细节我们先不做太多介绍,我们只要知道,豪门士族的庄园往往田连阡陌,大的可到几万亩甚至几十万亩,士族的庄园里,什么都能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这种局面下,豪门士族天然的对中央发行的货币,有强大的抵制心理。
中央发行的货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来自中央的信用背书,如果中央发行的货币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那么地方割据势力就很难对抗中央,因为中央有一个最简单的制敌手段,那就是切断你的中央信用!
一旦天下主要认可的信用,是实物货币,比如说绢帛和盐,那么你就可以轻易的使用手里的物资,去等价的换取大量对抗急需的军需物资;可如果天下主要认可的信用,是来自中央发行的货币,那么中央一旦切断你的货币供应,你想要去和其他盟友交换军需用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你手里拥有的物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基于中央信用的货币,才可以出手,其损耗和贬值会变得极度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宋朝以后,除了中央秩序崩溃,中央信用短暂崩塌的极少数时间,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地方割据几乎无法获得普遍支持,国家分裂也就变得难之又难。因为一旦失去了中央信用的背书,地方就会大幅度失去与帝国其他地方交换的能力。
而在一个生产力尤其是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时代,除了边远封闭的山区和边疆,在帝国普遍地区,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一方豪强,一旦失去了交换能力,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大幅度降低。当一个割据政权的普遍民众都充满了对生活质量降低的不满,这个割据政权就会逐渐失去大家的支持,没有了普遍人群的支持,你兵也招不上来,钱也收不到,自然就会轻易的被瓦解。
晚唐到五代的这二百年,恰恰就是私人信用崩溃,中央和新型的地方军政府争夺信用的时期,第五琦主持的的货币改革,恰恰就是这轮信用争夺的关键时刻。
第五琦的货币改革想法,大约在他草创新的食盐专卖政策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回顾第十九节,第五琦发动江南税收供应朝廷的时候,是“以江淮租庸市轻货”,到第三十四节主持食盐专卖的时候,又是“以盐价市轻货”。
轻货就是指的丝织品,也就是以绢帛为代表的实物货币。在这个货币体系里,以上等的绢作为等价交换物,其他质量不等的绢、麻、布等等各类织品,按照特定的比例换算成上等的绢来计价。
如果说江淮租庸都是大件货物,帝国缺乏那么多铜钱,只好用绢帛交换,还勉强说得通,到了食盐专卖,都是官销,中间没有经销商,因此食盐的销售都是一次几十的小额零售,使用绢很不方便,所以理论上收上来的都是钱才对。可现在连盐利,最终都要置换成实物货币,相当于帝国自己承认,帝国发行的钱不值钱,不好用,你看连我自己都不用。
帝国绞尽脑汁通过各种渠道收取的税收,居然都要先到市面上换成实物货币,才能进入国库使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市场的波动完全由帝国中央承担;还意味着帝国的财政被掌握在地方市场的大商人手里,这就让地方军头有足够的机会卡住帝国的财税,让帝国在与其博弈时,被对方捏住了巨大的筹码。
更可怕的是,在帝国初期,公认的第一品的绢,就来自于现在燕帝国割据的河北地区南部,即便到了帝国中期,洛阳被认为是天下绢帛最好的地方,河北也一直位列帝国绢帛市场的最顶端。
也就是说,燕帝国每年的产能,可以畅通无阻的转换为货币,用于在全国各地进行等价交换,各地物资源源不断的供应燕帝国的军队,很难被切断,这对于唐帝国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其实帝国不是不想发行钱,而是发行钱实在没那么简单。现在的帝国信用,离发行几乎不要钱的纸币还早得很,帝国要发行货币,就得发行铜钱,可是发行铜钱可不是一句话的事,那是需要很高的成本的。
帝国每发行一贯,也就是1000的钱,就必须要用6斤的铜,哪怕每年只造1-2亿的钱,都需要上百万斤的铜,这个消耗是极其庞大的。这么多的铜,需要上万人日夜不断的去开采,造钱还需要其他的锡、铅、柴、炭、炉子等各种物资,都需要人去开采和运输。而最后,这写原材料需要被铸造成钱,也就需要大量的铸钱工人,还需要大量运输人工去运输到市场,这些都是要成本的。
帝国成立的初期,市面上没什么铜钱,对应的,钱也就还比较值钱,所以物价都便宜得不正常,一石米、一匹绢都只要几十钱甚至十几钱,这么低的物价,对应的人工也就很便宜,造1000钱的成本也就不算太高。
而且早期的帝国,大量使用隐性成本,比如说,铜矿的工人的薪水,都是通过免税的方式,不用帝国花钱;又比如原材料的运输转运,铜钱的铸造,所有这些人工,除了少量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其他都是以徭役的形式义务劳动;超过了徭役规定的二十天,其薪资计算也大多是打白条,以次充好。
可问题是,国家发钱成本低了,就忍不住乱发钱,发的钱一多,物价就很快升高,恢复正常价格;同时,你都是让人义务劳动,打白条,劳工积极性就低,铸钱的浪费就很高,效率就很低,此消彼涨,铸钱的成本就迅速攀高。
另一方面,帝国的皇亲国戚的数量,官僚机构的规模,都是十倍二十倍的急速膨胀,帝国需要花钱的地方迅速增加,在一个类似国企的铸币系统里,你的需求量越增加,他的内部人浮于事、贪腐横行的缺陷就越大,效率就越低,成本就越高。
别说一千多年钱的唐帝国,哪怕是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比如某石油大国把石油买卖国有化了,结果政府卖石油居然能巨额亏损;再有更厉害的,某发达国家把毒品(主要是大麻)国有化了,结果政府卖毒品,居然也能卖出巨额亏损。
所以,到了帝国中期,大约高宗武后时期,帝国就出现了政府很缺钱,于是就下大力气造钱,结果造钱的成本比造出来的钱还高,越发钱越亏损,国库越空的尴尬局面。
这咋办?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不是,钱是我帝国中央发的,我想怎么发,还不是我说了算?于是帝国决定,降低造钱成本,怎么个降低法呢?嗯,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钱的成本主要是铜不是,主要就是开采和运输铜太难,铜的成本太高嘛,所以呢,我就偷偷摸摸的,把钱里面的铜的成分降低,反正钱都是铜和锡,还有少量铅、锌等金属的合金,我多放点锡不就把钱的成本降下来了嘛。而且锡的熔点低,这也让铸钱的难度大大降低,铸钱的成本也降下来了,你看看,这多么高明,一举多得。
可问题是,你拿这种钱来糊弄人,人也就会反过来糊弄你,大量掺锡的铜钱成本低,制造难度低,这也意味着很容易仿制。于是,在产锡的江南一带的人,大量的伪造锡钱,甚至干脆直接拿纯锡做钱,反正政府发行的钱锡放的多了,和纯锡已经没法区分了。
这下子,江南哪怕一个小户人家,只用一炷香时间就能做好100个钱,于是,江南家家户户开辟第二职业,制作假钱。巨额的假钱的泛滥,彻底的扰乱了市场,让市面上以帝国发行的钱来计价的商品,物价飞涨到可怕的地步。帝国对于杜绝假钱想尽了办法,可是你自己就带头做假钱,你又怎么禁绝得了别人跟着你造假钱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帝国自己彻底的破坏了自己的信用,失去了信用,你发行的钱就如同垃圾废品,根本没人愿意用,导致民间几乎不用铜钱做交易,绢帛价格反而进一步被抬高。
实际上,唐帝国这一百多年来发行货币的历史,也是千年以来国家信用货币的历史的一个缩影。战国末期,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渐形成,国家信用背书下,国家发行的货币的信用很得到大家的认可。可是这信用度高了,中央的强势人物就忍不住利用这种信用,各种胡乱发行,以此充好,彻底搅乱货币市场,自己破坏自己的信用。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地方豪门士族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汉,帝国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自己的信用,还没多大后果。可到了东汉开始,地方豪强逐渐成型,中央一次次破坏自己的信用,就会导致地方豪族的信用一次次的被加强,也就导致中央货币逐渐在市面上消失。
天宝年间,一匹绢的价格到了550,栗米一石也涨到了400,显然,铜钱在一步步的贬值,铜钱贬值,就意味着帝国发行铜钱彻底成为亏本买卖,而帝国不发行铜钱,绢帛成为主要的货币,就意味着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可以越来越轻易的拥有巨大的财力。
为了解决这样的被动局面,玄宗皇帝任命杨国忠成为首相,授权杨国忠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货币改革。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