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元三年，即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史思明被陕郡的唐军和河阳的李光弼部牢牢锁死在洛阳，到上元元年，即公元760年十一月，怀州失陷，黄河北岸的西大门被打开，史思明面临严重的后院失火的威胁，看上去唐帝国形式一片大好。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小人破坏好人的故事又上演了：
或言：“洛中将士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急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以为信然，屡言于上，上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光弼奏称：“贼锋尚锐，未可轻进。”……怀恩惮光弼而心恶之，乃附朝恩，言东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继，督光弼使出师，光弼不得已，……与怀恩将兵会朝恩及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当初哥舒翰坚守潼关不出，是脑残的皇帝听信了奸臣杨国忠的谗言，非要逼迫哥舒翰出战，结果大败；后来房琯打陈涛斜，也想缓一缓，然而死太监邢延恩逼他出战，结果大败。又比如邺城会战，李光弼坚持要主动出击，但是被死太监鱼朝恩反对，非得死守，结果大败，甚至连高仙芝、封常清被杀，郭子仪被撤职，也都是因为死太监边令诚、鱼朝恩打小报告、告黑状导致的。
总之，在皇权政治的叙事体系里，永远都是好人和坏人的童话故事，而担当坏人角色的，永远都是受到皇帝信任的太监或者宠臣。
皇帝为什么逼迫李光弼出战？这和当年老皇帝逼迫哥舒翰出战没有本质的区别（详见第九节）。史思明陷入窘境，不代表唐帝国就好受了，史思明在洛阳一困就是一年多，比当年安禄山困的还久，可这也意味着，唐帝国的中轴线，生命线，再一次长期陷入中断的境地，比上一次还要久。你李光弼可以带着几万部队天天在河阳吃香的喝辣的，帝国拿什么来供你吃供你穿呢？
可是皇权政治下的御用文人哪敢这么写，哪敢这么分析呢？因为照这样写下去，岂不是在说，将领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将领们手握重兵还忠于帝国，其实完全是因为皇帝对他的百般猜忌，百般制约了？如果有脑子的读者再照这么一分析下去，岂不是会发现，原来将领无所谓忠诚不忠诚，其实哪个将领，也都在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考量，没有谁真的只为了皇帝在考量？
如果官方的记载、记录历史的时候，都这样写，那皇权哪还有什么神秘性可言，帝国又靠什么来保持基层士民的忠诚，激励基层民众官吏的忠君热情呢？别说那个年代的官方记载，绝不敢这么写，即便是一千年后的现代社会，信息够发达，够自由了，官方纪录那也不敢这么写啊！无论哪个国家，官方在记载大领袖，大英雄的时候，张口闭口的，那也是这个人是怎么怎么的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甚至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啊。
所以呢，在以官方文件为主的历史记录上，往往都充斥了这样的好人与坏人的故事。只要是修成正果，以忠臣的名义定性的官员将领，总是一心忠君爱国的，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所有的错误，都来自于那几个大坏蛋在捣鬼，而大坏蛋的角色毫无例外，都是由最后被定性为奸臣佞臣的几位来担纲。比如说杨国忠、边令诚、李辅国、张良娣、鱼朝恩等等等等。
是不是有点扯远了？我们回过头来看，表面上唐帝国在洛阳一线的战役中，占据了军事上的主动，但是随着叛乱越拖越久，帝国不仅面临经济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帝国中央和地方，因为那几毛钱的事，矛盾也闹得越来越大。
我们回顾下第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帝国在三年前刚收复两京，恢复中原的时候，特地免了一年租庸，把那些在执行起来存在争议的税收，统统推迟了一年征收。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帝国长时间的处于分裂状态，地方拥军大佬在迅速崛起，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中央的利害冲突也越来越深。
减免一年后，帝国开始恢复全额税收，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就随即激烈起来，短短两年间，先后出现了首都李珍、湖北康楚元和江南刘展的谋逆和叛乱：
（759年）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760年十一月）（刘）展悉举宋州兵七千趣广陵。展引兵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徇濠、楚，王暅將兵四千略淮西。
（761年四月）术士长塞镇将硃融与左武卫将军窦如玢等谋奉嗣岐王珍作乱，金吾将军邢济告之。
在帝国内部一片混乱之际，西北边境也不得安宁，由于帝国西北朔方军领地被大量抽调南下后，已经空虚无比，党项的陕北部落趁此良机，蠢蠢欲动，在陕北一带频频不安分起来。为此，帝国不仅在关中设立了两个防范党项的藩镇，还不得不把郭子仪请出来，统筹抵御党项侵扰。
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
面临复杂的困境，朝廷又不断有人开始吹风，帝国放着郭子仪这么优秀的将领，闲置在首都养老，也实在太浪费了，现在史思明被钉死在了洛阳，正是我们从山西杀奔他后方，杀他个死无葬身之所的大好时机呀，皇帝你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良机，遗恨终身。在满朝官员的舆论之下，760年九月，帝国皇帝只好亲自下诏书，重新启用郭子仪为大军统帅，统领七万兵力，入山西收复大同，并东出井陉和飞狐口，威胁范阳。具体战斗序列如下：
中央禁军：
左右威远骁骑等左厢一万人，其中马军三千，步军七千人，李光进、乌崇福率领；
右厢一万人，其中马军三千人，步军七千人，李鼎、王兟率领；
地方后备役部队：
渭北官健一万一千人，马军三千人，步军八千人，辛京杲充率领
朔方留后蕃汉官健八千人，马军八百人，步军七千二百人，任敷、浑释之率领；
鄜坊等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杜冕率领；
宁州官健一万人，马军一千人，步军九千人，桑如珪率领；
泾原防御官健二千人，马军五百人，步军一千五百人，阎英奇率领。
蕃汉部落兵一万人，马军五千人，步军五千人，慕容兆与新投降首领突厥奴赖率领；
这些部队除了最后的部落兵属于挂帝国旗帜的账面数字，多半用不上外。其他六万部队，大多是新募集的士兵，是三年来，唐帝国在关中和西北努力募兵的成果，这是帝国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然而，对于这份家底该如何使用，却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据说又是由于死太监鱼朝恩的反对，皇帝亲自下的诏书，最终竟然成了一张废纸，没有生效！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仪于散地。”乙未，命子仪出镇邠州；党项遁去。戊申，制：“子仪统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还定河北，发射生英武等禁军及朔方、鄜坊、邠宁、泾原诸道蕃、汉兵共七万人，皆受子仪节度。”制下旬日，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份诏书里提到的战略，这不就是四年前李泌战略的翻版吗（详见第二十一节）？当时导致李泌的战略不可行的根本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显然并没有，那对于皇帝来说，这仍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执行的战略。
皇帝现在的诉求，和四年前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立即、迅速打通洛阳到开封（汴州）的线路，只要这个“脊髓灰质炎”不能治好，帝国就没有办法睡一个安稳觉。在这层背景下，皇帝又怎么可能真的放郭子仪出山，去执行这个对帝国来说如同慢性自杀的战略呢？所谓的鱼朝恩反对，大约不过是肃宗不想承担责任，不想直面舆论，放鱼朝恩出来唱了个双簧罢了。
随着760年十一月江淮刘展叛乱，帝国苦苦憋着的一口气终于崩塌了，刘展的叛乱不仅仅让帝国的赖以生存的税收重地东南，陷入巨大的混乱与破坏，也让中原不得不从河南战场抽调精锐的辽宁军区（平卢）田神功部南下，更让坐困洛阳一年多的史思明重新燃起了希望：
史思明遣其将田承嗣将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将兵三千人徇陈，许敬江将二千人徇兗郓，恭薛鄂将五千人徇曹州。
我们从图上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史思明认为刘展的叛乱是天赐良机，决心要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燕帝国的部队已经从四面八方逼近叛乱的江南，一面堵截唐军，一面声援叛军。
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中央已经是山穷水尽，绝不可能再养着李光弼的部队吃干饭了，于是五年前哥舒翰含泪出征的的一幕再次重演，帝国中央不断的催促，强逼李光弼离开险要的河阳，火速出战。
终于在上元元年，即公元761年的二月，李光弼只留下李抱玉少量部队镇守河阳，率领二万朔方主力、与陕州卫伯玉部一万左右部队，以及帝国增援的鱼朝恩部约二万后备役部队会合，一共大约五万大军，南下洛阳与燕军决战。
可能有细心的朋友会有疑问，几个月前，帝国在关中还组建大军，号称有七万部队要授权郭子仪东出山西，为什么现在要洛阳决战了，最后却只增援了二万左右部队给前线的李光弼部呢？
原理很简单，给郭子仪画饼的时候的七万人，是三年来努力募集的总的编制，实际的兵力调派不可能所有编制都能调到前线。何况有了灵宝之战、相州会战的教训，帝国高层也明白了，互不统属的部队，尤其是这种新募的民兵级别的部队，多了其实也没用，一次性把刚攒下来的家底，要是都打碎掉，那么帝国也就很快要玩完了，所以拿出大约三分之一的家底，对于前线其实已经够用了，万一又碎一次，手里好歹还有最后一点本钱。
上一节我们大致估算过，燕军进入洛阳部队大约五万，但是有很多降军，一年多来，以平卢为主的各路降军复叛，部队战斗减员也较多，又派遣了一万五千东进骚扰江淮，此时正规军大约还有二三万，算上河北根据地的补充，燕军部队此时最多也就三四万左右。燕军相比唐军，数量上处于下风，因此决战地点的选择至关重要。
如果燕军与唐军在河阳附近作战，那么唐军就可以以少量部队坚守河阳，燕军就会面临被两面夹击的风险。因此燕军从河阳城外，主动后撤，退出河阳南边的邙山地区，撤退到洛阳北边的平原地带，以充分发挥燕军骑兵优势。唐军则在主力合兵以后，南下越过邙山，双方在洛阳城北、邙山南部边缘地带，展开决战。
唐军虽然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一定优势，但是李光弼部有朔方军的一贯特点，向来更善于守城与利用工事作战，何况唐军数量虽多，却是朔方军、西域军、王思礼关内各残部，以及新募中央预备军的杂牌组合，野战时的协同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因此，当双方主力相遇的时候，李光弼打算将部队驻扎在北边的山地上。这样的布阵策略，可以保持居高临下的优势，同时万一战斗不利，队伍可以沿着丘陵北撤，燕军骑兵进了山区后，行动不便，追赶起来就会有较大困难，就可以最大限度控制部队损失。
然而，李光弼的战术部署，却遭到了朔方大佬仆固怀恩的坚决反对。仆固怀恩认为，部队驻扎在山上，就意味着机动性变差，协同困难，燕军就可以根据唐军的阵型部署，针对性的迂回和攻击，唐军表面上立于不败之地，但面对精锐的燕军和史思明这样优秀的指挥官，也意味着立于不胜之地。要打仗那就应该是冲着打赢仗来的，哪有冲着打输了输得少点去的道理？因此仆固怀恩认为需要将部队部署在平原地带，正常布阵。
双方的战场部署各有道理，我们从局外来看，其实很难说谁对谁错，正常来说，这种军事上的高度专业性的争执，需要指挥官们充分讨论，最终得出一致的结论。
可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并不正常，李光弼作为主帅，坚持要把部队部署在山坡上，仆固怀恩却自认为自己才是朔方军真正的老大，你一个空降兵懂个球球？李光弼则认为，仆固怀恩是朔方军的地头蛇，而且是最毒最坏的那一种，我李光弼不能坚决打压你仆固怀恩的嚣张气焰，我就没法在这朔方军当老大。
于是史思明在战场上一边布阵，一边观察的时候，就发现了这离奇的一幕，唐军大部队刚刚在山前列好阵，一会又跑回山上去了，过了一会又跑下山来了……这是因为仆固怀恩坚决不服从上级命令，坚持要把部队部署到平原上，李光弼以朔方军总司令兼三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下令把部队移回山上去，仆固怀恩却又下令把部队再移回来，
两个最高级将领，在敌人尽在咫尺，已经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居然如此儿戏，完全不把数万士兵的生命当回事！
朔方军的地盘是河套平原一带，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宁夏和黄河北岸的内蒙古一带，这里的部队构成其实和河北一样鱼龙混杂，有大量来自蒙古草原与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部队加入唐军。所以朔方军和河北与西北军一样，部队都存在蕃汉之分，少数民族部队与汉族部队在数量上大体是对等的。
郭子仪之所以能成功的掌控朔方军，离不开以仆固怀恩为代表的蕃将们的通力支持，而帝国中央为了更好的限制郭子仪的权威，也积极扶植仆固怀恩。唐帝国和回纥达成战略合作以后，帝国就一直把回纥这块的联络协同和指挥，从郭子仪身边剥离开来，完全交给仆固怀恩一系。有意无意的，帝国中央总是会将朔方军中的蕃、汉部队，分割开来，分别对待，形成蕃军以仆固怀恩为首、汉军以郭子仪为首的局面，制造分裂。
帝国的掺沙子战术，在剥夺郭子仪兵权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鄴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违拒朝命，是反也，其可乎！”……用济乃止。
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杲代领其众。
郭子仪去职后，以张用济为首的汉族高层将领，坚决反对李光弼空降接管朔方军，打算武力驱逐李光弼，正是仆固怀恩代表蕃兵坚决反对，才让李光弼有机会站稳脚跟，清洗张用济。
然而，仆固怀恩之所以支持李光弼接手朔方军，并不是因为他和李光弼关系好，而是因为他乐得郭子仪去职，让自己成了朔方军事实上的老大。但是李光弼到来后的作为却让仆固怀恩大失所望，相比于郭子仪的长袖善舞，李光弼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李光弼向来以凶狠到无法无天著称，刚刚接手太原军区，就把皇帝已经任命，相当于给他当政委的崔众给当众斩首。
这样天王老子都不顾的家伙，怎么可能尊重仆固怀恩在朔方军中的地位呢，一到位就来个严肃军纪，要彻底抓住军中大权：
光弼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对此，同样是强硬派的仆固怀恩自然是不会给面子：
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蕃、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所以，李光弼空降朔方军后，空降兵和地头蛇的矛盾，一直激烈存在，到临战时终于彻底爆发。此时表面上是在哪里列阵的分歧，背后是展示对于部队的控制权的殊死博弈！李光弼毫不犹豫展示主帅的权威，仆固怀恩也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李光弼，在朔方这个地盘，我说的话才好使！
唐军的异动，很快就引起了史思明的注意，史思明一个当皇帝的，手下的拥军大佬一茬又一茬，怎能不理解唐军指挥官的这些龌蹉呢？史思明于是采取了一个奇异而又异常大胆的战术，他以七百长枪兵（长戟兵）为前锋，背后跟着大约二三千持刀的轻装步兵，向仆固怀恩部方向移动，而骑兵部队则放在后面，按兵不动。
长枪兵是一种对骑兵非常有效的部队，仆固怀恩部又是蕃兵（少数民族部队）为主，骑兵居多，这样的部署自然可以有效克制仆固怀恩部。但是，长枪兵抢身非常长，一般还要身披重甲，移动速度非常慢，后面又跟着轻装步兵，正常情况下，移动时会失去对远程弓箭的防御能力，远程弓箭部队，可以迅速予以巨大打击。
所以一般这样的部队组合，都是用来坚守阵型的，不会拿去当前锋使，可偏偏这个时候，仆固怀恩和李光弼在大闹战场，部队一片混乱，毫无阵型可言，射手们也不可能进入位置，展开攻击。此时，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大约都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燕军的骑兵身上，而面对燕军三千左右的步兵的移动，大约认为这种弱点很明显的移动，肯定只是为了布阵，没有冲锋的意图，再加上两人此时肯定距离较远，因此很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危险，仍然在各自较劲。
结果，燕军缓步逼近到一定距离后，突然加速发起冲锋，仆固怀恩和李光弼大约都没料到这一手，阵型乱作一团，燕军精锐骑兵和后备部队随后发起冲锋，虽然燕军隔得很远，可是唐军主力骑兵被克制他的长枪兵牢牢的黏住，根本无力驱赶燕军骑兵，而唐军一来前敌部队阵型混乱，二来卫伯玉、鱼朝恩等部杂牌部队与朔方协同上，肯定也无法完全顺畅，导致其无力抓住时机，攻击燕军的巨大弱点，结果在燕军随后而上的一波波的冲击下，迅速溃败。
邙山之战，是唐军继灵宝之战、邺城会战之后，再一次尝到了杂牌部队的苦果，由于部队之间的互不统属，部队缺乏统一的核心，因此往往各部之间矛盾重重，甚至发展到不惜在千钧一发的战场上内讧！而燕军指挥官史思明，充分体现了顶级指挥官的风采，抓住唐军的漏洞，迅速调整部署，以大胆的，违反教科书却最适合当前战场态势的罕见战术，果断出击，取得了一次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
邙山之战，战报记载是死亡数千人，一般战报不明说到底几千，只说数千，多半就是超过五千的意思，古代战斗伤亡比例比现代低点，也至少是一比一，所以伤亡人数一万好几，战斗减员至少超过一万。更关键的是，燕军冲锋面对的是仆固怀恩的唐军朔方精锐，唐军的最主要的损失肯定也来自朔方精锐，至此，经过陈涛斜、永丰仓、清渠、相州和邙山的历次大败，当年四五万的精锐朔方老兵，剩下的可能不过一两万人了。这股唐军最精锐部队的损失，让唐军短时间内失去了进攻燕军的能力。
光弼、怀恩渡河走保闻喜，朝恩、伯玉奔还陕，抱玉亦弃河阳走，河阳、怀州皆没于贼。朝廷闻之，大惧，益兵屯陕。
邙山之战，唐军丧兵失地，陷入困境，其经济上政治上眼看又一次濒临崩溃，然而，还没等唐帝国崩溃，燕帝国自己却突然间先崩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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