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距离755年十一月的渔阳肇鼓,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了,而帝国的漕运,也断绝了整整十年了。
在欣赏安史之乱精彩残酷的战斗时,我们反复的提到漕运和江汉生命线。
八年的战斗中,双方的战略部署,双方的众多战局剧变,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从江南到首都的运输生命线展开的。
可以说,不能理解江汉生命线意味着什么,就根本不可能看懂安史之乱的战斗。
比如说灵宝之战为什么皇帝要逼哥舒翰出战?历史记载留下的故事多不胜数。可我们只要看下地图,几天前南线战场燕军大胜,南阳被围,江汉生命线岌岌可危,此时唐军不主动进攻,难道等死么?
是不是扯远了,我们言归正传,这十年的帝国,都是靠江汉生命线勉力维持的:
图11.1 唐帝国的漕运路线与江汉生命线
看下上面的地图,标红色的路线就是安史之乱时期,帝国的江汉生命线。
这条生命线溯长江西进到武汉,再溯汉江北上到汉中一带,再穿过险峻的秦岭抵达关中。
很显然,如此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是没法运粮食的,因为运的粮食还不够路上吃的。
实际上,江汉生命线主要是用来运输“轻货”,也就是绢帛。
由于目前绢帛往往作为代币使用,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条生命线是用来运钱的,帝国的粮食缺口,还得靠关中来提供。
想要摆脱粮食危机,还得靠漕运。
漕运这个词,诞生自西汉,指的是将关东的粮食漕转到首都长安。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一直以来都是帝王之基,足以养活大量的人口和军队,称霸天下。
可毕竟关中也只有那么大点地,一旦成为了全国的政权,就需要面对统治全国所需要的军队和官员。
打天下的时候,这八百里秦川显得游刃有余,到了坐天下的时候,空间和地盘就会略显不足,必须要从外面调物资来补充。
关中要想从外面调物资,我们首先就会想到四川。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论平原的面积,耕地的肥沃,更胜关中,一直都是关中的重要后方基地。
但通往四川的道路太艰难了,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只有战时不计成本,滥用民力,可以勉强作为后勤运输的基地,在平时,这里更适合提供易于运输,附加值较高的战略物资,比如盐、比如大名鼎鼎的蜀锦。
因此,关中的物资补充,尤其是粮食补充,最好的办法是从富饶的关东往里运,漕运也就应运而生。
然而漕运是非常艰难的:
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上面是汉武帝时期从山东往河套运粮食的大致估算。
钟是齐国的计量工具,一钟大约相当于6.4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就是说要消耗192石粮食才能有1石送达目的地。按照这个比例,粮食的有效运达率只有0.5%,转运之艰难可见一斑。
当然,河套远处塞上,中间要有一大段陆路,消耗肯定要大些。
一般来说,水运要比陆运节省很多,毕竟船只可装载的体积要比车辆大得多,而且船不需要牲畜来拉,不要额外的吃粮食。
即便如此,漕运的损耗之大仍然令人难以想像。
到了隋唐时期,漕运的主要粮食源头从华北平原和山东,转到了江南。这是因为华北和山东的粮食,主要都被集中在了河北河阴仓,用于支援北方边军的后勤。
而且,南方的水稻品种越来越先进,南方精米的口感远远好于北方盛产的小麦与栗米,当时一般换算是1斤大米抵1.6斤栗米,所以首都的达官贵人们,也更愿意吃来自南方的大米。
既然只有走水运,才能保证粮食可以转输千里,那么要把粮食从江南运到关中,就必须要打通从长江到黄河的水系,大运河由此而来。
都说隋帝国是因为修大运河而灭亡的,可是没有了大运河,隋帝国吃都吃不饱,又拿来的生存与死亡呢?
大运河是漕运的关键,而漕运又决定着帝国的命运。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漕运不够发达,运粮量不足的时候,隋帝国和唐帝国都不得不频繁的把中央政府临时迁到东都洛阳,只有到玄宗时期,漕运得以稳定运输的时候,帝国首都才得以稳定在长安城。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这不奇了怪了吗?
汉帝国,两晋南北朝那么多帝国,也坐镇长安啊,他们那年代也没很大规模的漕运啊,怎么他们没见因为这点粮食,闹到首都都坐不住呢?
这都是因为隋帝国和唐帝国有个特殊的制度——府兵制。
府兵制我们不多做介绍,简单来理解,就是部队都是不开薪水的,平时政府免费分田,而且不用缴纳任何税收,你唯一要承担的义务就是为帝国当兵。
说白了,就是把土地作为资产,以土地的收益作为士兵的薪水。这样一来,除了战争时期,帝国不需要额外负担士兵的粮食和薪水。
在帝国早期经济凋敝,土地价格很低的时候,这样的办法省却了帝国转移支付的巨大成本与浪费,无疑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这样的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个问题——帝国在首都附近的粮食税收大幅减少了。
帝国养兵的最核心目的,是为了拱卫首都,拱卫皇帝。所以帝国的府兵更信任首都周边的人民,管理上方便,政治上可靠。
帝国总共大约有60万府兵,来自首都附近的府兵大约有26万!
也就是说,帝国的关中有26万个壮劳力是不缴纳任何粮食税收的。要知道玄宗时期帝国首都的纳税人也就30来万,整个关中的纳税人大约也就50万出头。
所以在府兵制盛行的时期,帝国来自关中的粮食税收要减少一半以上。
在帝国的早期,百废待兴,帝国的官员系统和皇族系统都比较简单,比如说唐太宗时期,额定的官员只需要640名,办公人员、宫廷人员也不会太多。
此时的首都,吃财政饭的人,只有皇帝、一些主要贵族和他们的一家子,凭借关中的粮食供应,也实在足够了。
慢慢的吃财政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每年开始需要从外边运粮食,不过一开始有个十万二十万石的粮食,也就足够了。
可帝国的官僚系统的扩张没有个头。到了武则天时代,帝国首都吃财政饭的皇室、官员、禁军、太监、宫女,以及庞大的色役人员(办公人员)高达十几万。
再到玄宗时期,数量更是要翻倍了,因为皇室成员膨胀的非常厉害,玄宗皇帝建了个“十王府”,实际上是十多个王府,每个王府供皇子皇孙们居住,每个都编制上千。
这么庞大的官员和贵族,都需要吃粮食,而且还需要发额外的粮食作为薪水。
因此,在玄宗皇帝时期,首都的粮食需求量达到巅峰,每年的粮食缺口大约在200万石以上。
当然了,一些对历史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会想,帝国的首都吃财政饭的膨胀了,但是府兵制不也崩溃了嘛,关中不也多出了20多万纳税人口吗?
府兵是崩溃了,帝国的税基是扩大了,可帝国的粮食缺口不但没缩小,反而加大了。
府兵没有了,不代表帝国不需要士兵了,只不过是由职业士兵代替了府兵而已,职业士兵是要发薪水的,粮食消耗只多不少。
首先帝国的首都需要大量士兵戍守,以前是由府兵轮番进京的,现在需要招募七八万职业士兵填充。
更重要的是,随着吐蕃的兴起,帝国的西北边疆承担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帝国在西北囤积了大约20万的精锐边军。西北非常贫瘠,边军的粮食主要仰仗帝国的后勤系统。
这么多的部队需要粮食,关中多出来的这些纳税人和税粮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帝国为了这巨大的粮食缺口,可谓较劲了脑汁。
大体来说,帝国为了解决首都和西北边军的粮食供应,先后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首先,就是屯田,这是打汉帝国时期就开始的古老办法。
士兵们就地生产粮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需要中央政府花大力气给他们输送,这种办法实在是省钱。
问题是,部队绝大部分驻扎在甘肃青海宁夏内蒙辽宁这些边疆地区,所以可供屯的田实在有限。
而且回顾下第二节,随着帝国对吐蕃作战越来越成功,帝国的军队越来越开到遥远的青海腹地,帝国屯田能够解决的粮食也就越来越少,需要的兵反倒越来越多。
帝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多从关中收点粮食。
帝国西北边疆离关中相对比较近,从关中把粮食运过去相对损耗也就要小一些。所以要运输粮食,优先考虑从关中直接运。
帝国的主要税收方式是租庸调,农民的税收一大半都是绢布、义务劳动这些暂时用不上的东西,为此帝国就进行了税收的改革:
关中地区所有税收,一律折算成粮食;而关外地区尤其是东南,则将部分粮食税收折算成钱(绢帛)。
从江南运输轻薄的绢帛比运输笨重的粮食要方便得多,所以这么改革下来,帝国应收的粮食和钱的总数还是差不多,但运输费用就大大减少了。
不过边军和首都吃财政饭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关中地区的老百姓累到死,也就能收个二三百万石的粮食,离需求量还有很大的距离。
为此帝国又想出了一种新的筹粮的方式,就是和籴。
所谓和籴,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府将边军的粮食采购工程转包给民间。
和籴大体路线是民间把粮食送到太原,地方和政府共同承担,将粮食再从太原运输到黄河,由黄河运送到沿河的各大边镇。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只需要花钱出资购粮,让民间机构把最难的粮食收集运送到太原的问题解决。
图11.2 唐帝国西北和籴路线图
应该说,上面这三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都可以为西北提供大量的粮食供应,可是帝国的西北需要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
帝国使尽了办法,以上三种模式轮番上,粮食缺口仍然高达上百万石,漕运也就成了解决剩余粮食缺口的唯一办法。
安史之乱期间,漕运主路线大多数时期都被燕帝国控制,帝国别无他法。
安史之乱结束后,帝国西北遭遇重创,西北囤积的边军数量急剧增多,帝国西北的粮食缺口有直追玄宗时期的趋势,恢复漕运似乎已刻不容缓。
可是,漕运艰难哪,皇帝只要拿起算盘算一下帐,就不由得不愁上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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