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为什么要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高整体生产率？发展阶段的跃升对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必须配套更加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国际经验表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退出机制对创新能力的培育作用日趋明显。在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的国际比较中，有两方面现象值得关注。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退出机制方面的表现普遍要好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退出机制的指数排名要远高于进入机制，另外部分发达国家的进入机制的表现甚至明显劣于发展中国家，如日本办理破产指数全球排名第1位，而开办企业指数全球排名第93位。另一方面，也可以观察到，退出机制与发展水平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明显强于进入机制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这两方面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退出机制对于较高发展水平国家或者较高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巴特斯曼等人（Bartelsmanetal.，2008）的研究对此给出了充分的解释。他们认为欧洲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保险的较高要求导致了制度的僵化，使其企业退出成本明显高于美国。这一点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办理破产指数排名中也得到了印证。然而企业退出成本越高对于倾向创新的高风险企业影响越大，也越容易阻碍创新。

因此欧盟企业只能更多专注于中等技术创新领域，创新竞争力明显弱于美国；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欧盟在创新领域越来越多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中国的退出机制要远落后于进入机制。欧美的对比经验意味着，随着发展对创新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在注重完善进入机制的同时，更要注重改革退出机制。

高质量发展对经济社会转型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必须尽快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加快转型速度一方面，在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经营周期性压力不断增强。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与逆全球化趋势的盛行导致外向型企业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如发展成本的提升、投资需求增长的受限等）使得很多侧重国内市场的企业（尤其是资源性和重化工企业）也承受较大的压力。企业亏损的数据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出现了几次亏损企业数量大幅增长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对于发展效率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不符合发展要求的企业急需转型。除了财务上不可持续，不少企业在产品质量、环保要求上也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很多举措就是从供给侧解决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如“去产能”重要的就是要关闭效率低、环保不达标的产能。无论是企业经营的周期压力，还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都需要加快企业的转型。缺乏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这种转型不但成本高昂，且难以成功。

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创新和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尽快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抓住技术革命的新机遇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物联网、分布式能源等为特征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兴起。各国围绕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企业发展面临新的要求。

一是新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迫切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与传统技术相比，新技术的发展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往往需要依赖风险资本。而众多的研究和历史经验表明，企业退出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风险资本供给。企业退出成本越低越容易吸引风险资本的供给。

二是新技术的发展更多依赖无形资本的投资。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很多新技术（如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等更多需要的不是有形资本，而是无形资本，如专利技术、数据信息等。而研究表明企业退出成本也会直接影响企业投资选择。由于有形资本更容易用于抵押，过高的企业退出成本导致企业倾向于投资有形资本而非无形资本，也会影响投资的效率（García Posada and Mora-Sanguinetti，2014）。

三是数字经济在加快企业成长的同时更容易导致“赢家通吃”。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小了时空距离，更容易让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经济，加快企业的成长。另外，互联网为企业带来规模效益，也可能导致市场力量的过度集中，滋生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导致新技术的扩散速度放慢，扩大前沿企业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的差距（世界银行，2016）。

促进新技术的传播和推动非前沿企业的转型都需要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政策启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退出机制与生产率的提升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而且新形势下完善企业退出机制更加紧迫。具体来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值得关注。加快制定和完善与企业破产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法律和法规是企业退出机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根本的内容。整体来看，目前企业破产的门槛高、周期长、成本大、程序复杂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近年来企业“跑路”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非正常的”退出机制也从侧面反映了破产机制的不完善。今后需要加快完善和修订《企业破产法》以及《公司法》等与企业破产相关的法律条款，合理降低企业破产成本。注重研究和制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简易退出机制。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因此更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为便捷的退出机制。今后应该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现实条件的简易退出机制，为这些企业提供更加适用的退出渠道，如在《公司法》和《企业破产法》中增设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的相应简易退出条款。

加快改革和完善项法治和监管制度，为高质量发展下的企业优胜劣汰提供支撑。正如前面提到的，企业退出机制不仅涉及企业的破产，还涉及很多其他的机制和制度。为推动企业优胜劣汰，除了要完善破产相关的制度，还需要加快改革和完善其他配套制度。如加强法治环境，提高企业退出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完善金融监管，防止各类经营不善的企业无法有效退出增加金融风险；加强环境监管，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

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展望：对未来十年TFP增长率的展望，主要还是沿用我们以往采用的国际经验比较法，同时结合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和考虑TFP的顺周期特性，预期未来较长时期内TFP的增长将处于上升周期之中；同时考虑到发展阶段的变化，预计2019—2028年中国的TFP平均增速将继续呈现回升趋稳态势，有望继续保持在略高于2%的水平。

就中国的成本竞争力和汇率关系而言，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成本竞争力下降并存。2014年以后，成本竞争力修正和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并存。结合上述国际经验，随着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告一段落，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步伐将大幅放缓，未来ULC比值和人民币汇率走势似乎有两种调整途径。一种与日本和韩国类似，通过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增加汇率弹性，让名义汇率与ULC比值很快趋于收敛。另一种调整途径则是类似台湾地区，短期内竞争力变化主要通过单位劳动力成本，即名义工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调整，名义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但长期看两者仍然趋于收敛。

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从要素配置效率、货币政策自主性等角度考虑，逐步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增强汇率弹性的政策取向更为占优。事实上，对利率平价偏离度的评估表明，我国国内资本市场和全球资本市场的整合度已在逐步提升。未来汇率弹性可能进一步增强，汇率中长期看更可能成为一个内生变量，更多取决于我国成本竞争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