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男女比例差距越来越大，男女的配比率也将越来越低，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年轻男女们想单身，而是在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下，让单身男女们不得不单身。 尤其是男性的人口占据着大半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持续到2050年男性的光棍数量将会达到1亿，这个庞大的数量可以抵得上世界上好几个人口小国加起来的总人口。 我国男性光棍的数量为何会发展到如今的局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解释。 一、中国的传统婚姻观 虽然当下已经是一个男女平等、科学文明的社会，但是我们国人的思想和文化仍然是具有着中华数千年的思想文化特点的。
现在我国社会中，不论是工作上还是家庭中，女人的被重用以及被重视程度还是远低于男性的。加上女性在体力劳动上都比不上男性，所以女性被职场淘汰的几率越来越高。 在我国的很多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依旧很严重，一个家庭中，上一辈的老人仍旧将传宗接代放在了后代婚姻的最重要位置。 有一位女性来访者，她的年龄已经30多岁了，前三胎都是女儿，婆家和丈夫给她的压力可想而知。后来怀上了第四胎，这一胎终于怀上了男孩，等她生完后，跟我聊天时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我终于完成了任务，终于不用再生孩子了。” 在她丈夫的家庭观念中，生男孩是一个女人嫁进去后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这或许在很多年轻人听来，女人的夫家有问题，是一个被传统思想残害和禁锢的家庭，这种要求和行为就是不尊重人。可是当你真正地处在那样的境况下，很多女人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 这就是我国传统婚姻观念中最让人无法突破和扭转的现实，即使社会再如何地进步，很多人都会坚持一个家庭中必须生男的理念。 因为这些传统家庭强行改变男女平衡的手段，也就直接导致了男多女少的结果。 因为男女比例上的差距越大，自然也就造成了很多男性单身一生，光棍成为了单身男性的代名词。 二、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上一辈的人都说“养儿防老”，可是等他们到了晚年，生活不能自理，更没有劳动力去赚取养活自己的收入时才会发现，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一旦有了自己的家庭后，根本顾不上自己的父母，反而是一生都未被自己重视的嫁出去的女儿愿意接纳自己年迈的父母。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子不赡养父母的现象发生，以及养儿子需要付出的心力和代价，现在的年轻一代已经渐渐地抛弃了坚持生儿的观念，女儿也逐渐地成为了很多父母更加期待的生命。 当代的女性大多都接受着很高的教育，在步入社会后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高文化教育也能够在职场中获得自己的事业，并且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阶层的跃迁。 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光棍男性人数中，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农村地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以及经济能力差。 在社会心理学上，男性通常在选择的配偶时，都会选择比自己经济收入偏低的女性，或者是学历低的女性。
因为在自尊心和掌控力下，他们认为自己更容易在这种匹配下，他们在家庭中才能具有主导地位。女性的工作能力以及社会地位不断地提高后，也直接加剧了低收入、低学历男性人群的光棍数量。同样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也被剩下了。 三、生活物质与个人收入不成正比 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中认为：人会在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求后，再去提升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并且以更高的物质欲望去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在我们当代的男女婚姻中，女性都是被嫁出去的一方，结婚后就属于丈夫的家庭，因为出现了这种转变，所以女性都会以夫家的利益以及生活物质为主。 在心理学上说到：“人的本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当我们受到外界的物质刺激后，会出现攀比的思想，并且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以求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物质生活。这就是自我认知上的模糊化导致了自我能力的错误认知。”
当代的女性在选择配偶时，对配偶的物质要求也提高了很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那些经济能力不好的男性单身光棍越来越多。 其中男性的不婚观念，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不结婚就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不结婚就没有老婆和子女，意味着没有家庭，肩上就没有责任。不结婚就有人身自由，自己可以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不必考虑到这件事情带给家人的后果。 如今男性光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社会的问题，在未来社会，不婚、晚婚、不育更是会成为一种常态，它可能会令将来男性劳动力有所下降，但是并不会影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是不会影响到社会框架的建立。
被单身的时代必然会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常见现象，未来男性光棍的数量剧增也成为了一种很难从根本上逆转的趋势。 从深层次中延伸，不婚是现代人婚姻观的转变，尽管它直接导致的后果是男性光棍数量的剧增，但同时它也是我国社会的阶段性产物，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发展阶段。 参考资料：Berrios, R., Totterdell, P., & Niven,K. (2013). Why Do You Make Us Feel Good? Correlates and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resence in Speed-dat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9(1), 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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