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一整天歌剧,晚上坐公交回家时手机没电了,正好车上安静读《维多利亚名人传》。读红衣主教曼宁的故事,怀着政治抱负却被命运安排成为神职人员。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革命史。不动声色的叙述,读来却生动有趣。
手机没电也是一种自由,当我们不在线时,我们才仿佛回到这个世界。我们都一定程度被手机绑架了,我们所依赖的东西,我们便沦为它的仆役,我们为它所累,终日不离左右,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不被使唤时,我们怅然若失。
曼宁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萨缪尔的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如是说:“留意你是否过分看中自己的表现;失意时有没有过分沮丧,成功时有没有骄傲自大...”这样的告诫如今读来很让人感慨,从前诸葛亮也写《诫子书》:“夫君子出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旧时的父母对孩子的品行很重视,甚于重视他们的成就,现在却不,想想不由悲从中来,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
书中提及一位年轻人弗洛德对神“带有浪漫色彩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灵魂极为密切的关注。圣洁生活的理想使他着迷,勿饮食过度是他的至高守则”,从他的日记可见他对自己近于苦行的严格自律与苛刻的自省,这在我看来是动人的,基督徒身上的这种品质时常让我感动。
从曼宁早期的僧侣生涯仿佛没有看出这样的苦修精神,他成为神职人员并不断得到提升机会更像是缘于各种偶然的因素,从书中委婉描述的一些细节看来,作者似乎并未对这位红衣主教怀有太多的敬意,反而有不着痕迹的嘲讽。
这本书在客观和趣味之间努力保持某种兼顾,在书的前言里,作者利顿用辛辣而刻薄的语言讽刺一些传记“堆满了消化不良的材料,叙述邋遢,充斥着一成不变的吹捧”,以致“死者本人都认不出写的是谁”,就像是“出自哭丧人之手”,“它们就和哭丧的队伍一样低俗、拖沓、粗鄙”。作者认为传记家的首要职责是避免繁杂,其次是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不带感情,不带偏见,客观公正,杜绝私心”。我非常欣赏这样的传记态度:“我不表达任何东西,我也不做任何建议:我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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