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态度

听了一整天歌剧，晚上坐公交回家时手机没电了，正好车上安静读《维多利亚名人传》。读红衣主教曼宁的故事，怀着政治抱负却被命运安排成为神职人员。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革命史。不动声色的叙述，读来却生动有趣。

手机没电也是一种自由，当我们不在线时，我们才仿佛回到这个世界。我们都一定程度被手机绑架了，我们所依赖的东西，我们便沦为它的仆役，我们为它所累，终日不离左右，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不被使唤时，我们怅然若失。

曼宁牛津大学的同龄人萨缪尔的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如是说：“留意你是否过分看中自己的表现；失意时有没有过分沮丧，成功时有没有骄傲自大...”这样的告诫如今读来很让人感慨，从前诸葛亮也写《诫子书》：“夫君子出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旧时的父母对孩子的品行很重视，甚于重视他们的成就，现在却不，想想不由悲从中来，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啊。

书中提及一位年轻人弗洛德对神“带有浪漫色彩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灵魂极为密切的关注。圣洁生活的理想使他着迷，勿饮食过度是他的至高守则”，从他的日记可见他对自己近于苦行的严格自律与苛刻的自省，这在我看来是动人的，基督徒身上的这种品质时常让我感动。

从曼宁早期的僧侣生涯仿佛没有看出这样的苦修精神，他成为神职人员并不断得到提升机会更像是缘于各种偶然的因素，从书中委婉描述的一些细节看来，作者似乎并未对这位红衣主教怀有太多的敬意，反而有不着痕迹的嘲讽。

这本书在客观和趣味之间努力保持某种兼顾，在书的前言里，作者利顿用辛辣而刻薄的语言讽刺一些传记“堆满了消化不良的材料，叙述邋遢，充斥着一成不变的吹捧”，以致“死者本人都认不出写的是谁”，就像是“出自哭丧人之手”，“它们就和哭丧的队伍一样低俗、拖沓、粗鄙”。作者认为传记家的首要职责是避免繁杂，其次是要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他的本分不是赞美，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披露事实，不带感情，不带偏见，客观公正，杜绝私心”。我非常欣赏这样的传记态度：“我不表达任何东西，我也不做任何建议：我只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