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著名学者王权一生在吏治、教育、诗文、经史等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这与他的恩师陈世镕的栽培教育密不可分。
陈世镕(1787～1872)，字大冶，一字雪楼，又字雪炉，安徽怀宁县石镜踏水桥人，晚清官员，诗人。
陈世镕性聪颖，9岁能作诗文，父令作《雁字诗》，应声对答道：“不作人间字，长留天上文。”14岁咏《迎江寺塔》：“江心一片影，终古不随流。”嘉庆十八年(1813年)拔贡，二十一年中举，授婺源教谕。道光五年(1825年)参与纂修《怀宁县志》。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分发甘肃，历任陇西知县、岷州知州、凉州古浪知县。道光二十五（1845年），林则徐复职后向朝廷推荐陈世镕，被擢同知。翌年，因病退休回乡。
对王权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除了其父王汝揆就要数陈世镕了。考察陈世镕对王权的影响，首先是持正求是之风，其次是古文经史等文史诗文知识。
陈世镕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很重视教育，培养人才。陈世镕知道王权缘于童试。王权16岁时参加巩昌府童试，当时陈世镕是陇西知县，担任这次童试的主考官，他看了王权的文章后大为欣赏，考试后陈世镕移任古浪知县，于是写信招王权和武威李铭汉去古浪县署学习，二人受教于名师门下，一起学习了五年时间，打下坚实的古文字和诗词知识，后来王权和李铭汉都成为陇上著名学者，与陈世镕的教育密不可分。陈世镕所至则重视教育的做法影响了王权，王权的十年知县经历，一如其师。
安庆文人自明季以来，就有持正求实之风，陈世镕也“以文名天下”。王权到古浪县跟随陈世镕学习，古浪县衙署简陋拙朴，门窗破旧斑驳，但是陈世镕却把简陋的衙署装点得富于文化色彩。楹联、牌匾着色厚重、涂以新漆，上书“明德亲民止至善，定静安虑得大道”“以德润身”“青莲余荫”“知行合一”“体认世务”“寓通几（经义）于质测（科学）”等经史要义，就连暗红色的书柜上都写有“开户应资读史多，下帷每爱穷经便”的鎏金大字，这些字体稳健持正、磅礴遒劲，内容正统雍穆、德教淳淳，却蕴含着经世致用、开悟求变的思想萌芽，为简陋的衙署增添了雅致、厚重和开阔。在古代，楹联匾额的内容通常是一个群体或一个学派的道德遵循或学术观点的精炼表达，甚至是一个群体或学派的政治立场或理想信念的鲜明旗帜的表达。王权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无形中就受到口濡目染的影响。
陈世镕是著名诗人，道光二十四年，林则徐遣戍新疆途中，住古浪县官舍，读过他的诗，让儿子抄了一夜带走，后来对人赞扬说：“古代诗人再生，也超不过他了。”并把自己绘的《边城伴月》、《羌陇访碑》两图请他题诗，还上疏荐举。王权的诗文受惠于陈世镕五年时间的耳提面命，同样达到很高的水平。后来陈世镕写诗赞扬他的弟子：“笔下有风云，眼底无富贵。肝胆真吾徒，文学亦高第。百代有良史，独行子当行。”
陈世镕著作甚丰，有《五经·四书说解》50卷，有诗20卷，文16卷，合称《求志居诗文集》。又选辑唐诗82卷，辑《皖江三家诗钞》4卷。他在家里曾请工匠雕印自己著作84卷，约用木板1000多块。他的后代保存的刻板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全被烧毁，印刷的著作也无存。著有《周易廓》二十四卷、《书说》四卷、《诗说》六卷、《礼说》三卷、《春秋说》四卷、《学庸俟》三卷、《论语俟》三卷、《孟子俟》一卷、《易学支流》二卷、《求志居诗文集》三十六卷、《求志居唐诗选》八十二卷、《皖江三家诗钞》四卷、《求志居时文》二卷。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已82岁，安徽巡抚吴坤一主修《安徽通志》，慕其才名，请他“入局总其成”，并设“五老宴”以示谢意，赞其有“双肩担四皓”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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