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1822——1905），字心如，号笠云山房，伏羌县安山里水沟村(今甘谷县磐安镇南坡寺村)人，晚清西北著名学者，近代陇右诗圣，也是一位对天水近代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
王权22岁中举，参加会试失败后即以教书为生，先后主讲徽县正兴书院、宁远（今武山县）新兴书院，文县兴文书院，秦州天水书院，陇南文昌书院。晚年辞官回乡后又受陇南书院任其昌之邀，在陇南书院任教席九年时间，因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书院度过度过，为陇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人才。晚清秦州文风鹊起，科第联袂的兴盛局面，主要得益于王权、任其昌二人，这一时期的进士多出自二人门下，或与二人有一定的渊源。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精舍’、'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庐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清代诗人袁枚《随园随笔》中写到 ：“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就是说，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当时的书院是指用一圈围墙将建筑围起来的藏书之所，相当于图书馆，非教学的场所。唐代书院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635）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 王枚《睢州志·公署》：“今之州署为旧时洛学书院。书院创于雍正时刘公蓟植，广东粤秀书院。道光时马公移建于署西袁氏（袁可立）宅，与州署邻。”直到庚子后新政，庚子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为了理解王权担任书院教职的情况，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古代书院的组织结构和教学理念。
古代书院的“一把手”不叫“院长”，多称“山长”、“洞主”。这是因为古代书院多建在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山上，喜欢与道观、寺庙为邻。宋代以后，书院成了古代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学术圣地。而成就书院这一崇高地位的，是其办学理念。书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书院增设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工作。书院的主持人多数是书院的主讲，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很少。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尊崇独立的自学精神。
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相当于如今的校长，虽然没有行政级别，但山长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既是书院最高行政领导，也是首席教学主管和“学术带头人”。
山长始终把教学放在第一位，参与一线教学工作。日常教学中，山长授课一般放在每月的一、三、六、八日。书院一般每月有三次课试，从出题到评阅，均由山长负责。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的建康（今南京）明道书院即规定：“每旬山长入堂，会集职事生员授讲、签讲、覆讲如规，三、八讲经，一、六讲史，并书于讲簿。每月三课，上旬经疑，中旬史疑，下旬举业。”
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主讲书院的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明白了古代书院的这些特点，我们再来了解王权各书院的教育教学。王权先后主讲徽县正兴书院，宁远新兴书院，秦州天水书院，文县兴文书院，陇南道文昌书院和陇南书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教书育人。
王权所处的晚清时期，陇南地区有名的书院有秦州天水书院，巩秦道文昌书院和陇南书院，清水县原泉书院、秦安县景权书院、伏羌县朱圉书院、宁远县兴文书院、徽县正兴书院，文县兴文书院。而王权先后曾经在其中的六所书院任山长或担任教席授课。
徽县正兴书院，是王权在徽县任教谕时在该书院兼任教席，为正兴书院学生写下了《正兴书院劝学诗》五首，这是研究王权教育思想的重要资料，也可以佐证王权曾经在徽县正兴书院讲学。而王权在正兴书院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1853年至1856年之间，因为王心如《帝余斋诗集序》有云“丙辰岁,授经新兴书院”。丙辰,即咸丰六年(1856)春，王心如到武山新兴书院。后来人们都把正兴书院当做宁远（武山）的书院，其原因就在于李克明撰《县志稿》收录了该诗，并将武山新兴书院误作正兴书院，以致以讹传讹。此讹误经过漆子扬教授考证得以纠正。
兴文书院是文县县立书院，王权是在武山担任新兴书院山长几年时间后调任文县教谕，在此期间曾经在兴文书院讲学。
文昌书院，为巩秦道道属书院，地址在今岷县。同治三年（1864年）在战火中焚毁，王权在文昌书院教学的具体时间也不可考，但是根据其诗文作品，可以断定曾经在这里讲学。
天水书院是清代秦州州立书院，前身是公元1762年知州费廷珍在州吏目署东南创设的汉阳书院。六年后，书院移建于东关文昌宫东侧即今天水市实验小学之地，更名为天水书院。王权在天水书院的时间应该是担任巩秦道林之望（字远村）幕僚的这一段时间，即1863年至1867年这一段时间。王权和林之望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诗作里有《次林远村方伯留别秦州元韵，即送其解兵之任》五首，这首诗是林之望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离开秦州的时候与林之望的唱和诗。在林之望去世后，他以沉痛的心情撰写了祭奠林之望的《祭林远村方伯文》。这两篇文章都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章，对研究晚清甘肃地方文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陇南书院是清代分巡巩秦阶道从岷县搬迁秦州以后，从新建立的道立书院，由道首董文涣于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开始创办，四年后的五月建成。院址初在道署内，后迁大城丰裕仓。如今的秦州区政府的办公大院就是当年陇南书院的旧址。清末废除科举考试的前一年，陇南书院改为甘南中学堂，后随着历史的更替，逐渐演变为如今的天水一中。
陇南书院建立的时候，王权在陕西任知县，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在兰州建立了省立书院兰山书院，有意延请王权出任山长，但是因为他“旋以其权秦中令，不果来。”（《答吴学卿学使》见《左宗棠全集》书信二）而王权的好友，在户部担任主事的任其昌，这时候辞去官职回到家乡，被董文涣聘请为陇南书院山长。王权在1885年辞官回乡后，又被任其昌聘任到陇南书院做教席。在这里完成了《秦州直隶州新志》，学者赞其“体例内容，皆精审翔实，峻峭清严，为陇右诸志之冠。”
秦州被称为“三陇人文蔚萃之区”，但是考察清代秦州文风之兴起，其实在同治之后。1762 年清乾隆二十七年，费廷珍主持修建汉阳书院后，曾经在《立汉阳书院记》中慨叹：“今自康熙举二人后，已阅四纪，乃无一焉”，可见秦州当时的文风衰落的状况。从甘肃进士名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秦州在康、雍、乾、嘉四朝没有一名进士，道光、咸丰两朝，各中进士一名，而在同治朝，上升到三名，光绪朝更达到15名，秦州的进士人数，进入到甘肃前二名，仅次于皋兰。王权的学生中的佼佼者张世英，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官员。张世英（1844-1916），字育生，号佩莪，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初任翰林院庶吉士，历任陕西甘尔、蒲城、城固、渭南、宁羌、凤县、扶风、眉线、凤翔知县和商州，邠州知州，西宁府知府、甘肃军政府总务长、民国甘肃省税务厅厅长。在任期间，清积讼，断冤屈，惩奸盗，减税赋，助农桑，办学校，廉洁奉公，勤政爱民，被百姓呼为“青天”。他的吏治生涯深受王权的影响，在他走上仕途的时候，向王权请教如何做好一个地方官员，王权为他专门写下一篇文章：《送张育生之官甘泉记》，文章以自己一生的经历经验，提出了做好一个地方官员必须做到的基本要求。他指出首先要作为地方官员的出发地是“尽心于上”还是“尽心于下”，做一个民众认可的官员，首先必须做到尽心于下。但是尽心于下，也要避免三种“恃”：“操非廉不立，而廉不可恃，恃廉则啬，啬之流也刻；职非勤不举，而勤不可恃，恃勤则躁，躁之流也蹙；事非明不判，而明不可恃，恃明则察，察之流也苛。”做到廉、勤、明而不恃，还要杜绝三种歧途：“一曰诡异以动物，一曰纷更以凯功，一曰姑息以媚众。”从张世英一生的吏治实践看，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像他的老师王权一样成为一个有作为的良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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