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历史更真实？

历史本来应该是真实的事实陈述，即使有论述观点，也只是撰写者个人的看法，不应该因此而掩盖真实的历史事实。可是，中国历史的可信度真实度到底如何呢？那个时代的历史更为真实更为可信呢？

中国历史最为可信最为真实的应当是汉代之前的历史，因为那个时代的史官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

我们看看春秋时期的史官对待历史记载的那种神圣使命感，他们为了真实的历史事实见诸于历史记载，不惜以命相博。齐庄公（姜姓，吕氏，名光，齐灵公之子，春秋时期齐国国君，公元前553年―公元前548年在位）是一个昏君，他荒淫无耻，最后被崔杼所杀。事情的原委还要从晋悼公继位的第二年说起，这一年晋国攻打齐国。齐国没办法，就让公子光到晋国做人质。十年后，齐灵公立公子光为太子，回来代替自己去参加诸侯的会盟。太子是储君，历史上的储君时间一长出问题的太多了，公子光也没有逃出这个魔咒。九年后的公元前554年，齐灵公变卦了，改立宠妾戎姬抚养的小儿子牙，把光派到了外地去了。当年五月，灵公就病的很重了。大夫崔杼立刻迎回了公子光，杀了戎姬。几天后，灵公死了，公子光就位为庄公。照理来说，崔杼有拥立之功，齐庄公把他当自己人不分彼此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个昏君，看到崔杼的老婆是个大美女，好到把人家的老婆也不分彼此了，开始上崔杼的床上睡人家的老婆了。崔杼发现自己戴了绿帽子，就动了杀心。但是一直没什么好机会，一直到他找到了一个同盟者——庄公的侍者贾举。公元前548年五月的一天，周朝的重要大臣到齐国来拜访庄公，庄公很高兴，在北郭宴请他，崔杼家就在北郭附近，庄公让崔杼参加，可崔杼却请假说身体有病不能前来。庄公很高兴，他可以借探崔杼的病情，跟棠姜会面。崔杼知道庄公会迫不及待地来跟妻子会面，于是就布下了天罗地网来杀他。宴会一结束，庄公果然就到崔杼家来了。他假意要探望崔杼，家人告诉他崔杼病的很厉害，不见人。又听说他不住在内房里，他就赶紧走到内房里。棠姜正在等他，可是还没等他们说上一句话，崔杼打发人来要棠姜弄蜜浆给他吃。棠姜就叫庄公在这里等她，她马上就来。可是庄公在房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棠姜出现。就很浪漫的在前厅里抱着柱子唱起了情歌。贾举就把庄公的卫士引到院子外面，自己关上了院门。屋内崔杼的手下开始围了上去，刚才还在深情歌唱的庄公慌了神。跳到高台上要求和解，而且可以发誓的，可是没人答应。庄公又退而请求让自己到宗庙里去自杀，还是没人答应。人急了也跳墙的，庄公急了眼，窜出去跳墙头，射中大腿掉下来被杀了。

杀死庄公后，崔杼立刻跟朝中比较有名望的大臣商议立新君的事，他提出让灵公之子公子杵臼做国君，就是后来的景公。等朝廷安定了，崔杼就走到太史伯那里，命令他把庄公的死，说成是因为得了疟疾死的。太史伯不听他的，在书简中写道：“夏五月乙亥，崔杼杀其君光。”崔杼看了很愤怒，就将他杀死了。可是太史伯的弟弟仲却继续这样写，崔杼看到了，又将仲杀掉了。仲的弟弟叔还是把崔杼定为弑君的人，崔杼仍然将他杀掉了。剩下最小的弟弟季一个人，可是他仍然跟哥哥们一样，坚持说崔杼是弑君的人。崔杼问他：“你没有看到你几个哥哥的结局吗，你还要重蹈复辙。只要你能不这样写，我就能留你一条生路。”可是季却对他说：“太史的职责就是要根据事实写，失职而生，还不如死。你难道不记得以前晋国发生的事吗？赵穿杀掉了晋灵公，太史董狐却说是赵盾杀死了灵公，原因就是因为赵盾是晋国的正卿，却没有讨伐赵穿。赵盾并没有因此就杀了董狐，他知道这是太史的职责，如果不尊重太史的职责，让他们按自己意图写历史，那么这样的历史必定都是假的，也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了。何况我即使迫于你的淫威，不按事实写，但你却不能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按你的意图写。一定有人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将事实记录下来了，同时可能还会将你杀死我兄弟四人的事，一并记下。这样你不但没有将自己的丑事遮盖起来，反而是丑得更厉害。请相国你自己考虑（崔杼在辅佐景公做了国君后，自己就做了正卿）。”崔杼知道不能让季屈服，同时也感到季所说的的确很正确，所以感叹到：“我是害怕国家被庄公糟蹋，才杀掉他的，我相信后人一定会原谅我的。”就把书简还给季，放他走了。

　中国历史上，约束帝王专制权力的传统或制度，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史官记录。在制度上，史官的独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看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

然而这个制度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遭到破坏，李世民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由于他发动宣武门之变，对杀兄政变的事情有心理阴影，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贞观史臣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到后代的历史，一般由下个朝代为上个朝代编写，比如《宋史》是元朝编的，《元史》由明朝编纂，《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这种后朝撰写历史的做法，又形成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一个后续的王朝为了体现自己即位的顺天承命，往往会歪曲事实，用上个朝代的错误来证明自身的正确。因此我们看到蒙古人负责编纂的《宋史》里，一个GDP占世界的65%，一个当时世界最富的国家，六个后代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当然是文弱，因为一个马上的天下，马上治天下，崇尚武力和强权的游牧民族当政的朝代，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个的价值导向。《明史》是满清编纂的，对明朝的更没有什么好话，乾隆把《四库全书》中的胡、虏等字都能删去，于是，在后代人看到的明朝历史中，皇帝几乎没有一个好东西，可是明清两朝，无论哪个方面，明都强于清。

  至于本朝的历史就更不敢让人恭维，历史上那些杀人放火的，都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备受推崇。黄巢同学，攻打长安的时候没有军粮，拿周边的老百姓人肉充饥，至少吃了十万人，都被塑造成了农民领袖，正义之师，把“太平天国”这样一个邪教组织建立的政权，居然被刻在纪念碑上，太平军进了南京城将读书人、洋人、商人、农民、满人、汉人几乎杀光，洪秀全进了南京城就出了皇宫一次，皇妃多的记不清要编号，整个“太平天国”对中国造成的直接人口损失达到五千万以上。至于当亩产二十万斤，一句顶一万句，人祸大饥荒被说成是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等等历史，因为事涉敏感，也就此打住，这让古代的史官们怎么看待，让以后的人们怎么看待，怕是要有一个坚强的心脏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