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振：家乡的糍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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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在广州过年，在湖北老家的亲戚朋友总会问我“最想吃家乡的什么食物？寄些过来；”我总是回答说：“要寄就寄糍粑吧！别的不需要了。”家乡的糍粑不仅是年味的一种重要具象和形式呈现，更成了我们在外游子的乡愁挥发的载体；吃上家乡黏黏的糍粑，味蕾顷刻间被故乡的谷物唤醒，唇齿间沾满的是故乡的香甜与绵长记忆，与故乡的山高路远、山水阻隔的愁绪仿佛一下子得到了消解和融化。

在故乡湖北麻城，糍粑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可是“奢侈”食品，每个人只有过年才能够吃上。改革开放后这种“奢侈”食品才变得很平常和普通，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吃到。但是，人们并不会因为食品的平常和普通而减少对它的青睐和喜好，它已成为大别山地区农民的一个集体记忆符号，蕴藏着在艰苦年代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向往；人们吃在嘴上，感恩时代赐予的甜蜜与幸福却在心里开了花。

我小时候是在大别山里度过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家里只有到过年时才从生产队称回七、八十斤糯谷，父亲挑上糯谷去村里碾成米，回来由母亲把糯米中的谷糠筛掉，剩下大概五十斤的糯米，放在水桶里浸泡两天两夜；然后，等到腊月二十八制作糍粑。

大别山农村有“二十八，打糍粑”的俚语和说法，左邻右舍的男人便合伙去抬来一个大石臼，放在稻场中；这时候，村里家家户户便飘散出蒸糯米的香味，此时也是我们小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吃到蒸熟的糯米团子，还可以看到大人们打糍粑时的彼此彼伏的吆喝声、欢笑声，声浪一声高过一声，童稚声、欢乐声在稻场上飞扬。

打糍粑一般需要四个人共同完成。大家用树棍子在石臼里捅搅，糯米在石臼里“卟噗、卟噗”地叫个不停，仿佛温泉冒泡的声音；大概半小时后，所有糯米已捣碎，融化成一个大面团，四个人便把树棍旋转走上几圈，把面团架起来，举的高高的，撂在门板上；母亲在门板上早已撒上了面粉，接下来，她一边用手沾上温开水，慢慢开始把糯米团按平；整个长方形的门板上，一大块糍粑基本上就成型了。

摊晾一、两天后，糍粑脱水、干硬了，再用菜刀切开，划成书本那么大齐齐整整的方块型状；父亲则挑来清澈、冰冷的井水，倒在一口大缸里，母亲把一块块方形糍粑放进大缸里，想吃的时候，就去缸里取；整个春节里，用糍粑搭配面条、腊肉招待上门拜年的客人，这在当时是最好客的一种表现，也是最为隆重一种待客形式。

这时的糍粑，我们小孩子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只有等父母招待客人时，客人吃不下那么多糍粑，便“回碗”（剩下的意思），那就成了我和我妹妹、弟弟大快朵颐的食物；有时候，客人全部吃完了，让我和妹妹、弟弟很“失望”和伤心；现在想起来，是又好笑又心酸。

有时候，我和妹妹、弟弟偷偷把水缸里的糍粑捞起，放在灶炉的火灰里烤灸，总想瞒住父母，父母一看我们兄妹几个齐齐整整地坐在厨房的灶膛边，帮忙添柴把火，做家务事的“劲头”高涨，明白了我们肯定在灶膛里“捣腾”吃的东西，假装没看见......糍粑烤好后，我们小家伙用柴火棍棒夹起糍粑就往外跑去，偷偷吃起来。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沧海桑田，糍粑再也不是“稀罕物”了，但是无论平时还是过年，我对糍粑始终无法忘怀，食之不厌、钟爱不止；我想，那既是口味上的需要，更是精神上渴求与依赖，糍粑的绵绵粘性早已把我的身心与故乡的山水、风物永远黏在了一起，魂牵梦萦，不能分开。

二零二三年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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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德振，工商硕士、中国散文作家、广东作家、酒店职业经理人、心智研究专家，已出版八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