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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易书生
顾炎武(1613~1682,南明思想家):万里行路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可翻过来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位思想家可以说也是旅行家,入清后,累征不任,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实地考察以纠正书本之误,进而“经世致用”,读无字之书。顾炎武生平有《日知录》等著作四十多种,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靡不淹通,盖有“万里”之功。此外,他每年用3个月复习旧知识,其余时间学新书,这种新旧联袂读书法,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薛德温(1389~1464,明代朱学传宗):专精不二法。“读书必专精不二,方见义理,若以鸿鹄之心读书,必不能造乎精微。”读书之要,一心不可二用,也不能小猴子掰苞米。
汪道昆(1525~1593,明代文学家):藏书以备法。汪道昆家中书籍很多,有朋友侧目看了很久。汪解释说:“不怕它多,只是备检查资料用而已。人生真正要用的书,只要熟读几种就足够了。”然人生真正要用之书,列出几种却是困难,毕竟人生不同,选择必然各异。藏书以备却可通用。
叶奕绳(生卒不详,清初文学家):约取实得法。读书,与其浮光掠影,一无所获,不如每天记一点,看似取之不多,但日积月累,终有实际收获。叶奕绳自称是天资迟纯之人,记忆力相当差,此法为克服自己之弱点而来,每读一书,抄其篇章、片断或警句,反复吟读,直至滚瓜烂熟、一字不漏,一年之中可积累三千多段精彩文字,如此定然天道酬勤。
陆世仪(1611~1672,清初大儒):分类法。凡读书分类,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
李颙(1627~1705,清初大儒):自以为师法。李颙父早逝,与母相依为命,家贫无钱入学,泣以对母,母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他遵从母教,自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遇生字则四处求教,至十五六岁已读书颇丰,二十岁被县令题匾“大志希贤”以表彰。李颙读书以“须看白文,勿先观注”,读书要原文,不明白的再看注释。依此发奋自学,终成清初“三大儒”之一。
郑板桥(1693~1765,清代画家、诗人):精当法。郑板桥毫不隐晦地说:“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三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读书要注意选择,“当则粗皆精,不当则精皆粗。”“当”的标准既是适合。人书俱有性情,什么人读什么书,什么书适合什么人,本就有“内恰”,郑燮诗、书、画俱精,号称“三绝”,且一纸之上浑然一体,实得“精当”二字。
梅文鼎(1633~1721,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四不怕法。不怕难,难则钻研;不怕烦,处处耐心;不怕苦,勤耕苦读;不怕丢面子,不耻下问。作为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所著历算书达八十余种。仅以其所提中华民族应“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漏失”,足见有其独到之处。
王鸣盛(1722~1797,清代史学家):竭泽法。王鸣盛以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他在《十七史商榷》中明确地说:“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按此道理,知识如鱼,目录如网,用网在书海中打捞,焉能无获!其能在十七岁即才名籍甚、乾隆十七年会试获一甲第二名及第,于此读书法不无关系。近人郑振铎也把目录称之为“导路之南针”。智者所见略同。然,王鸣盛为官贪鄙成性令人不齿,有污他一身的才气。
戴震(1724~1777,清代经学大师):贵精法。“学贵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精,就是要在深度上用工夫,把书读懂读通而能有收获,要得到切实的知识,要做点学问,就得专攻一项,认真而深入地钻下去。其所谓治学:淹博难、精审难、识断难,也是此法的深化。戴震学识博大精深,于天文、地理、历史、水利、数学等深有研究。《十三经》之正文与其注,无不能背诵。令后生末学叹服。
阮葵生(1727~1789,清代学者):冷热法。按书的内容,分别采用冷看或者热读。
姚鼐(1731~1815,清代散文家):三端法。这位学习古文的楷模人物,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基本抓住了古文的要害,又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方面论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如此庖丁解牛式的看文,岂有不得真味的道理,他能为“桐城派”奠基人之一,确实有实力。
章学诚(1738~1801,清代史学家):切己法。“不切己者,虽泰山而不顾。”这种读书法姑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二是适合自己的书去读。他虽然师事名儒朱筠,但史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得此学习之力。
焦循(1763~1820,清代经学家、数学家):求疑法。“于无疑处求有疑”读书法。这焦循的读书经验。焦循精于《易》学、数学,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史学方志、性理词章、医药博物、生物建筑,无所不通,一生著作300 卷,有“通儒”之誉。有好事者研其晚年总结读书经验后,列其读书公式:“读书、寻疑、深思、再读、再思、求解”。
梁章钜(1775~1849,清代楹联家):基础法。“愚谓读史亦须循其序,如欲考典章,察人物,则应先读《史记》、两《汉书》,由古以逮今;如欲知世变,究时务,则须先读宋明各史,由近以溯远。其实,《史记》、两《汉书》为史学根底,不可不急读也。”凡学皆有根基,打牢根基才不至空中楼阁。
曾国藩(1811~1872,清代重臣):“耐”字法。“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近年多流行曾文正公之传记和文字,政商学界粉丝不少,不论各自目的为何,曾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习程朱道学,又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自诩,一生事业及修为,确有其非常之处。
吴昌硕(1844~1927,清代书画家):翻选法。这位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博览群书,曾对门生说:“书不能死读,先翻翻序,看看结尾,不好不看,好的翻翻,极有价值的才值得花力气精读,要不你有多少心血能花在上面?”
梁启超(1873~1929,清末思想家、文学家):抄录读书法。“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录陈,什么办法呢?是抄书或笔记……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心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自一经手抄,当时意既专注,可使过目不忘,较之泛泛浏览者迥乎不同。”苏东坡抄《汉书》三遍,顾炎武一字不漏地抄写《资治通鉴》一遍,张溥每读一本书抄录六七次。我倒觉得,梁启超读书时围绕一个题目,有关则注意,无关则放过。一个题目后再换一个题目。此法可叫“题目法”,较之梁氏自荐的抄录法,更有力道,如此,读书如拾贝,收获丰厚。
(未完待续)
☆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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