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器长识后立言

文成

中国自来就有一种观念，以为“立言”就可以和“立德”、“立功”一样永垂不朽。所谓，立德之后立功，之后立言，这种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很有市场，并很牢固。

曾国藩不同，他是先器识、后事业，再立言。

那位被誉为“书法家里最好的将军，将军里最好的书法家”裴行俭，也有“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之说。

所谓器，用富贵贫贱来试验他，他对这些满不在乎。让他面对大忧大辱，也不改变他行事的常规，即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宠辱不惊之质也。

而所谓识，即才智完全能够分析天下任何微小之处，高明的见解完全可以识破任何顽固的遮蔽，即能高瞻远瞩，又能洞察秋毫。

故，成大事者，首当铸器、长识，次而能仕，至于立言，之为后论也。

读书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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