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在团场奉献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岳父退休了，准备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带着一家人落叶归根。临走前，把已经在团场工作的大女儿和我这个准女婿叫到跟前，当着一家人的面，说了一句算是定个亲的话，也算是做个交代。还特意将一把小木椅交给大女儿，说是留个念想。
我们成家后，多次搬家，从知青点到连队，从连队到团部学校，每次搬家，我爱人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这把小木椅。
1988年，我们因工作需要，调往安徽安庆市工作。从新疆奎屯到安徽安庆市，没有直达火车，要到乌鲁木齐换乘火车，在蚌埠或南再换乘班车或轮船，路途四千五百公里。为了从简轻装，我建议妻子尽量少带家具。妻子其它话没说，扶着那把小木椅说：“其它我不管，但这把小木椅必须跟我走。”我清楚，这把小椅子寄托着她父亲的念想。于是，这把小木椅跟着我们开始了万里“长征”。
安庆市位于长江之滨，江河湖泊众多，空气很潮湿，到了黄梅天，更是雨水连绵，多日不开，铁木物件很容易发霉腐烂。我们在请木匠师傅打制家具时，爱人很用心地对我说：“打家具时，请木匠师傅把小木椅漆上一层油漆，防止受潮发霉。”爱人的出发点没有错，是用心保护小椅子。漆好之后，我俩都觉得有点后悔和惋惜，小木椅原来是枣红色，显得古朴厚重，加上几处磕碰掉的老漆，还添了点沧桑感。这漆上一层淡蓝色，有点稚嫩轻飘的感觉，很不抓眼球。两年过去了，新打制的木头家具都发霉了，从新疆带过来的自行车、缝纫机和电视机，也都霉锈斑斑。梅雨天一过，就忙着一一搬到外面晒太阳。好在爱人不麻烦自己麻烦我，让每年梅雨过后，都要给小椅子漆上一层，使它没有受到多少侵害。
1994年，我们又奉命返调工作。这次，我们从简到了极致，除了路上和到新疆后需要换洗的衣服，唯一带上的就是这把已经改变了颜色的小木椅。
在这次变卖家具时，买家还专门请了一位老者陪同当参谋。原来，这位老者年轻时就拜当地最有名的木匠为师，后来师傅的木匠店收归国有，他也就跟师傅一起留在木器店工作。改革开放后，他自己开了一家家具店，生意很红火。不少收购老家具的人，都喜欢请上老者帮助拿捏拿捏。老者把一屋家具看了一个遍，但眼光最后落在那把小椅子上。我暗暗佩服他的眼力。当地人很喜欢古色古香的家具。老者终于显得惋惜地说：“这是一把有年头的椅子，怎么刷个了蓝颜色？一下就破相了，还不如已旧留旧。”
我们变卖的木制家具是全套，有两张大床、一张八仙桌、一张小饭桌、一张五斗柜、一个大立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写字台、两把藤椅、一张两人沙发、一对单人沙发。老者把买家叫到一旁，耳语了一阵。买家走到我跟前，右手竖起一根食指，说：“这家具倒是不少，就是颜色不中看，腿脚也有些霉烂。一千块钱怎么样?”
我思索了一下，心想，现在是想多要点也没有时间了，买家可以熬，我们没有时间熬。只得点点头。
买家又指着屋里家具，强调说：“咱们说的是包括这所有家具哦。”
我赶紧走到小木椅跟前，拍着它说：“这把椅子不卖，卖了对不起老人家。其它都卖。”
“我加上一百块，小木椅卖不？”买家思索了一下，右手又竖起食指。
“两百也不卖！”爱人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很坚决。
买家顿了一下，带着落井下石的口气说：“小木椅不卖，其它家具就九百元成交。”
气氛一下僵持起来。我很矛盾，不成交，怎么出手走得了？时间不等人，兵团是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隶出来的，从骨子里都一直保持着部队的纪律和作风。成交，爱人肯定不愿意。还是老者见多识广，是个老江湖，很会解围，对我们和买家说：“这样吧，老话说，搬家三年穷，人家值个家也不容易，现在去新疆，那么远，钱也不少花。小木椅肯定有来头，人家带着也是情难舍。”又专门对买家说“还是九百五十块吧，算是给人家送两个路上茶水钱，也算交个朋友。”转而又用征求的口气对我说：“你看这样可以不？”
好在买家也还通情达理，一手钱，一手货。老者临走时，轻声告诉我们：“你们那把小木椅至少是光绪年间打的，快有百年历史。木头是松木的，我们这里舍不得，做也是杨木。做这把椅子的师傅至少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师傅。”
送走老者，我们把小木椅端详又端详，好像它就是故宫里的那把光绪帝曾经坐过的龙椅。实际上，历史价值已经不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了，更重要的是老辈人那份眷眷之心，骨肉之情。
准备返疆，我到邮局把衣物寄走了，可这把老旧的小木椅怎么走？还是爱人想得很周到，对我说：“这小木椅，包装托运也不值，说不定还被装卸摔坏了，还不如带着跟我们一起走，路上还可以坐一坐。”那时候火车座位票很紧张，带着它，也不失为一个良策。就这样，这把老旧的小木椅又是一个四千五百公里。
作者简介：
吴永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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