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洋芋（马铃薯）包谷（玉米）之外，面条被人们视为食物奢侈品，乡下人对它可望而不可即，至于面条加工，只有少数人晓得洒渔河坝子有几个面厂。为了开开“洋荤”，方便社员们家门口就能“换面”，生产队里也想搞点副业来“壮大集体经济”，大约是1968年，生产队长领着人进城，托了不少门子，并把整个队里的积蓄拿出，好不容易购得一台人工手摇擀面机。同时，跑几十里路前往昭通方向的大石厂头道沟，花了不少钱订购两盘红砂大石磨盘；又把队里几个木匠召集拢来，择出最好的木材解成板子，做了一架直径一米多的大木盆揉面，打了两台人工脚踏大木箩柜。得知正在队里搞宣传的有几名工作队员（小学教师）会编篾具，立马砍来竹竿，邀请他们编了两床四五米见方的大篾席子淘晒麦子。派人前往洒渔河，请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唐姓师傅教大伙儿擀面。这时，工人们早已确定并齐刷刷到岗——当然，能进面厂当“工人”的，是经队委会反复研究确定的（男子必须有力气并能吃苦耐劳，女的必须是心灵手巧的大姑娘，且多数是跟队干部有关系的）。面厂工人有了，厂长有了，会计也有了，一应工具齐备，连拉磨的几匹大骡子都是精挑细选买来的。负责磨面的几个男子汉已把麦子磨细筛成雪白耀眼的面粉，就等保管员秤盘一响，手摇机器一转，面条便哗哗擀出。而这关键“人物”——保管员，队委会决定的居然是我那不善言辞的父亲大人！
当时的靖安落水洞，七、八十户人家只有近十户“杂姓人”，清一色的刘氏村落，而“杂姓人”中只有我家姓马，其余是白、纳二姓。在村里，我们家要“关系”没关系，要声望无声望，他们之所以选老父当保管员，无非是他有点文化（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文化人还很少），当过阿訇，性格老实善良，不会吃人害人，更不会搞阴谋诡计。能去当一厂之保管员，换作他人，恐怕是“磨尖脑壳”也钻不来，但老实巴交的父亲，不但不高兴，心里还挺怕。以至队干部轮番做工作，他都摇脑壳，一直推辞。这天上午，指导员一踏我家门槛就嚷嚷：“二姐夫（我母亲姓刘，是他的家门姐姐），今天我是三请诸葛亮！面厂啥子都准备好了，就等你这个保管员去称灰面，再不答应我们抬都要把你抬去！”看到这阵势，再推也推不脱，母亲和大姐赶忙在旁帮着劝说。无奈，老父只得心事重重地跟着指导员去了面厂。随着他的秤杆一动，落水洞面条加工厂正式开工！
村子里有了面厂，出门就能换面，随时可以吃面条，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村里人奔走相告，好不欢喜。
那时的面厂，走到哪家都一样：经营不是“卖”，而是“换”，所有人去面厂不是买面条，而是换面条，就是背着一箩麦子，换回一些包好的把把面条，一般是按麦质量，十斤麦子折换七至八斤面条，另外开給厂方加工费（一斤面条角把钱）。本村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吃挂面很方便，如果决定哪顿饭吃面条，甚至打水煨在火上，用盆盆簸簸端着点麦子，到厂里换成活（鲜）面，回家就下锅，一家老小围在桌边吃得喜笑颜开。从举意到吃饱，个吧小时便搞定。然而外地人就不同了，他们来“换面”，必须事先晒干麦子，箩箩筐筐背着来，运气好时，厂里有晒干包好的面条，过过秤，开开钱（加工费），背起面条就返家；如果遇上天气阴沉弄不干面，或者换面人多，即便等上一天也得不到面条，只好让单字变成“欠条”，两手空空回家去，过几天再来取面。父亲是保管员，亦即出纳员，每擀一次面，少则几斤，多则上百斤，每一次都由他过秤；来人换面，也必须由他称麦子、称面条，其余开单、记账便是会计的事了。每天进厂最早、下班最晚的也是他。不然的话，清早生产，他不去称出面粉，拿什么来擀面？而中途若不在场，客户来换面，谁去验麦、过秤、收款？相比擀面的、磨面粉的，虽然劳动强度不算大，但一天到黑都要伺候着，并且连面厂所请师傅的一日三餐都是他伺候。没有人来换面，他还要跟着去擀，真可谓“瞎子打婆娘——松不得手”！
整个面厂，从厂长（生产队干部兼任）到员工，总共十来号人，每天要擀百多两百斤面条，所得报酬也就是队上男、女主要劳力的十来个工分，无非每月让记分员记个全勤，全年所挣工分比种庄稼的社员多一点。开初几年，靖安坝子小麦收成较好，前来换面的人多，面厂加工量大，生产队副业这块收入便高。年关，劳动力强、工分挣得多的人家分红就多。一到分红，当他们两手数着厚厚一叠崭新的“大团结”（人民币拾元钞）时，两眼笑成了豌豆角。劳力少、人口多，特别是娃娃多的人家，年终分红与他们无缘，搞得不好，还会补超支款（倒贴现金给队里）。为了应急，便会把队里分给的小麦脱粒晒干，拿到面厂换了面条，背到集市上出售，弄点钱来补超支款，所剩几个子儿，顺便打几斤盐巴或称两斤牛油来炒菜糊口。
落水洞的面厂，用的是清真寺的房子，因“四清”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就把驻寺阿訇一家撵了出去，变成面厂厂房后，除大殿（礼拜场地）外，其余两对面的6间大厢房全被占用，连一个偏舍也用来关推磨骡子。作为保管员的父亲，除白天全天在厂里劳作外，每天晚上还要跟着厂领导“站岗”（看厂房），但因他身体不大好，多数时间就派大哥我俩帮他去值夜班，跟着领导守厂房。每天天黑吃罢晚饭，我们弟兄俩就到厂里守着，过了好久，领导才姗姗而来，如果那师傅小灶的炉火还没封，他都要带着我们在面机上“擂”（压）些厚厚的面块来烤，大口大口吃完面块，这才上铺睡觉，次日上班，也没得哪个晓得我们吃什么。
随着换面人的增多，加之气候不大好，厂里每每欠着面条，或者背来一箩麦子，返回时只能取着几把面，剩余的就欠着，下次来时才能取走。这时，出纳便要在单字上注明取了多少，尚欠几斤。老父生性老实，记性又差，一旦忙起来，就忘了在单子上“打记号”，那些狡猾的家伙，第二次来取面，往往会把单子上所有的面取走，而上次取回去的就被他“赚”了！如此伎俩，被家伙们用了一次又一次，祸根便一次次种下。其他方面，在称出麦子给人家加工时，老父很大意，随时被人钻了空子也全然不知，仓储问题渐渐滋生。
年底清仓盘点，会计账目一出，把人吓了一大跳——麦子、面条差了数百斤，父亲被吓得周身直哆嗦，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一个劲地念叨：我没拿，一斤一两都没拿。生性胆小怕事，口齿原本就很木讷，遇到这种大事，他还能说啥，正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面厂这档事，没多大功夫就在全村传遍了。社员们去地里出工（劳作），谈论的话题都是这个。好心的人说：拐了，二舅舅（称呼父亲）家吃大亏了，要着赔哟。那些磨尖脑壳想进厂，但因这样那样原因进不去的人嘲笑道：人心隔肚皮呀，还说念经人（老父原是清真寺阿訇）遵守好，还不是照样吃嘛！母亲逢人就解释，连说我父太老实，做事太大意，被人钻了空子，其实家里一颗麦子，一根面条都没沾呀！母亲再解释也无济于事，那些人照说不误。亲戚们听了也很生气，都为我们家里鸣不平，纷纷摇头叹息：我家二姐啊，哪个听你的，照这种样子，二姐夫是“裤裆头抹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人太老实，以后就别再去当什么“员”了。
转眼之间，坝子里的小麦开始泛黄，五六寸长的金穗被麦粒压得纷纷低头，一阵风过，整个坝子麦浪滚滚，好一派丰收景象。时间已到农历五月间，家家户户正是青黄不接之时。队长一声令下，社员们开始收割了。
按照惯例，生产队里的庄稼（粮食）一收获，连同秸秆堆在地里就要分到各家各户去“刨青”，其中细粮（稻谷、苞谷、荞子等）部分先分一些给社员，剩下好的则背回队里弄干脱粒，筛、簸干净后背去粮管所交售“爱国粮”，另外薯类如洋芋国家不要，种出多少都统统分给社员。
这年的小麦特别好，割了两天，已经在地里堆成小山，会计算盘珠子一扒拉，几十户人家应得多少随手算出，队里保管员捏着会计开出的条子，一秤秤地称给各家各户。社员们利用公余时间，纷纷去背自家的麦子。同往常一样，大姐也去背我家的麦子，可找遍了一堆堆黄橙橙的麦堆，就是没有一堆我家的名字，大姐急匆匆去问过秤的：格是还没称到我家？保管员瞥了一眼大姐，冷冰冰地说道：你家的？被扣了！欠着面厂恁么多，今年的小麦还不知够不够扣哟。一听这话，大姐气得放声大哭：我们苦了大半年，一根麦秆都分不着，冤枉啊！管你哭不哭，称秤的照样称，背麦的社员一个个忙着往家背麦。母亲闻讯后急忙从家里赶来，边劝边拉大姐：姑娘，你再哭又有啥办法，只怪你父太老实了。大姐泣不成声，边走边骂：啥子断子绝孙的，吃了贪了害我家，你不得好死！
那一年，我家应分的麦子几乎全部被队里扣光，弟兄姊妹们馋了一年的面条……
【作者简介】
马仲全，笔（网）名“白 水”，回族，1958年10月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县靖安区落水洞，1982年1月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当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过镇长、县志办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作品分别在《人民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昭通日报》《民族日报》《中国穆斯林》《海南史志》《回族研究》《云南回族研究》《昭通文学》《昭通作家》《乌蒙论丛》《保山政协》《乌蒙山》《朱提山》《大关文学》《扎西文学》等40余家报刊及微信平台发表，系昭通市回族学会副会长、云南回族研究会常务理事、昭通市作协会员、昭通市老科协会员等。
NEW TERM
《百姓文社》《作家文学》《散文杂志社》 纸刊选稿基地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