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因“文革”动乱,使这个本应人人都可以有的梦想而粉碎。
“文革”结束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高考的希望。但是,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不敢想的梦想,也就是说简直没有想过。然而,恰恰在我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那高考却与我邂逅了。
1976年底,我到部队当兵后不久,调到团报道组。那年夏天,部队拉练到嘉兴海盐长川坝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演习。我们报道组和政治处一起,住在农村老百姓家里。
一天晚饭后,团干部股的C股长约我一块散步。
我们走在乡村黄色的土路上。
“小T,部队有一个考大学的名额,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复习准备,你去不去?”走着走着,C股长突然和我说。
我很惊讶,惊讶的非常平静。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考大学这个问题。
我沉默的走着,没马上回答C股长。
我是1962年上的小学,“文革”开始后就停课闹革命了,也就是在小学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就不读书了。直至1969年复课闹革命直接上初中。那初中也是“运动”不断,没好好上课。且自己和一同学迷恋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迟到旷课,初中的课程掉了许多。到了高中就跟不上,读书,一跟不上,自己就没兴趣,没兴趣就没信心,就不想读书,恶性循环。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期间,有一段时间读书抓得比较紧,老师经常给大家发A、B卷考试 --- 防止互相偷看。我除了语文稍稍好一些以外,数理化和英语,非常差。我一看到那英语语法和化学方程式就头大。因而,我非常怕考试。我也曾经考试偷看左右;也干过那递小纸条呀,在手掌、小手臂上写满记不住的那些单词或公式之类的勾当。我怕考试的毛病,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以至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遇到不顺或纠结,就会晚上做梦;这梦往往是做那种考英语总是做不出考试题而惊醒的梦。
1977年,传出国家要恢复高考。在部队当兵的我,回家看见一些高中同学纷纷买来了数理化丛书,埋头在家,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复习准备,迎接高考。那时这套书皮绿色的高考数理化丛书,新华书店还比较难买到,要托人。听说,有的同学独往独来,是暗暗较劲,有点神秘兮兮的。
我有点羡慕,但没有奢望。因为部队是不参与高考的。1977年的高考很特别,是11月进行的。我的不少同学考上了好大学,有浙大,哈工大等等。
“才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我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叫我怎么考试呢?”我一脚踢飞了路上的一块土疙瘩,和C股长说。
C股长还是没吭声。如果说C股长说:你回家,或者你回杭州营房去复习准备;或者说这个考试是文科,也许我就来信心了,准备考试了。可是他没说。海训是在这个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地方,要复习资料没复习资料,要辅导老师没辅导老师,我一点信心没。
“你的意思是你放弃了?”
“嗯”。我一脸无奈地说。
C股长依然不吭声。这不吭声,就是应允了我的放弃。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高考名额,是专门给我们部队的,听说还可能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名额基本是定了的,考试是以程序为主。有人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呢?刚刚恢复高考,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你以为别人比你水平高呀。
可是,事过境迁。
就这样,我邂逅了高考;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每每回想起来,我倒并不是说非得要高考。让我遗憾的是那个专业,那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或者哪怕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是其它大学的中文系,反正是与我从小的梦想一致的。假如那次邂逅的高考我考上了,那年我才23岁,我可以学习好多好多我想学的东西。我执着地去走,也许我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
尽管我非书香门弟,但是在我从小看过的一些小说中,当我看到小说中栩栩如生人物的心理描写,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地想:这作者是怎么知道小说人物中的那么多的内心想法的呀,真神。难道他们是小说人物肚子里的“蛔虫”?我要是也是“蛔虫”,也能像变戏法样写出好多千奇百怪的人物多好呢。
于是,在我年少的心灵中,依稀埋下了一个学文学,写小说的梦想。
兴趣和工作一致,是人的一生求之不得的幸福。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生活没有假如。
1979年,我在部队提任干部,干的一直是组织工作。这个梦想尽管有,但是因工作渐渐淡化稀薄起来了。转业至地方基本上以办公室工作为主。也许是我工作性质牵累,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尽管文学梦,从未熄灭,但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我以为,还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不够执着。患得患失。一会对文学心存念念,一会职场上也不甘落后,也想进步;说白了也想当官。诱惑多,想法多。其实,我不是当官的料呀。
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也读了大学课程和研究生班。但是,除了那是“山寨”的外。专业也都与文学无关。大学课程是哲学,研究生班是国际经济法。那既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混个文凭。当然,无可否认,尽管“山寨”,也让自己开拓了视野,开阔了思路:犹如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扇知识的窗户。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听美学课时老师讲的一句话:“文学是一个人表达自我情感的最好方式”。
然而,我以为,我没有走上文学之路,没有写出拿得出手能安慰自己的文学作品,也许与那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有关。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主要还在自己不够执着,不够刻苦,不够自信,“爱”得不深。小农意识,小逸即安。
1984年,我在部队时,曾经和一位比我年长1岁的1969年兵 ---- 哦不,我应当叫他领导或首长,一起写过材料。那时他在组织部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他用业余时间写作,1996年写出了记述上海近代历史的《开埠:南京路150年》长篇报告文学,荣获首届鲁迅报告文学奖。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中看到专门介绍这本书时,特意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我写此书,在上海图书馆查了多少资料你知道吗?在春节,为写此书,我将老婆孩子赶回娘家,自己一人,买来一大筐面包,天天三顿饭均是开水加面包。你要是能吃这样的苦也能写出来。”
他的话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惭愧不已。
他与我一样,没参加高考,读的也是“山寨”大学、研究生,不仅能诗能文,多部作品全国获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文武双全,文学、事业两不误。他最后是副政委,中将军衔。
如今,我已退休,闲来无事,恶补名著,细细品味,静下心来,兴之所至,随意写写,体会一把年少梦想。当然,我非常清楚,现在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娱自乐,享受这个过程而已。
作者简介:
唐伟安,浙江杭州人,下过乡,当过兵,打过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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