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非，本名袁飞龙，湖南人，中共党员，中国五矿(株洲硬质合金集团)任职。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家协会会员。在《作家文学》、《西部散文选刊》、《延边日报》、《企业家日报》、《文笔精华》、《亲情絮语》、《大西北诗人》等纸刊及《作家》、《潮头文学》、《中国诗歌网》、《西散南国文学》、《西散原创.梅雨墨香》、《南疆诗刊》、《兰娟雅苑》等数十家微刊网络平台发表散文、诗歌、小说、诗评作品百余篇(首)。获得《亲情絮语》期刊全国征文大赛二等奖、《企业家日报》潮头副刊“回家”主题征文“优秀作品奖”。认为人生皆原创，生活在创作，我只记录
文 凭
文|袁非
那年我在长沙岳麓山下的一所大学读书，高中时最好的哥们周鱼来看我。对，他的名字听起来像“周瑜“，就是这个意思，他的爸爸是“三国”迷，最喜欢在收音机里听单田芳说《三国演义》。周鱼母亲怀他的时候，他父亲正听“火烧赤壁”起劲，被周瑜的儒雅睿智痴迷，早早给未来的孩子起了名字，不管男女，都叫周瑜。
周鱼的母亲不同意用古人名字，再说三国周瑜被孔明气坏身子，英年早逝，也不吉利。但周鱼父亲不干，最后父母协商采用折衷方案，用“鱼"代替了“瑜”，因为他们家门口有一口老鱼塘，周鱼父亲幼时几次饿得晕死，每次都靠一碗鲫鱼汤救命，对鱼有感情，可以说这个名字“瑜"和“鱼"二者都兼顾到了。
周鱼第一次高考差了五分，与高校失之交臂。复读后再次参加高考，这次差了四分，虽然差得不多，但毕竟还是跨不进大学校门。在家人和我们这些好友的鼓励下，周鱼咬紧牙关又拼搏了一年。但也许是老天捉弄，这次他离最低录取分数线还是差了三分。一年添一分，虽然离目标越来越近，但按照这个规律，还得奋斗两年才能勉强上线，能不能录取还是未知数，更谈不上读到好学校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周鱼带着一颗受伤的心灵来到了长沙。他来有好几个目的。一是来看看大学到底长什么鬼样子，让他和他的爸妈日思夜想、肝肠寸断。二是逃避父亲的“压迫"，他的父亲绝不相信自己的儿子考不上大学，对不起他起的好名字。周鱼这次来长沙，是有准备来的。那个年代，已经有一些民间投资的学校了，名字也叫得很大，比如某某经济学院、某某民族学院、某某管理学院等。周鱼背着父母偷偷打了个电话，就有一个经济学院寄来一张录取通知书。正当周鱼父亲逼着儿子再次报名参加复读，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口，村里大队部有人来喊周鱼去拿“录取通知书”。
捧着印着标准印刷字样，盖着大红印章的录取通知单，再加上儿子一句“可能是学校补录的"，老实巴交的父亲哪里会有半分怀疑，甚至通知书上明码标价的，明显让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高额学费都被直接无视。
周鱼是带着被套枕席和全套秋冬季衣服来长沙的，兜里揣着父母掏空家底加上东拼西凑来的三千元现金。这笔钱是一个什么概念，我那时一个学期学杂费全部加起来才三百五十元，这样对比就很清楚了。周鱼兜里用橡皮筋箍着、袋口被针线缝着的，可是一笔巨款。
我担心周鱼会随随便便把这笔钱交到那个不名一文的学校，但担心是多余的。我早已帮他查清了学校详细地址，坐五路公交车转一路再走半个小时就到了。但周鱼连过去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我问周鱼的真实想法，他说他就是想到我读书的大学看一看，感受一下学校的氛围，然后就安心去广州打工。等到自己能够自食其力，再把钱还给爸妈，如果他们能够理解就理解，不能接受就听天由命。
但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段时间，周鱼住在我的寝室，我俩同吃同住，同进同出，包括上课、泡图书馆、在校园漫步、找漂亮女生聊天等。
那时学校统一使用磁卡电话，打电话只能到学校总务处一个专用电话亭排队去打，而接电话由学校总机转到宿舍楼接听。有一天我听到宿管阿姨高声大叫喊我去听电话，我以为是我自己的父母，谁知电话接通后才知道是周鱼爸爸打来的。他特意从我家要了号码，因为周鱼这段时间没有及时与家里联系，他担心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出什么幺蛾子，想通过我打听。
周鱼就站在我背后，我小声告诉周鱼，周鱼急得直摆手。想了想，附到我耳边交待我怎么跟他父亲说。
我告诉周鱼父亲，周鱼学校我去过，很不错，学校环境好，教学质量高，学校师生有几千人。周鱼在学校很适应，学习很认真，让他老人家放一百个心。
谁知，周鱼父亲一听高兴坏了，当即表示要亲自过来看儿子，同时看看他的学校，说活大半辈子没有看过大学什么样。还说他上次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跟周鱼说，周鱼单纯、胆小，人情世故不懂，他这个做父亲的有义务把一肚子的社会经验传给儿子，帮助儿子成长。
我赶忙说，您也很忙，管好家里就行了，周鱼能自己照顾自己。周鱼父亲不干了，假装生气，骂我不懂事。口气很坚决地说，过两天就来，先来找我，再让我带他去找儿子。然后电话就挂了，不容我多说。
这个意外让周鱼傻了眼，我也感觉很为难。这个时候再要周鱼跟他父亲坦白，会让他父亲暴跳如雷，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唯一的办法只有假戏真做。但周鱼又实在舍不得把这笔“巨款”白白地送给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学校。
想来想去我俩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决定先去那个学校看看。辗转到那儿一看，是一家大型绵麻厂改的学校，大门口挂着“湖南某某学院”的牌子。校内新建有两座教学楼，原来几排旧的职工宿命改成了学生宿舍，图书馆也是一个大型车间改造而成，操场、食堂、澡堂一应俱全。唯一美中不中的是有的墙面还残留有旧日绵麻厂的标语，“爱岗敬业，爱厂如家”、“大干一百天，多快好省争上游”等。
好歹也算一个学校，相信周鱼没见过多少世面的父亲不会太在意。但问题关键是，他父亲来了可能不是转一圈就可以轻易打发掉的。我俩琢磨，至少食堂和宿舍他父亲肯定是要进去看看的，至于教室、图书馆还可以找理由搪塞过去。
重点是宿舍，周鱼说。父亲每次送他上学，都要认真帮他把床铺打扫干净，把床单铺好，把被子枕头码放整齐才会放心离开，这是他的习惯。
我突然脑洞大开，对周鱼说，我们去男生宿舍，我帮你搞定，只是你要适当破费一点了。
来到男生宿舍，我们左瞄右瞄，看到一间宿舍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低头看书，斯斯文文的样子，应该好打商量。我们敲门而入，他警惕地问我们找谁。我赶紧拿出自己的校牌，说有事请他帮个小忙。
可能是正规大学的威名让他肃然起敬，也消除了他的戒心，他站起身请我们坐下。我把周鱼的迴境原原本本告诉了他，然后说出了我的想法，希望他能帮我们成全。作为报答，我俩请他们寝室八个人搓一顿，地点由他们定。
有这样的好事！就是配合演场戏而已，几乎举手之劳。眼镜男高兴坏了。当即热情地把学校情况详详细细讲给我们听，并且表态，到时他可以以同学身份陪同参观，他有学生证，进去任何场所都方便。
那天晚上请客，这帮学生很厚道，只找了学校附近一个普通饭馆，点了一些家常菜，要了几箱便宜啤酒。只是大家狠吞虎咽的样子，让人不忍卒视。
周鱼的父亲是一个人来的。我和周鱼到汽车站接到人后，就直奔学校去了。然后一切按我所导演的，有条不紊地进行。
先是参观宿舍。周鱼的父亲一本正经地用农村普通话跟周鱼的“舍友”们打招呼，一一握手，亲切交谈，然后在“周鱼”的床铺上坐了坐、习惯性地整理了一下床铺，交待了一些“个人卫生”方面的注意事项，再然后由眼镜男热情陪同参观了学校相关建筑、场所，还有意避开了那些有标语口号的地方。周鱼父亲毕竟来自农村，没有见过比农村高中更大的学校。当然他说想顺便到我所在的学校去看看，被我断然拒绝，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
所以总体来说，周鱼父亲的来访是在友好、热烈、和谐的氛围中进行的，基本达到了他老人家的考察目的，周鱼的目的也达到了，结果是圆满的。
唯一有些让周鱼不爽的是，他这个一向过得紧抠的农村老爹，心里一高兴，布满老茧的大手一挥，非要请周鱼的“舍友”们吃一餐好的。周鱼和我怎么劝都没用，为此周鱼肉疼了长达一个礼拜之久。
此事过后，周鱼也准备南下了。看他决心已下，眼中却又对长沙，对校园生活恋恋不舍，我的心中也是一片黯然。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陪他在学校门前马路上慢慢走了好久。对他未来的各种担忧压在我们各自的心头，他不好说什么，我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
这条马路是围绕着岳麓山修建的，从中南矿冶学院穿过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校区一直通到溁湾镇。马路边人们利用各种老式居民楼或者待拆迁的店铺，新开了许多咖啡屋、书吧、音像制品店等。课余无所事事的饮食男女常常在此留连忘返，许多青涩的爱情也每天在这里萌芽、生长，装点出一路的五光十色和熙熙攘攘。
我提议喝杯咖啡或者啤酒，于是走进了一间咖啡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提议，又让事情发生了变化。有时候我想人生真是奇怪，居然被许多细小的事情左右着。
十分钟以后，周鱼决定不去广东打工了，他要留在长沙。
原来我俩走进咖啡屋坐下后，随手点了两杯咖啡、半打啤酒、几碟干果。然而等了好长时间也没见人端过来，把老板喊过来问，老板一个劲地道歉，说这两天请的一个临时服务员跑了，他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还说正在招人，等他招到一个靠谱的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鱼回到座位上沉默了不到两分钟，又跑到前台抓着老板嘀嘀咕咕起来。几分钟后，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告诉我，他决定不走了，留在这里干。说老板同意他晚上住店里，包吃包住每个月开一份固定工资给他。
我一听，认为也是好事，总好过在广东无头苍蝇般乱闯乱撞。再说在这儿还可以学些开小店的经验，为他以后谋生打下基础。
于是周鱼就这样留在了长沙。这时我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间。我们那时学校毕业是包分配的，虽然不知未来会分配到哪个地方、干哪一行，但终归是确定的。而周鱼却完全是前路一摸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想办法养活自己，混过眼前再找机会，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周鱼与我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看书、写点小文章，我们也是因为这一点才成为好朋友的。
高中时，我们常常换书看，一起逛书店，一起参加学校文学社，有时候写些似是而非的诗歌、散文，互相提提意见。在长沙，他虽然对高考彻底失去了信心，但读书的热情并没有降下来，反而更加渴望。
我于是想办法给他弄来了图书馆借书证，这样他有空就可以泡泡图书馆或者借书回去看。有时学校有公开课，我也会通知他去听一听。我的学习课本和笔记，他有时也会拿去，利用工作间隙，或抄录或背诵。有时候我甚至感觉他比我在学习上要认真许多，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混文凭，而他是真想学点知识。
那时候还没有后来流行的那种半脱产学校，如“五大”等。正规大学之外，惟一有效的文凭，就是自考文凭。我曾经劝周鱼去报考，他其实很想，但又觉得现在的工作，完全不算正当职业，而自考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和一个几年的时间跨度，他说还是等到今后有一个安稳生活再说。
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一年。
长沙的溁湾镇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小商品市场，卖各种东西的都有。如一块钱一双的袜子，几块钱一件的夹克衫、衬衣，各种学习机、电动玩具，名信片、假的名人字画，各种印章、证书等。
有一天我和周鱼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瞎逛，突然周鱼被一个中年男子拉住，问，要毕业证不？正规大学的。
我被吓了一跳，这也有卖的！拉着周鱼就走。周鱼回头看了两眼，笑着对我说，不知道做得像不像，如果做得像，是不是可以唬弄很多人。
我说，你发癫了，人家很容易识破的。
周鱼说，我只拿着玩玩，又不当真，只是想今后回老家好交待一点。再说，我问了，到广东打工的单位，大多是私人企业，又不要看档案，给个红本本望一眼就行了，都是装门面。
他看到我有点生气，赶紧说，莫当真，开玩笑的，开个玩笑。
我其实没有理由生气，也能理解周鱼的心情。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月就要毕业离校了，分配的单位也较理想，大红的毕业证早就发下来了，周鱼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爱不释手地看过，只是为我开心的笑容里掩不住丝丝艳羡和落寞。
我也知道我走了以后，周鱼也会离开。毕竟这个小店只是他临时的落脚点，不足以让他做到养家糊口，偌大的长沙更无法安放他那颗来自湘北农村寂寞的灵魂和长长的未来。
我们之间要走的也许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命运其实很早就做了安排。我甚至已经无法再帮到他，一切全靠他自己。
周鱼先我一天离开长沙。在送他去广州的火车站，他还是打开背包让我看了一眼那本跟我的毕业证长得差不多的红本本。他跟我说，我不会用它的，只是留个念想，背着它给自己壮壮胆。
我跟周鱼这次分开以后就没有再见过面。那时候没有便捷的通讯工具，加上他的工作地点时常变换，电话不固定，最主要的是他从不主动联系我，让我很难找到他。有时候我去他老家问，刚刚要了号码，那边已经变了。
只有很少的一丝丝关于周鱼的信息飘荡在那个偏僻的山村。
有人说，周鱼进了一家工厂，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做到了老总级别，拿着高额年薪。也有人说周鱼在做职业写手，成了网红作家，当了某大学的客座教授。
无论是上面哪一种结局，我都衷心祝福他，祝福我这个背着一个“红本本”独自闯天下的好兄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