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屋
方言往往让异乡人不知所云。我要是按照家乡话把堂屋说成“tao(音二声)屋”,应该无人能懂。堂屋就是城里人的客厅。城里高楼林立,能被主人延纳入防盗门的,确是称得上“客”的。堂屋没有防盗门守卫,堂屋外的晒坝也是开放的。坐在堂屋里,门口路过的行人与堂屋里的人隔了一道门槛,可以打招呼。偶尔来个借弯刀米筛的,那大概不能算“客”。
堂屋不在乎自己名字的俗雅,堂屋引以为豪的是自己是一家人的脸面。
那把“西湖”牌落地扇,是堂屋里最耀眼的存在。它大约三十老几了。三十岁的人风华正茂,三十岁的电风扇已老态龙钟。年轻的它曾威武地站在堂屋,居高临下俯视我;后来,我站起来,它又弯腰驼背佝偻在我面。它“哐哧哐哧”的声音如走在山路上的抬丧人,颤颤巍巍,又像一个垂暮的老石匠。
母亲忙完一天的活儿,鸡鸭进笼了,锅碗洗了,猪有了吃食不再嗷嗷叫了,一家人的衣服搭在晒坝的铁丝上开始滴滴答答淌水了,沐浴后的母亲在电风扇面前的圈椅上闭着眼睛吹风。这一天,她的双手伺候过坚硬的粮食,伺候过乱跑的鸡鸭,伺候过沸腾的猪食,伺候过浸满汗水的衣服。此时,她的手松弛下来,女皇一样放在圈椅的扶手上。此时,风是仆人。只有此时,母亲无忧无虑地享受风的伺候。晚上的米和麦子为母亲补充体能,风带走一天的劳累。风,定格了母亲对幸福生活的最高想象。
我曾对着电风扇飞转的叶片吹口哨。口哨声有金属的质感,如钢丝的振颤。那夜的梦中,我变成老榆树上飞来飞去的金甲虫,挥着闪亮的翅膀……
歇房
歇房只有两间,我住了一间。后来,粮仓抢走我半间屋。我的床只能顺着摆放,被粮仓和墙壁夹在中间。歇房仅剩下可以勉强转身的空间。
小男生也可以把自己的歇房弄得像闺房。小学时,我捉了几条鱼,放进空的玻璃罐头瓶里,搁在床头的凳子上。红色的小鲤鱼在水草里游动,歇房有了生命的气息。后来我上了初中,大孩子们开始流行往自家墙壁上贴报纸,以掩盖墙壁上歪歪斜斜的缝隙。我攒下一些小钱。我给土墙美肤的手段有点惊世骇俗——不用报纸——我用纯白的纸——它们待在供销社的货架上,一张一毛钱。米汤调灰面,忙活一个上午,我的歇房几乎有了火明四爸家砖瓦房的影子——四周,是洁白的墙壁;脚下,是父亲用水泥抹平的地面;头顶,是父亲用竹竿搭起来的“天花板”——看不到一根稻草和一星泥土。
别人歇房的墙壁多贴自己的奖状——“三好学生”、“成绩优秀”之类的。我在小学时,山不显水不露,唯一拿得出手的是每次的作文都被老师念给大家听。我不指望老师单独给我颁一个优秀作文的奖状,因为我做贼心虚——我被老师念的第一篇作文是从优秀作文书上抄的。别人写“给邻居五保户送虾”,我只是把“虾”改成了“螃蟹”。那时,学生上学就靠一双眼睛、两只耳朵。我手里的作文书是秘密武器,如今天游戏术语里的“开外挂”。
我的墙壁上有别人没有的诗与画。那句留在墙壁上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应该算我这四十年写过的最好的毛笔字。画画儿,我外行,只逮简单的学。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了竹子,我的墙壁上又多了一笼竹子……
父亲和母亲的歇房里有我翻找不完的秘密。
村民兵连的步枪就锁在那个黑色的柜子里。有一次,父亲抱它们出来擦拭,我还抱了抱那把枪管上有洞的“雷锋枪”,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能叫它“雷锋枪”——它与堂屋墙壁上图画里雷锋紧握的枪多么相似啊——我数过,连枪管上的孔都一样多。黑柜子上有一个小匣子,那是李二木匠给我们打圈椅和八仙桌后,用边角余料做的。匣子里有钱,有粮票,有父亲当生产队会计的账本。
读初中的一天,我在匣子里发现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亲爱的菊仙”。“菊仙”是母亲的名字。这一发现让我羞红了脸——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父亲这样叫母亲。我眼前浮现出母亲捧信展读时羞涩的脸。还有一次,我读到父亲在上海码头被石头砸伤了脚趾,我伫在匣子前,茫然无措只能抹眼泪。我明白了,两年才回家过一次年的父亲带回来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假象。这封信让我知道了打工生活的苦。我还在匣子里找到过父亲的笔记本。上面工工整整地誊抄着他写给我的信。我读师专三年,父亲每学期给我写一封信。在信塞入信封之前,父亲都把它们誊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父亲是为了给以后留个念想。我很愧疚,父亲寄给我的信,我看完后已经扔了,从来没有过要留存的心思。重读父亲的信,读到他的打油诗“秋去冬来天气冷,勤加衣服是根本。身体健康精神旺,学习成绩天天上”,我的泪不自觉地流下来了……
灶房
堂屋是精神,是脸面;灶房是生活,是一家人的胃。
灶房的重要性与它得到的待遇不相吻合——堂屋、歇房高高矗在上方位。灶房只是偏房,像侍候老爷的小妾。偏就偏吧,还与猪圈紧挨。
灶房多不开窗,烟熏火燎,时间一长,土灶台藏污纳垢,犄角旮旯油泥成痂。灶台上方的茅草房顶上悬吊吊一些满是油烟的稻草。稻草悬而不掉,等待每年腊月二十几彻头彻尾的“打扬尘”——用捆扎的竹叶,把悬着吊着的蜘蛛网、稻草都扫下来。
捅烟囱要爬上灶房外面的房顶,放进竹竿一通乱搅。偷懒的往往付出代价,没有烧过心的火老旺子冲出来掉在草房上,就是一场火灾。外面屋顶有了火苗,过路人大喊大叫了,灶房里的人才惊慌地跳出来扑火。火有时从内而外,一不留神,火塘里柴火滑落,引燃一堆柴火。火往上冲,其势之疾,扑之不及。每年的五黄六月天,坝上的火灾接二连三。一个暑假,总会有那么几次惊心动魄的扑火经历。
夏天的灶房留给我的只是惊惧与惶恐。冬日的厨房温柔得多。
父亲平时动作并不麻利,切起白萝卜却十分敏捷。嚓嚓嚓嚓,他边切萝卜边洋洋得意地说:“你们信不?我切的萝卜丝扔到墙壁上不得落下来。”意思是萝卜丝又细又轻。母亲是见识过的,并不搭话。我和妹妹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嗖”的一声,父亲手一扬,萝卜丝真的粘在了墙壁上。我看着手痒,试着切了好多次,刀功却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晚饭后,父亲趁着冬闲修补锄头簸箕。锄头松了,得用木楔子重新钉稳;簸箕破了,要在破处重新穿插竹篾。母亲在照看火灶里的两根烤红薯,这是我和妹妹的餐后甜点。红薯被掏出,扑灰,掰开,金黄的红薯璀璨如金,香气四溢。我和妹妹哪里还顾得上正在做的作业,一番争抢。因为红薯的大小,一场小争吵便在所难免啦……
灶房承载了我们的所有欢乐。我为灶房感到委屈——它怎么能和猪圈挨在一起呢?
作者简介:
宋扬,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有文刊《人民日报》《中国校园文学》《散文》《散文选刊》《青海湖》《延河》《野草》《散文诗世界》《南方文学》《金山》《湛江文学》《意林》《思维与智慧》等,有散文集《慢慢》。
主 编:刘云宏
主办:百姓文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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