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幸福的生活是无数革命英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所付出的代价换回来的。除战斗在前线的革命战士外,大后方工作者与前线部队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军人誓死保卫人民,机要人员誓死保卫机密。军机工作是前后两方面部队行进的安全保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环节。
董健民一家身负机要秘书重任,眼看着密码就要泄露的时刻,他们冷静地作出决定,即使是牺牲生命也要纵身一跃保证文件落入敌军之手。
就这样,三个生命在大海里消逝。这样的牺牲既能保护密码不被泄露,又能保证其他同志的安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胸怀能让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到底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他们有这种无畏的牺牲精神?
董健民怎么也忘不了,第一次听父亲董伯秋向她讲授共产主义精神的时刻,她眼中闪着希望的光芒,那年,董健民仅16岁。
一九二三年,在河北静海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个女孩名叫董健民。由于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他们生活贫困到甚至吃东西也成了问题,父母那时经常对女儿讲深刻的革命道理。之后战争频繁,董健民不得已在幼年辍学,但她依旧不愿放弃学习的机会,那时父亲带着她去叔父董静秋那里去学习。
董静秋摸了摸董健民的头,弯下腰来笑道:“跟着我就得吃很多苦!”
“我不怕”董健民坚定地点点头,带着一丝稚气地说。从那时起,董静秋就成了董健民的老师,长大后的董健民才明白了叔父董静秋的真实身份。从叔叔和她的无数谈话中,她知道只有我党才能拯救中国,才能把日本人打出中国。
十六岁那年,董健民告诉叔叔,她要从军打仗,去打鬼子。虽然身体瘦弱,但她的眼神中透着坚毅和勇敢。看到时机已经成熟,董静秋决定带她去延安。
第二天,父亲带她去了空军学院,告诉她这是她将来工作的地方。董健民四下张望,里面有许多头戴耳机的人,手里按着一台机器,嘟嘟作响。
她有了新的身份——机长。父亲非常严肃地告诉她,作为机长,密码就是生命,有时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她对伯父的话记忆犹新。
董健民对待工作异常认真,多次截获重要情报,战场上我军喜闻乐见。它使她认识到机要工作的重要性。次年,她光荣地加入了党。
一名男孩儿悄悄地进入了董健民的视线。钟琪,比她大两岁,是一名机要部门的职员。他们家离静海不远,他父母都是党员。
在革命气氛中长大的钟琪,比董健民更具革命意识。钟琪喜欢那个工作特别努力的女孩。爱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扎根发芽。
一九四二年,钟琪与董健民在窑洞中举行简单的婚礼,出席婚礼的人是当时的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
李克农看着这对新人,感叹道:“革命力量发展得很壮大啊!”一年后,董健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这样紧张严肃的革命工作就有了新的希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成立东北局,决定在东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派出一批有能力的人去东北支援。
作为机要部的骨干力量,钟氏夫妇革命意识很强;一家人三口外出,以方便掩盖真实身份,派他们去东北,是再恰当不过的决定了。
夫妇俩听完组织上的决定后,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过了些日子,他们穿上衣服,带上了刚满两岁的孩子。她们水陆兼备,陆路兼备,躲过无数特务的监视,最后一站,乘商船去大连。
钟琪和董健民一上船,便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总觉得有人在看他们。她们觉得她们的行踪可能已经泄露,但她们必须保持沉默。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响声,船身猛烈地摇晃着。经过询问才得知,国民政府有一枚炮弹击中了这艘商船。不久,几个凶恶的特务又上来了。
她们拿枪对准人们的头,问他们是不是我们的党,周围的人都在不停地搜身。这一突然的变故把人们吓得四处逃散。
在混乱的人群中,钟琪和董健民为自己打着掩护。她们知道今天下船很难安全,即使她们可以下船,她们身上携带的机要文件也可能暴露。
钟琪看着妻子,董健民坚定地向丈夫点头示意。接着,她又低下头,轻轻抚摸着那还在沉睡的孩子,目光顿时变得忧伤起来。
钟琪一家悄悄地走到后甲板上,把机要文件紧扣在自己胸前,又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三人相拥,几乎毫不犹豫地纵身跃入海中,浪花飞舞,发出一声长叹。
有个人在跳水!等国民政府特务闻讯赶来时,三个人带着机要密码,沉到了海底。作为机要部的一员,钟琪和董健民肩负着重大使命,誓死扞卫着密码。
他们在最初进入机要部时就发誓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有很强的自我牺牲精神。它们手中的密码,不仅关系到战场上的战果,而且关系到无数同志的安全,甚至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她们的责任重大,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她们时刻把保护密码作为自己的责任。害怕死亡的人,却总是受到强烈的革命信念的鼓舞和鞭策。
国民党政府牢房里,党员,即使受了折磨,也不肯透露任何一点机密。我们党内的崇高感情和信念,就是对自己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信念和决心。
面对民族大义与国家存亡,个人的生命如此渺小,能够以小小的牺牲,换得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想必董健民一家三口,死也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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