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苑】东之晓白||父亲的身影

父亲的身影

文/东之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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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天气晴好。阳光洒在了区委转盘的花园里，园内的每一朵花儿似乎都在满意地微笑。这是阳光赋予花儿的姿态。我正步行到了转盘边的时候，忽然看见父亲就在我的对面。他正神态安详地坐在花坛边，像是在一边歇息一边观赏花儿。

我知道父亲喜欢花儿，曾养过不少，却都因为他对花儿的“溺爱”和缺少养花经验，到最后那些花儿不是“毛发”多有脱落、就是沦落得枯枝败叶，来年不再生发。父亲单位的花房管理员知道他喜欢养花，常适时地送来一两盆给他养，可是花儿进门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数月后就像被换过似的，基本再无法认出她们刚进家门时候的模样了。

为了把花养好，父亲大概与会养花的职工探讨过。一天中午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忽然有人敲门进来，送来一小包东西，是用黑色塑料袋包得好好的。我们无法知道里边是何物，父亲则向送东西来的职工会意地笑着点个头，接过那包东西就送到了阳台。见他们的眼神那么神秘，饭后我们好奇地打问，父亲才说出那位师傅送来的是鸡粪，是为家里的花儿准备的“营养品”。过了两天正逢周末，我们看到父亲在给花儿压肥剪枝。而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并没看见花儿多给笑脸，她们依然沉着脸，枯着叶子，摆出不配合的样子，只有那盆米兰似乎特别给父亲面子，枝繁叶茂的，一直养在凉台上。父亲去世后，这盆花依然摆放在凉台的水泥台上，顾自地呼吸着空气，精致地成长着。

米兰的另一个名字叫夜来香，是我喜欢的花种之一。花儿如米粒般大小，白如雪，夜里开放时发出暗暗的芬芳。当时我就住在有凉台的那个房间，床在晾台窗户一侧，夜里花香越过纱窗的藩篱，飘进床边，沁入了我的鼻腔，香气似有似无，我的睡意却在寻找香气中逐渐消弭。

一天夜晚，我干脆下了床，打开晾台的门，看见这盆夜来香正在行花事，在暗夜中抒发着生命的天性。这盆花儿被父亲侍弄得茂盛有样，细碎的叶片之中米兰花纵情绽放，浅吟低唱。这一夜我成了探花的使者，花儿因此不枉暗香一宿。当我重回到床上的时候，听见隔壁父母的房间里传来他们轻浅的鼻息。父母亲因白日忙碌睡得很香，我却毫无睡意，想着花儿与父亲，和父亲喜欢的花儿。

打我懂事起，我就很少看到父亲清闲过。他整日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唯有一天工作完毕，才能看到他步履之中稍有拖沓地回到家。这在一般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只有最亲近的妻女才能察觉。父亲的饭量很小，长期工作压力造成了他的胃部一直不好。1985年5月，父亲被确诊为胃癌晚期。联系南京几家大医院都不肯收治，说是病人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寿限，让我们家属把病人带回去等待死神降临。

知道父亲患此重病，母亲傻了眼，她不知如何处理父亲后期的事情，甚至在父亲生死存亡面前不知道如何去做选择：是放弃治疗，听任病情发展，还是积极治疗，母亲对此毫无主张。她已经被父亲的病情和南京几家医院医生的决断吓傻。作为与父亲息息相关的女人，她的精神已被突然而来的灾难击垮了。这个时候大姐也才年届30多，她勇敢地挑起了这个家庭的重担，和我们姐妹一起，操持起父亲治疗的大事来。

最让我们拿定主意给父亲做手术的关键人物是我婆婆。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干部，曾参见过解放战争，做过工厂和高校领导。公公曾在我父亲患病前两年做过胰腺癌手术。术前他的医生对婆婆说过的话和后来医生让我们放弃对父亲治疗时说的话一样:病人没希望了，带回去等着吧，但是婆婆果断决定：开刀治疗，拿去病灶，这样病人才有可能重新获得新生。

婆婆听说父亲得此重症便来到了医院进行探望。在听取父亲的病情之后，她找到我母亲和大姐，向她们发出了手术治疗的呼吁。她又果断提出”死马当活马医的施治方略”，说不切除病灶，那就是让病人等日子，一条生命很快会在预期的时间轨道中终结。与其这样，不如赌一把，用并不长的生命存活来换取可能更长的生命长度。这个长度可能是稍微长点，也可能会再长或是更长。因为手术会让病人避开生命的沼泽地带，直接进入一条通达的生命通道，从而让病人走入人生的一条光明的道路上。

听了婆婆一席话，我们一家更坚定了给父亲施行手术治疗的决心。我们立刻分头找人求医问药。我找到了同事黄木衫大姐。公公生病时，她的母亲当时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上层领导，婆婆为了给公公治疗胰腺手术曾找到了当时是她同事的黄大姐。黄木衫通过自己在江苏省工人医院身居高位的母亲为公公的治疗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那次手术很成功，治疗细致得当，术后若干年，医院一直每年到家走访跟踪，二十多年后，公公一直到意外病逝都未和癌症有一丁点的瓜葛。

找到黄大姐的时候，她母亲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老人不能再像在位时像帮助公公那样安排父亲住院治疗了。看到情况这样，我们决定撤退，转而去了省肿瘤医院。到了这家医院，我们一家如同被重棒喝打了一顿，医生拒绝父亲入院治疗，说这样的病情已经是中晚期，当时父亲的5个淋巴里已有3个有了癌细胞，病人已经失去了最佳治疗时间，眼下不再值得进行治疗了。听到专业医院如此为父亲“判刑”，我们几个姐妹心都碎了。我们哭着求医生开恩收治父亲，但是医生内心麻木，他们已经习惯了家属苦求的声音，决然地拒绝了我们。我和大姐是哭着回到了江北家里。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把父亲送进了NH医院。

1985年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我的小家就在这家医院对面，距医院只有一条马路加几十米街区道路那么远。这里曾一度成了父亲治病期间全家人的生活基地。父亲手术那天，我们没让母亲去医院，怕她受不了，让她在我的小家等待父亲手术的消息。父亲的手术得到了多方重视，他的单位和这家医院一起出面，请来了南京市胸科医院的徐院长为父亲操刀拿去病灶，他的学生，本院的魏医生，做他的助手。听说这两位医生是黄金搭档，在南京胸外科手术方面很有名望。得到这个信息，多少给我们全家本已焦虑、紧张的心脏施以了精油按摩，我们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些。但是肿瘤医院医生的言语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确实觉得手术只是做给父亲和母亲看的，实际这次手术是没啥意义的。

手术当天早晨，我们一家早早来到了医院，一是为了陪父亲做一些术前准备。医生在给父亲插胃管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眼里的泪花。他绝非是因为插胃管肉体和心里难受，而是知道插胃管距进手术室不远了。我们握着父亲的手，似乎想借以延长手术到来的时间。这天婆婆也来了，她附身和父亲说了两句，并和父亲握了握手。在我想，婆婆这位老革命，把自己为了革命走南闯北，不怕困难和牺牲的精神通过这一握传递了给了父亲。我看见父亲和婆婆握手之后的面目表情，那是理解和懂得的眼神。在父亲就要进入手术室的时候他又落泪了，我们知道这行眼泪所表达的含义就是他这一进去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来。看他这样，我们都赶紧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说我们都在外边等他，让他放心。就这样父亲被悲凉地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父亲的胃被切除五分之四，只留了五分之一，留待日后供养父亲的生息。

父亲从手术室出来已经是六个小时以后了。看到父亲平安地迈出了死亡线，被医生推着越来越近地靠近了我们，直至推出到手术室过道，接着旁边的医生打开这道通向生存、通向我们的大门。我们姐妹几个都附身做好了迎接手术推车的准备，终究只能是扶下，医生和护士们并没有要把推车转手给我们的意思，因为这会儿是病最为危险的时候，病人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重大危险，我们看懂了这点，只有跟在车后一边望着车上躺着的父亲一边紧紧跟着车行的步伐。当时这家医院的手术室离病房很远，需要走过一个约几百米的长廊，路面有较大的坡度，但是我们看到医护人员比我们都上心认真，或许他们推车走这里多了，这一程结束就到了父亲的特护病房。

父亲手术后的日子于我们的心情来说也算是爬完了一程高坡。父亲曾在几天前被判了死刑，市区专业医院和省医拒绝把他收治入院，我们一家人几乎被这些断言打倒，所有家人的情绪一落千丈，跌至低谷，我当时近乎绝望地想到了父亲身后的情景。我只有一个念头，父亲没了我和我们怎么活？到那会儿是一种什么人生体验，我可以扛得过这个悲惨的结局吗？我无暇顾及答案，只是一边痛苦着一边想办法，父亲还算好运，在相关部门的干预协调下最终得以在自家医院里接受了最好的医治，这一切与父亲认真工作、一心为了党的事业的崇高人品人格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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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1964年南京市劳模，当时他才36岁，已经在领导岗位多年。他带领职工在一家磷肥厂的施工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抢建期间，他从来都没有假期，早晨天不亮就骑车上班，晚上总是天黑了好久才回到家里。他兢兢业业工作，带领职工按时完成了国家重大磷肥厂的建设任务，随后进川参加了三线建设，带领他的队伍战重庆、下富顺、上自贡，去成都，参加了多个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

13年后单位集体回迁南京后，他又进入部属设计院担任领导工作，几年后又调回原单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在此期间父亲和全单位八千多职工承担了国家重大引进项目的建设。从此，父亲更是没黑没夜地工作，平时家里做好饭是等不到他按时回来吃的。他每天早晨6:30准时出家门去办公室，从来没有周末，遇天气不好，尤其是暴雨水灾他更是寝食难安，经常一个电话打来他就会从睡梦中惊醒，有时接着电话穿上衣服就下楼，此刻楼下汽车已经在等着他。父亲工作常态就是这样，加之吃饭不能按时，操心劳碌，他的身体就这样慢慢拖垮了。过去很帅气的父亲后来一度成了黑老头，他越来越消瘦，胃部一直不好，吃得越来越少，看他吃饭的样子自己也会没胃口。父亲的胃癌就是这样由胃病拖延而成的。好在父亲已经手术过了，他的生命终于多了一线生的选择。

父亲的所有医疗方案都是院方和南京市胸科医院的徐院长一班人周密策划的。在我们看来，NH医院和徐院长他们就没把父亲的病看得那么严重、那么不可救药，不然他们也会拒绝为他治疗，更不会为他设计救治方案的。医疗方案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方案，就是在父亲术后的当天就让他服用抗肿瘤药物，抢占第一时间为父亲施行化疗。

我们一家人对于这一项是在医生拿来了那片如豆粒一般大的小药片让父亲服下去的时候得知的。来送药的不是护士而是医生。他告诉我们鉴于父亲属于中晚期癌症患者，必须在手术后的第一时间开始化疗，以遏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同时要求我们不要把已经进行化疗这件事告诉病人，好让他尽可能不带包袱地进入下一个医治进程。手术后，父亲就像使尽了浑身力气卸掉身上重担那样，尽管很虚弱但是人变得有了生机，一如移栽的植物，从本土移至另一个地方，虽说过程中动了它的元气，但是这不妨碍它未来很好地生长，父亲术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化疗药片服用数日之后，父亲有了强烈反应，他开始吃不下饭，想呕吐，所有化疗后期反应随着一天天药量的积累都显现出来了。一天父亲突然拒绝服药，他一言不发，用拒绝来抵触用药。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医生要求家属不要把化疗药说出来就是为了回避真相。当我们把父亲的情绪和行为告诉医生，医生觉得到了把真相告知父亲的时候了。他们请来了我婆婆，让她和父亲谈，通过她把父亲的病情轻描淡写地告诉他。我们知道告诉父亲真相换来的是让他配合医生继续用药，不然前功尽弃。后来的事实说明，医生的这个方案是正确的。医生在父亲术后第一时间进行化疗，极大地遏制了癌细胞的活性和变异，从而使得微弱的生命最大可能地获得生的可能，从而阻止死亡的闯入。

父亲手术九年期间，他的医疗方案始终在更新着，有的来自NH医院，有的来自上海龙华医院，无论哪所医院都采取小剂量化疗的方式。实际上除了术后一个阶段的化疗，多年来对父亲的一直采用的是中医“化疗”方式。其实医疗也需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了，病人少受罪同时可以获得更多存活的希望；错了，形同把病人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或许再想回头找生路都难了。医疗时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命的存亡。对于并不懂得医学的百姓，弄懂这个问题是要以家人或亲人生命的代价作为交换的。这种交换过程是痛苦和悲哀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方的努力下，也在父亲的积极配合下，父亲终于暂时从三个月存活期的魔咒中逃了出来，回到了家里。到家不久，母亲和大姐陪父亲去了上海，来到上海华山医院就诊。家人慕名张老先生，当时老人年届90，但是他精神矍铄，身体很好，依然在医院坐堂听诊。家人带父亲来找张医生就是来寻找妙方的。都说他是上海中医界泰斗，寻得他的方子对病人和家人的心理，就像是有了一枚定海神针一般，会多了很多努力生活的勇气的。 父亲在上海看完病回宁，带回一大包药。从此母亲又多了一桩事，每天清早起来给父亲熬药。中药吃起来了，父亲又听好友推荐，报名参加了《中华益智气功的学习》。他每天翻书学习，一边读书一边操练，来家三个月之后，父亲手上已经带气了，他经常会让我们伸出手来，感知他手上发功的感应。发功时，父亲手掌通红。说实话因为不敏感，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和不发功有什么不一样，二姐却说她感受到了，后来二姐也拿着父亲的气功教材自学了气功。

因术后服用抗癌药而引发严重反应父亲拒绝继续服药，医生不得已告知了他的病情后，反倒焕发了父亲对生命的极大热忱。他积极配合医治、坚持做气功，还和一些老友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耍箭练太极拳。他每天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除了要服从母亲的一些安排外，都是他自己计划内的时间了。他练习扎马桩，一站就是四十分钟，夏天练习的时候，他身上淌下来的汗水经常可以绕他的身体画一个圈。父亲就是以这样的坚持和坚毅来宣示自己向命运疾病抗争的决心。

寒来暑往，父亲在母亲和姐妹们的悉心照料下，身体越来越好。那个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已经逐渐增生，父亲的饭量也大大增加了。身体好了，我们也没放松对他疾病的监控，每年不是大姐带着父亲去上海复查换药方，就是母亲陪同而去，父亲病重期间大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算起来她当时也不过三十多岁，如今的独生子女三十多岁正在父母身边被娇惯着，而大姐进进出出，带父亲去上海看病，回来扛很多药回来，担起了家庭担子。父亲巩固术后成果期间的所有贵重药几乎都是大姐出面去寻来的，比如白蛋白之类的紧缺药，那是要托人到省医药部门或北京相关机构才能找来的。虽然难，我们大家都知道，父亲身体如此弱，如果没有日益增强的身体健康来做支撑，如何能抵御下一波癌细胞的偷袭。我们知道难的不是找药，而是晚了，癌细胞又来袭了，所以大姐和母亲费尽心思找人托关系，每年打一针大管白蛋白。

就这样，父亲在全家人一次次爱的推动下，在白蛋白免疫力的抵抗下，当然也有父亲加强自身锻炼的因素，一年年地度过了医学定义的危险期，直到过了五年我们合家才稍微舒了一口气。父亲身体恢复了常态，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我把最后一次从华山医院求来的中药方拿到了手，从此开始每年两次按时给父亲去中药铺配药，一年两季，一次是开春三。四月，一次是入秋之后，每次三十副。我对此事从来不敢怠慢，生怕疏忽了癌细胞钻空子，父亲又要遭罪，或许就此夺取生命。记得父亲做完癌症手术后，我们问及医生对术后的预期，医生说，先看一年，然后是五年，五年过了基本就稳定了，如果到了十年，那就基本安全了。我就是在医生的这番言语下坚持不落地给父亲配药的。每次骑着自行车，把一大包药（三十副有大堆，）驮到家里楼下再扛到三楼的时候，我的心是最放松的，与当初在省人民医院和肿瘤医院求大夫的难相比，我做这点事只算是个皮毛。我驮回来的不止是父亲的健康，也有对母亲的宽慰，对父亲的安抚。母亲和我一样，把给父亲熬药当作栽培福根，这个福就是父亲的平安与健康。父亲也很给力，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健了。

我从小就目睹母亲对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体贴，母亲尽管脾气有时不好，对父亲时有暴躁，但现在想来是生活的担子压的，  父亲尽管工资高，可他每月给母亲的只有一半多，那些钱他除了买烟之外多买成书了。父亲藏书不少，都是专业书籍，装在一个很大的包装箱里边。后来因为家里太小，寄存在别处，最终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失传到哪里去了。父亲的那些书随着他的离世也隐身遁世了，小时候不明白父亲藏书里除了技术书籍、《毛选》和《列宁选集》等伟人的书籍之外到底还有些什么，等现在想去弄明白，那些书已经不知去向，我们无法考证它们的藏身之处，非常可惜。或许这就是那些书的宿命，父亲带着他的书在我们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过若干年后，我看到了父亲，他在区委转盘处和我相遇，可惜我们已经陌生了。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我喊着父亲他却一声不应，他迅速离开了我，我追着他，他只留给了我他的身影......我忽然被惊醒，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梦里遇见了父亲。我想起了父亲得病九年期间的情况，他从得病初期被判“没治了”到后来他生龙活虎地做气功和把箭。他用自己的坚持赢来的健康把曾为他做手术的魏医生吓了了一跳，以为自己是幻觉。一天父亲和魏大夫在汽车站相遇，父亲面带笑容向医生打招呼，魏大夫迟疑半天才回应父亲，后来他和我们讲起那天他受到的惊吓时说，他怎么都没想到那是高经理在和他打招呼，他被吓了一跳，在他想来父亲早就因病作古了，没想到他那么健康地在车站等车。他握着父亲的手说你恢复得真好。言下之意就是父亲手术的时候在他们心里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没想到父亲真的成了“活马”。手术九年后，父亲以特别的方式向曾经的手术医生交了一份优秀的生命答卷。

父亲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他开始为已经下滑的公司运营和经济寻找“口粮”，以解职工发不出工资的燃眉之急，同时他也在为子女的安置突然起了急。一天做饭的时候，我陪着父亲，他一边切着菜一边跟我说，他打算把弟弟调动到南钢工作，说他已经找到了相关领导，并且对方已经承诺接收弟弟了。我静静地听着父亲说话，并未作答，接着他又说到了我先生的调动问题，他说已经找了我们公司的一位领导，答应把先生调到公司的另一个单位。父亲说得很轻松，在我感觉除了体会到父爱外我还感觉到了什么，但是只能意会无法言语。

说这话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冬季，外边叫卖酒酿的声音渐渐频繁起来。父亲喜食此物。一日下午，听到楼下又有叫卖声，我便在碗橱里找了一只碗下楼买了一些回来。没过几天妹妹来到我的单位，焦急地告诉我父亲胆囊发炎发作住进了医院。我突然恨起自己来，为啥要买这种不好消化的食物给胃口和胆囊都不太好的老人吃？看着父亲被胆囊炎（其实是胆结石，当时结石已经堵塞了胆道，庸医误判，贻误了最佳治疗时间）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只有在心里责怪自己。父亲病情越来越严重，转院之后医生查出不是胰腺炎，而是结石堵塞胆道引起脏器衰竭。

父亲又一次被送上了手术台，医生在把他推进手术室之前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父亲眼里的泪花，父亲当时血压只有40/60，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归来，注定只能给我们一个背影了。父亲被推进手术室不久就离开了我们。我们看到医生把父亲从手术室里推出进行心肺复苏的场景，可是我不忍心看这一切，我和妹妹拥在一起，背对抢救父亲的走道，我仿佛看见父亲已经从那张病床上起身，背对着我们而去。我们虽然背对父亲，却知道父亲已经向天堂而去......

在转盘那儿看到他的情景是他在惦念、思念女儿，走进我的梦里是要把思念传递给我....

父亲一生走南闯北，为国家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留给我的是一个大大的身影.......

作者简介：高洪新（东之晓白），于2007年底开始从事《散文世界》编辑工作，后刊物易名《千高原》仍一直服务于该编辑部，有多种文体创作经历，如中、长篇小说、长篇系列散文、散文、书评、文评、散文诗及少量现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