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金像奖刚刚落下帷幕，大热影片《无双》一举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奖项，可谓实至名归，而与此同时在刚刚过去的清明档期，另一部香港电影《反贪风暴4》以3.5亿的票房成绩于清明档一马当先，一举击败了同期的《雷霆沙赞！》、《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影片，作为香港电影打造的又一大金字招牌，上一部《反贪风暴3》的内陆票房总成绩为4.4亿，而《反贪风暴4》仅仅用了一周时间便轻松打破这一纪录。
回首过去一年，无论是由林超贤执导的春节档电影《红海行动》，还是几乎全香港阵容打造的国庆档电影《无双》，皆取得了相当不错的票房成绩，前者以36.5亿的总票房登顶年度票房冠军，后者以12.7亿票房称霸国庆档，并在刚刚结束的金像奖上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奖项，简单比较一下便能发现，两部影片都由香港导演执导，并有内陆演员坐镇，属于合拍片范畴，且两部电影都在票房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尽管第一部陆港合拍片的起源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合拍片浪潮一直呈现递增趋势，直到九七之后，大批香港导演开始北上拍片，而香港电影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内陆资本注入，内陆演员出现在香港电影里的频次也越来越多。
《反贪风暴》——
投资热期下的合拍片典型
以清明档的票房冠军《反贪风暴4》为例，2014年《反贪风暴》系列第一部进入内陆电影市场时，影片于暑期档取得了9400万的票房成绩，彼时该片的出品方是天马电影出品（香港）有限公司，到2016年《反贪风暴》系列第二部上映，由黄百鸣主导的天马电影依然是影片的主要出品方，然而华策联合影业以及其他近十家内陆公司均在出品方之列，彼时正好赶上中国电影的投资热期；2018年，由黄百鸣监制的《反贪风暴3》上映，在编导和演员方面依然没有大的变动，但本部的主要出品方却首次易主，上海铭艺文化跃居为第一出品方，黄百鸣的天马电影则位居出品方第六位。
直至不久前上映的第四部《反贪风暴》，黄百鸣的天马文化依然是出品方第六位，而出品方前三位则分别是天马影联影视文化、耳东影业与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从中可以发现，尽管反贪系列的主演与幕后人员都属于香港团队，但明显内陆资本在《反贪风暴》系列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反贪风暴》系列在内陆的持续走红并不是香港电影的个例，尤其新千年之后，内陆与香港签署CEPA （内陆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让合拍片渐渐成为主流，而合拍片趋势下，香港导演又大概可以明显分为几类阵营，一类是北上之后迅速扎根内陆，二是找准定位适应市场，还有一类则是摇摆不定来回拍片——
扎根内陆、接受同化
《反贪风暴》系列的资方更迭，较好的诠释了合拍片浪潮下的拍片模式，但正如上文提到的，尽管有大量资本参与到《反贪风暴》系列，影片的台前幕后阵容仍然主打香港班底而鲜有大陆演员登场，而有一部分香港导演北上后却能够很好适应内陆的拍片规则，同时他们也会大量启用内陆演员，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陈可辛导演，无论从商业成绩还是大众口碑来看，陈可辛都是近年陆港合拍片的佼佼者，也是最成功的北上导演之一，与此同时，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陈可辛与内陆演员之间的化学作用也越来越好。
陈可辛导演从2005年起北上加入香港导演的合拍大军，在北上之后他甚至将工作室从香港搬到了北京，与其他北上导演不同，陈可辛在加入合拍片行列中渐渐适应了内陆的拍片法则，同时积极创作适合内陆的故事人物。
《中国合伙人》的公映，是陈可辛北上之后的一大转折点，影片没有大投资打底也没有大明星坐镇，但却在当年收获了5.3亿的票房成绩，同时在内陆掀起了一股“怀旧”热潮，在这之后他所导演的《亲爱的》同样没有商业元素，却也凭借上佳的口碑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同时影片因“拐卖儿童”这一题材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两部影片为陈可辛带来票房和口碑收获的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其立足内陆的决心。
在这之后，他所执导的中国内陆网球选手李娜的传记片也即将上映，相信已经扎根内陆的陈可辛，将会为我们呈现又一部佳作。
找准定位、适应市场
与陈可辛等人不同，林超贤属于较晚北上的那一批导演，但即使如此，在北上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他却很好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拍摄出了《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两部票房口碑双赢的电影，前者在2016年国庆档上映轰下11.8亿票房，后者以36.5亿票房位列去年年度票房榜首位。
谈到林超贤的成功，背后有两点重要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博纳公司的助推，“红海现象”的出现，是博纳影业多年来探索中国主旋律电影之路的结果，从《湄公河行动》到《红海行动》，博纳走出了一条无法被其他人复制的主旋律之路，甚至有人评价于冬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叫做“博纳主旋律类型大片”，实际上类似的主旋律电影并不好拍，要做到既叫好又叫座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凭借着精准的市场定位和优良的宣发配合，于冬和他的博纳影业做到了这一点。
除了博纳的强力助推外，林超贤及其团队的专业精神也不容忽视，这便是影片得以走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香港本土导演，林超贤以擅长拍摄警匪片为影迷熟知，从上世纪末的《野兽刑警》，到后来的《证人》《线人》，林超贤在影迷群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同时在金像奖上斩获各大奖项，证明了自己出色的导演能力，而《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两部主旋律电影，正是林超贤对自己以往警匪片的一次“变奏”，两部片里大量的枪战。追车、爆破戏对于拍惯了警匪片的林超贤来讲可谓驾轻就熟。
除了林超贤外，麦兆辉也是北上导演中积极适应市场的代表，麦兆辉曾执导了有口皆碑的《无间道》系列，而系列自从第二部请来内陆演员胡军收获奇效后，第三部更邀来实力派戏骨陈道明主演，《无间道》系列于内陆上映后皆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反响。
在这之后，麦兆辉与搭档庄文强又合作拍摄了《窃听风云》三部曲、《非凡任务》《无双》等多部影片，对于合拍片，麦兆辉也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在我看来合拍片主要有几点要求，例如合拍片要有大陆元素，要有一定比例的大陆演员、工作人员，也要求剧本内容不能颠覆国家，其实我拍的合拍片都是很香港的，在创作电影时，只能写我熟识的事物，很难去拍一些自己不理解的文化、人物和语言。”
由麦庄联合执导的《窃听风云》系列和《非凡任务》，是其适应内陆市场的典型例子，前者在最大程度上保有香港班底的同时尝试合拍片模式，后者则启用全内陆阵容，宣发阵地也主要集中在内陆，是麦庄二人首次完全脱离香港背景创作电影，与林超贤类似，麦兆辉将自己擅长的警匪动作题材移植到内陆，《窃听风云》三部曲每部的故事都不同，但每一部都会结合金融、贪腐等一系列热门话题，充分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也都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摇摆不定、若即若离
当一些香港导演北上拍片并取得成绩后，另外一些香港导演也开始寻求北上的可能，这些导演大多是此前坚守香港电影的一批人，但面对大陆电影市场的巨大诱惑力，在新千年后他们也会有意识地创作一些为内陆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商业片，并且往往都会邀来作为票房保障的内陆明星坐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会继续坚持创作地道港味故事。
这批导演中以杜琪峰的北上经历最为典型，2010年前杜琪峰的主阵地都在香港，在香港回归之后杜琪峰也拍出了《枪火》《暗战》《黑社会》《放·逐》《神探》等一批极具港味的电影，可以说在陆港合拍片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的时候，杜琪峰仍然坚守阵地；直至2010年前后，彼时恰好赶上大陆电影人投资香港电影的热潮期，而借着这股东风，2012年杜琪峰执导的《高海拔之恋2》与《毒战》两部影片正式上映，算是其真正意义上的北上作品，前者取景地是香格里拉，后者拍摄也大部分都在内陆完成，并且两部影片中都启用了大量内陆演员，一反杜琪峰以往电影里只用香港演员的惯例。
《毒战》的成功，归功于杜琪峰将其擅长的警匪故事进行成功移植，片中古天乐与孙红雷、郭涛等内陆演员的化学反应也相当不错，与之相比，同年诞生的《高海拔之恋2》就远没有那么幸运了，走上高原的杜琪峰试图寻找纯美的爱情故事，但片中营造出的日本“治愈系”风格却不被网友买账，直接被批为“水土不服”，明显不及他对都市爱情喜剧所表现出的那般驾轻就熟；在这之后，杜琪峰又拍摄了《盲探》《华丽上班族》《三人行》等合拍作品，也都没有达到他以往正统香港电影的高度。
除杜琪峰外，王家卫也是游走于陆港两地来回拍片的典型，以文艺片见长的王家卫，在世纪之初就拍摄出了《花样年华》《2046》两部佳作，而在2013年，王家卫筹备拍摄近十年的《一代宗师》上映，影片除了由此前就与王家卫有过合作的章子怡主演外，还邀来了赵本山、小沈阳、王庆祥等一批内陆演员主演，同时影片大部分戏份都在内陆取景，上映后在影迷中掀起了一阵观影热潮。
如果说《一代宗师》可以看作是王家卫对于合拍片的一次尝试的话，那么之后由其全权监制的喜剧片《摆渡人》则是象征着王家卫正式北上的标志，影片剧本来自于内陆作家张嘉佳创作的故事并由张嘉佳导演，同时有杜鹃、Angelababy、鹿晗等一批内陆演员出演，但王家卫监制的这部《摆渡人》同样显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上映后的口碑、票房并不理想，甚至一度被媒体观众批为“大烂片”。
王家卫的这次马失前蹄或许也是不少北上导演的一个缩影，正如杜琪峰以内陆为背景拍摄的《高海拔之恋2》也曾被影迷唾骂一样，一直以来都背对大陆市场拍电影的王家卫，在北上之后并未找准自己的定位，也没能把握内陆观众的观影趣味，以往他的影片都充满鲜明的个人印记，例如《阿飞正传》里的王氏台词，《花样年华》里的光影运用，但在《摆渡人》里，为了迎合内陆观众的喜好，王家卫却一改以往浓重的文艺风，而塞入大量庸俗甚至低级的笑料，难怪冲着王家卫名字而来的影迷会感到大失所望。
以王家卫和杜琪峰为代表的香港导演在北上之后所遭遇的困境和挑战，归根结底是他们长久以来所接受的香港文化与陌生的内陆文化之间的矛盾，当他们熟悉的九龙、油尖旺变成北京上海，或者干脆是某一个完全陌生的北方小镇，曾经在香港的那一套拍片法则便不再适用，而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又都会出于影片商业价值的考量而舍弃以往鲜明的个人风格，将并不熟悉的内陆元素（如情节、台词、笑点）移植至自己的作品中，对市场妥协的同时往往会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最终被市场抛弃，《高海拔之恋2》与《摆渡人》两部电影的失利便是最好的佐证，如何在合拍片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将香港文化与内陆文化融合贯通，以适应内陆观众的观影趣味，是王家卫们今后亟需解决的问题。
结语
现如今香港电影的年产量大约为60部，从数量上来看已然远不如从前，而这其中又有一半为合拍片，一方面合拍片的兴起的确使港产片创作方式和内容受到局限，电影人不仅要照顾观众口味也要考虑审查制度，多方因素共同作用难免会对最终成片质量造成影响；但另一方面合拍片也为拉动香港电影人才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坊间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声音，认为合拍片扼杀了创作自由，香港导演北上后为了顾及内陆观众口味和拍摄机制，牺牲了港产片的本土特色，这种说法虽不乏道理，但也过于片面，如果没有这些带着创作经验和制作班底积极北上的香港导演，我们也无法看到那么多优秀的合拍片，如果没有博纳这些商业资本注入香港电影，恐怕港片的活力早已消失殆尽，当成熟的香港制作团队碰上优秀的内陆演员班底，当香港导演制作内陆观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便已然具备了优秀合拍片的基本条件，而回过头来再看《反贪风暴》系列乘着反腐题材的持续走红而票房大卖，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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