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潘玉良：莲花开在微光里
潘玉良，是旧上海最为传奇的女子，从服侍他人到为他人服务到画家，她非同寻常的人生际遇，犹如一幅色彩浓郁跌宕的油画，弥漫着一种生生不息的欲望……
01
真实的潘玉良说不上美，是影视作品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和收视率将她美化了，她既没有电影《画魂》里巩俐的风情妖娆，也没有电视剧《潘玉良》里李嘉欣的明艳动人。
以国人的审美来看，她或许要被归类为丑女。
或许，潘玉良早已看透人性的凉薄，所以她的那些自画像不曾有一幅露出过笑容，也许她深知自己的出身引不出人们的善意，自己的容貌似乎也冒犯了这个世界，所以她画出的，全是自己的隐忍与宽宥。
她的眼神里，全是对这个凉薄世界的慈悲。
潘玉良原本姓张，命运也多舛，一岁丧父，两岁时唯一的姐姐病死，八岁时母亲因操劳过度而亡。
可见，她不仅面相硬，命更硬。
或许命硬的人，骨子里都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不肯屈服于命运，不愿向现实妥协。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舅舅作为她唯一的监护人收养了她，然而舅舅家也不宽裕，再加上舅舅好赌，一次赌输之后，竟将不满十四岁的玉良卖到服侍他人的地方。
一夜之间，她就成了芜湖妓院的烧火丫头。
这一笔买卖，给了她一生最大的污点，她被人做了恶，遭了罪，却没有引起人们的一点同情与怜意，反而要拿这个恶名攻击她，要她用她的一生来偿还这个别人对她犯下的罪。
她长得不美，只能做干粗活的烧火丫头，每天起早贪黑，还常常挨打受骂。
从小命运就未优待过她，这些她都还能忍。然而烧火丫头做了没多久，她就被迫学艺，由于她长相粗犷，声音响亮，一直扮演京剧里的黑头（即男性角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又被老板逼着接客。
性格刚烈的她，被逼了几次去卖身，她都奋力挣扎，死也不从。
她知道自己不美，她的奋力反抗也不是洁身示好，而是为了有一天遇到良人，有那么一点儿值得对方珍惜的地方。
人的机遇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偶然性也表现为一个奇特的命运，会把做梦也意想不到的幸运赐给人。认识潘赞化，是她人生道路转折点。
遇见潘赞化那年，玉良十七岁，是妓院里最不起眼，扮演着京剧里黑头的女子。
而潘赞化时任芜湖海关监督，巴结他的人络绎不绝。
他器宇轩昂，在日本最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留过学，曾追随孙中山革命，思想新派。
可以说，潘玉良的一生，全因这个仁义男人的救助而获得了意外的重生。
这件事即使放到今天，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很难成立：一个没有家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地位，并且长得一丁点儿不漂亮的女子，怎么可能被一个留过洋、仪表堂堂的知识分子看上，并给予她做人的尊严，教她识字，让她画画……
而我想说的是，玉良获得的这一切，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她抓住了机遇，争取到了自由。
她是一个不肯臣服于命运的女子，即使身处火坑，她也从未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
她知道，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廖一梅在《恋爱的犀牛》里说：“上帝会奖励那些勇敢的、坚定的、多情的人。”
果然如此。
当然机遇也很重要，这点毋庸置疑。
她的机遇出现在十七岁的那个晚上，她用那首《卜算子》打动了潘赞化。
那晚，恰逢商会的人为了巴结潘赞化在妓院为他洗尘，恰逢玉良琵琶唱《卜算子》，这首凄楚的词牌被她浑厚的嗓音演绎起来别有一番韵味。
当唱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时，刚好被经过的海关总督潘赞化撞见。
见惯了妓院里各色美女的潘赞化，被眼前这个并不美丽甚至有些丑陋的女子吸引。
她粗犷的外貌，和她满眼的凄惨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无法想象这首凄婉动人的曲子是由眼前这个长得有些男性化的女子所唱。
不禁驻足问道：“可知是谁的一阕词？”
玉良抬眼望着这个器宇轩昂的男子，不卑不亢地答道：“一个恰似我的女子。”
潘赞化饶有兴趣地继续问道：“可知她的名字？”
玉良答：“宋朝严蕊。”
潘赞化点点头：“所知不少。”
孰料玉良答：“未曾读书。”
潘赞化心中一惊，不由对眼前这个女子刮目相看。
那一刻，潘玉良捕捉到了他眼底怜惜，虽然稍纵即逝，但这是她从未得到过的。
她有种感觉，眼前这个男人也许就是那个渡她的佛。
不久，老鸨再次逼她接客，她依然不从。
巧的是，途遇潘赞化，于是她决定赌一把，佯装跳水，并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
人最有理智的时候，往往是别无选择的时候。她无法选择命运，唯有这样赌一把来寻求自由。
如她所愿，潘赞化救了她。
有人说，青楼女子有两样东西看得最准，一是男人，二是首饰。
三年的青楼生活，玉良早已看透人世。
于是，她不仅不感恩，还故意问他，为什么要救她？
十七岁的玉良，虽未经历男人，但已洞悉男人的心理。
她知道自己不美，无法让他怜香惜玉，唯一的方法只有与众不同，能够让他对自己另眼相待。
她知道他是好人，即使不爱，也会善待。
果然，潘赞化得知实情后，被眼前这个烈女子深深打动。
他真的救了她，而且是永远救了她。
他将她赎了出去，让她重获自由。
赎身后，潘赞化不知如何安置这个一字不识、无家可归的女子，已是已婚男人的他，只得将她收来做了妾，算是将一个最大的恩义赐给了她。
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潘赞化为潘玉良准备了一个婚礼仪式，虽然这场仪式的观众只有一个——证婚人陈独秀，但对玉良来说，已是最大的惊喜。
所谓惊喜，就是超出预期。
原来，这个男人比她想象中的对她更好。
她觉得这是命运对她的恩赐。
为了感谢潘赞化给她重生的机会，她决定冠上夫姓，将名字由张玉良改成潘玉良。
冠夫姓的女人很多，比如蒋宋美龄，但大多数时候人们还是称呼原姓，只有潘玉良省略了原姓。
她郑重地告诉潘赞化说：“我应该姓‘潘’，我是属于你的，没有你就没有我。”
是啊，对于他的恩情，她无以为报，而这是她唯一能够想到的报答他的方式。
他的恩义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娶了小妾便圈养在家，他给了她更广阔的天地，教她识字，教她画画……当发现她有画画的天赋后，又送她去上海美专学习。
潘赞化主张男女平等，他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
潘玉良进入美专之后，和男同学有交往，有好事者悄悄向潘赞化“打小报告”：潘玉良行为不检点，常常和男同学约伴写生……
潘赞化听后，并不发怒，反而笑说：“男女社交公开很好嘛！”仅仅一句话，就让好事者闭了嘴。
这时，我不禁想起廖一梅的一句名言：“人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理解。”
他是理解她的，理解她对艺术的追求，理解她的不拘小节……
他从未因别人的诋毁而对她有所猜忌，在他眼里，他们一直是对等的，他们都欣赏着彼此最美好的部分。
然而，这些潘赞化眼中的美好，却成了别人眼中的怪异。
的确，像潘玉良这样出身卑微又不漂亮的女子，凭借其努力改变自身的处境，确实需要双倍努力。
02
现实残酷，她从未被世人善待
其实，潘玉良进入上海美专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她的考试成绩不错，但因她的妓妾身份却被拒之门外。
潘赞化为了完成她的求学心愿，唯有请托好友陈独秀向当时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说情，她才得以进入该校。
第一次上人体临摹课，潘玉良都不敢直视台上的裸体模特，虽然之前在妓院待过，但这却是她第一次与人体赤裸相对。
那次，她画得糟透了，人物毫无神韵。为此，她烦恼极了。
后来，她想到一个办法，以自己的裸体为模特，对着镜子临摹。
镜子里的女子依旧不美，却一脸倔强，而那完全袒露的身体则充满了生机，流淌着对艺术的渴望……
那一刻，她竟爱上了镜中的自己。
王尔德说：“爱自己才是一生浪漫的开始。”
唯有在画中，她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自恋。至此，她常常拉上窗帘在寝室里临摹自己的裸体。
这件事，虽然她进行得非常隐秘，但还是被同学发现，状告到刘海粟那里，说她有伤风化。
于是，她不再住寝室，而是每天学校家里来回跑。在家里，她关在自己的房间，依旧忘情地画着自己的裸体。
画画是她的梦想，而人一旦有了梦想，就成了上帝的人质。
这个倔强的女子，情愿被梦想绑架，也不愿放弃画画。
她知道这是自己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
然而，命运并未就此善待于她。
潘玉良不是一个善于卖弄风情、扭扭捏捏的女子，她个性真实，甚至有些男性化。
据一位上海美专女同学说，有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群男同学过来了，那位女同学喊她快出来。
潘玉良蹲在里面坦然地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她一直对这个世界毫无畏惧，正如王朔写给女儿的那句：“只有内心丰富，才能摆脱那些表面的相似。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
可见，她的抗压能力是很强的。
她不仅抗压能力强，性格也比较高调，从不因她的出身而畏首畏尾。
她善于唱京剧，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但她只唱老生——因为她的嗓音比较男性化。
其实，最初只有刘海粟知道她妓妾的出身，同学们并不知道。
有一次外出写生时，她应邀唱了一段京剧，其出众的老生演唱水平使在场的人大为惊异。
于是，有好事者便四处打听她的来历，至此同学们都知道了她妓妾的出身。
为此，很多同学都不愿和她交往，瞧不起她，觉得她玷污了这所充满艺术气息的校园。
其实，如果她低调一些，不当众唱京剧，大家就不会知道她的出身，在美专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
但她偏偏没有，她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所长。也正是她个性里的这份高调，成就了后来的一代画魂。
由此可见，高调是人性的优点。
就像公众号红人咪蒙所说：“因为高调，所以有虚荣心，有斗志，有野心；因为高调，所有要时刻保持上进的状态，要努力证明自己……”
面对流言，最好的还击方式，就是若无其事。
如果说外面的流言潘玉良可以选择若无其事，那么家里潘赞化原配的刁难，却让她如鲠在喉。
潘夫人是潘赞化母亲的远房侄女，因不满丈夫娶了妓女，有辱门风，对她恶言恶语，百般刁难。
潘玉良本是个爽直的女子，本无所畏惧潘夫人的刁难，但因不想潘赞化夹在中间为难，便一再退让。
她只想完成在上海美专的学业，不辜负潘赞化的成全。然而，在现实面前，即使这样微小的心愿都无法达成。
刘海粟建议她去欧洲继续求学。在征得潘赞化的同意后，潘玉良决定去欧洲完成梦想。
1921年，27岁的潘玉良在潘赞化的资助下乘坐博德斯邮轮去往艺术之都法国。
而就在这艘邮轮上，潘玉良遇到了一生的挚友苏雪林。
这段长达56年的友谊，就此拉开了序幕。
03
苏雪林与潘玉良是一起去法国留学的同学。
当年在邮轮上，同学们在背后对潘玉良指指点点，说这个人是风尘女子，在上海美专学画，因为报纸揭露了她的根底，被学校开除……
当大家纷纷疏远潘玉良时，苏雪林并未对她另眼相待，每当有女生旁敲侧击地讽刺潘玉良时，苏雪林都出面阻止，对她的人生遭遇给予了同情。
苏雪林比潘玉良小两岁，两人都是个性独特、不屈服于命运的才女。
只不过，她们的才能一个体现在文学上，一个体现在绘画上。
20世纪30年代初，苏雪林曾被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家”。
但她的婚姻却是那个年代最为典型的包办婚姻，最后以悲剧告终。
她是另类才女，大半生都致力于反鲁，素有“骂鲁第一人”之称。
她的反鲁生涯开始于1936年，鲁迅去世后。
她攻击鲁迅的杂文“文笔尖酸刻薄，无与伦比”; “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
不仅如此，她还对鲁迅的人身进行攻击，骂他“阴险、多疑、善妒；不近人情，睚眦必报……”
奇怪的是，在鲁迅生前她在他面前还以学生自居，并对他的《阿Q正传》给予了极高评价，说它是一部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的作品。
而鲁迅死后，她的态度却急转直下，由支持变成了攻击。
这倒不难理解，鲁迅在世时，他在文坛的地位，无人能撼，苏雪林肯定不愿冒着被封杀的风险去骂他，甚至为了能够得到他的提携阿谀奉承。
鲁迅死后就不一样了，她不用担心他的打压，尽可直言。
苏雪林和潘玉良两位另类才女，虽然经历不同，但都个性独特。当然一见如故。
后来，她们回国后，同在上海，经常走动，关系更为密切。
在潘玉良举行个人画展时，苏雪林特地去参观。
她称潘玉良的油画是“前所未有”的，她的“成就在当时所有西画家之上……”
是不是感觉这种语句很熟悉？
的确，在鲁迅生前，她也这样夸过鲁迅，也是用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语句。
可见，苏雪林为人喜欢极致，无论是夸人还是交朋友。
后来，潘玉良到法国定居，苏雪林去了台湾，两人相隔天涯，虽然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
但彼此的感情并未淡薄，晚年的潘玉良患了高血压，还曾托苏雪林从中国台湾代买草药和作中国水墨画的宣纸。
苏雪林还曾举荐潘玉良到台湾大学任教，但未能如愿。后来苏雪林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她愿意到台湾任教，也不会客死异乡。”
在苏雪林晚年时，还多次呼吁建立潘玉良艺术馆，后来安徽博物馆专门为潘玉良开辟了三大间展室，使得苏雪林的夙愿得以实现。
两个另类才女，彼此惺惺相惜，却在各自的领域独领着属于自己的风骚。
04
1921年，潘玉良在法国考进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油画。
住在穷学生穷画家居住的拉丁区，一个窄小的阁楼里，生活清贫。
但这并没影响她对绘画艺术的追求。
在法国的日子，她真正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再也没有人就她不堪的出身攻击她。
西方对艺术的宽容与支持令她再次重获新生，这次是梦想的新生，17岁那年遇到潘赞化则是命运的新生。
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学法语，学绘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绘画技巧，结识了徐悲鸿、张大千等同学。
这期间，她深受欧洲野兽派和抽象派的影响，当然也和她自身多舛的经历有关，她依旧喜欢画人体，特别是裸体，画风大胆，想象力丰富。
那些画就是静止，也可以看到画面深处，那种暗涌的激情。
无论是出国前，还是出国后，潘玉良都对“自我”和“她我”的身体有着浓厚的兴趣。
尽管这是习俗禁忌话题，但它终究是人无法摆脱的一种事实存在，而且从某种原始角度，食色性所致的愉悦感受，不管它有多么不便言说，却一定是支撑人活着的生命本源。
对于醉心于绘画的潘玉良来说，这种愉悦比普通人更为浓厚和强烈，那么私底下除衫脱鞋，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身体，抚摸它，描画它，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美妙的事情。
这时她的整个世界里，只有画，没有其他。
很快，她的绘画才能得到了西方人的认可，在画展上屡屡获奖。
她最为著名的几幅画像，有那幅身穿黑色镶花旗袍的《自画像》，还有为音乐家周小燕画的那幅端庄的《周小燕肖像》，都是这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
如果说这些肖像都穿着衣服，只表达了她在色彩上的运用自如，而不足以表达她铿锵有力的线条的话，那她其他的一些裸体画如《菊花与女人体》，则完全可以看到那被称为“玉良铁线”的功夫。
中国水墨画里的工笔勾线，被她融入了西方现代绘画的油画里，将她个人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
但是必须承认，在裸体的姿态上，潘玉良的女人体并不算美妙。她是穷困人家的孩子，无论是成长还是求生环境，都与高贵无关，与格调无关，更与宠爱无关。
其实，她作为女人，她容貌不美，性格刚烈，缺少疼爱，无处撒娇，要摆出妙曼的姿态画自画像，会显得笨拙而可笑。
潘玉良一直在证明自己，她那么努力，只不过想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
她无法接近那个美貌的世界，那个时代也没有美图秀秀这样的软件，可以美化自己的容貌。
于是，她只能靠加倍的努力美化自己的人生，让它看起来能够美好一些。
在法国的七年间，她获奖无数，这也增强了她回国的信心。
她以为自己在国外的荣誉可以冲淡世俗的眼光，她以为她可以在国内继续发挥，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她想念潘赞化，想守在在他身边做个幸福的妻子。
不久，徐悲鸿聘请潘玉良在他执办的美院当教授，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荣归故里的机会。
1927年，潘玉良归国，除了当美院教授，还出版画册，举办画展，她迫切地想向人们证明自己。
然而，事实再次让她失望。
即使她学成归国，人们依旧无法原谅她的出身，不断有人拿她的历史毁损她，甚至她已高价卖掉的作品有人竟拿刀划开它。
还有一些缺乏艺术眼光的人，质疑她的作品是否为她亲笔所画，要她当场作画来证明自己的本事……
除此之外，在家里，除了潘赞化对她好，婆婆和原配潘氏都对她极其刁难，潘氏挂在嘴边的一句是：“无论你如何风光，但在这个家你永远是个妓妾！”
时刻提醒着她卑微的出身。
这时，她才发觉，无论自己如何努力，永远无法洗刷出身的耻辱。
一次画展，她的一幅《人力壮士》饱受颂扬，她以鲜明的画风、生动的人物表达了对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
不料，在画展结束时，她发现画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扬”。
这句话，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刺进了她的胸口。
她知道那段苦难的过去，永远是国人眼里不可饶恕的罪过。
那一刻，悲从心来。
她知道中国是永远容不下她，容不下她那段苦难的过去，也容不下她对艺术的追求。
除了潘赞化，她对这个国度再无留恋。于是，她含泪再次向潘赞化辞别。
只是，她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她和他的永别。
05
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返回法国，也就在这年她遇到了后来对她鼎力相助的男人王守义。
王守义曾与邓颖超等人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位机械工程师，但因学历有限，这个志向一直未能实现。
于是，他很羡慕那些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人。
而这时，他遇到了经济窘迫的潘玉良。
他很钦佩她为理想奋斗的精神，似乎也为了成全自己的未能实现的理想，他常常对她倾囊相助。
那时的法国到处弥漫着纳粹的阴影，画画这种事情已经无人问津。
王守义用自己经营中餐厅的钱资助她，一次次帮她渡过难关。
潘玉良的画室曾遭受过一次暴风雨的袭击，玻璃破碎，房顶掀开，无法作画，王守义甚至拿出所有积蓄为她重新维修。
在这个男人的帮助下，潘玉良才能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中。
而这时的潘赞化在中国生活贫困，又被打成右派，他曾写信暗示潘玉良不要回国。
最让人唏嘘的是，由于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去世后两年，潘玉良才知道。
得知这个噩耗时，潘玉良哭晕了过去，这个救了她并恩待她前半生的男人，天人两隔，今生再也无法相见。
王守义望着伤心欲绝的潘玉良，默默守护着她，照顾着她。虽然无法得到她的爱情，但她并未拒绝他的照顾。
得知潘赞化过世后，潘玉良更加疯狂地绘画。
在没钱请模特的情况下，油画中的裸体模特，通常就只能是她自己。
至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潘玉良呈现在画布上的裸体，通常总是面容丑丑，高颧骨竖眉毛，肥臀大脚，而且有时的姿态与表情，笨到令人发笑。
而她的着装、发型与生活环境，也都可以在画中找出其主要的特征，比如她喜欢像中国道士一样梳两个发髻在头顶或耳旁，或是身穿色调样式都不入时的棉布衣裳等，都可以从画中轻易辨认出来。
如果说年轻时的潘玉良还努力把自己画美一点，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问题也逐渐不再困扰她。
特别是得知潘赞化去世后，这个世界上再无人值得她美化自己。
她在后期的自画像中已直面了真实的自己，甚至夸张地画出了那种丑与衰老。
她的一种自我成长是在自画像中去完成的，在对世界长久的慈悲之后，她画出了对自己的慈悲，那就是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更加不拘小节，她留着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声音更大，感觉上更像一个男人。
晚年时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顶楼，住房兼画室，足不出户，整日作画。
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此期间，王守义一直陪在她身边。
或许，很多人无法理解王守义为何对这个不美、性格粗犷、也不肯给他爱情的女子如此不离不弃，温情相待，除了才华，她到底哪点吸引他？
其实，很多时候，男女之间除了多巴胺互相吸引外，还有气场。那是一种比荷尔蒙多巴胺更为持久更为强大的吸引。
而正因为潘玉良自身的强大气场深深吸引了王守义。
潘玉良也深知王守义的不易，她有两件最为经典的雕塑作品，一件是张大千的雕塑，另一件便是王守义的雕塑。
王守义雕塑完成后，她把它放在自己的卧室，至死未移。
在内心里，在情感上，她是始终守着潘赞化。
可即使相思成灾，却无缘再聚。
她知道王守义对她的好，也心存感激，除了爱情，她能给他的唯有亲情，他是她心底最重要的人。
这两个男人先后恩待过玉良、扶助过玉良，给予她世间最厚重的恩德与情义。
1977年，旅居法国的女画家潘玉良走完了她的一生，唯一守在她身边的人就是这个40年对她不离不弃的男人——王守义。
临终前，她将一直携带在身边的两件东西托付给王守义，要他交给潘赞化的后人。
一件是项链，鸡心盒里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分别是潘赞化和潘玉良；
另一件是怀表，这曾是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后又被他当作信物送给了前往法国留学的潘玉良。
至死她都将心中爱情的区域留给了潘赞化。
王守义是个情深义重的男人，不仅完成了潘玉良的遗愿，还花重金为她在巴黎市区买下了一块为期一百年的墓地，并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让她安息。
后来，他又尽心尽力地将她的3000多幅画作运回祖国。
1979年，他本想随着潘玉良的这批画作回国定居，却发现左耳后生了一个恶性肿瘤，不久抱憾离世。他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一生也没有加入法国国籍，甚至连一块墓地都没有为自己准备。
于是，人们只好把他与潘玉良同穴安葬，也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的墓头，正是他两年前为潘玉良立的墓碑，墓碑上写着“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这个男人的后半生一直为潘玉良而活，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她离世不到两年，他也匆匆走完了自己84年的人生旅途。
潘玉良是幸运的，虽然上天没有给她出众的容貌，良好的出身，但却将两份真挚的感情赐给了她，这两个男人，一个赎回了她的自由，一个温暖了她的岁月，在她追求艺术的人生道路上，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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