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里的脸谱
汤胜星
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家里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常年放在堂屋的香几上。我从小听到的节目除了新闻和戏曲，就是在一档节目播完另一档节目还没有开播之前，中间有个音乐插曲，这个音乐当时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它的旋律一直陪着我长大，后来才知道这是《拥军花鼓》，它的鼓词是：“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1977年的正月，也不知是初几，我奶奶要去她哥哥家拜年，决定把我带上。奶奶的哥哥应该是我舅公，我是第一次去他家里，也是第一次拜年。他家离我们村大概有七八里路，吃过早饭，奶奶带着我要早早出发。母亲给我换上了一件干净衣服，将我书包里的书掏出来，把拜年的东西装进去——也就是一包粿子两包香烟。粿子是一斤趸糖，年前腊月廿八九的晚上，父亲就连夜用报纸包好散装的趸糖，为拜年做好准备；两包香烟一包是经济牌，一包是海鸟牌，经济、海鸟都是当时农村老百姓普遍喜欢的香烟，有“经济海鸟，哄哄老表”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当时农村拜年的标配。
我背起书包一溜烟就出了门，以致于奶奶都有点跟不上我的步伐。我一路踮着脚欢快地跳跃，像一只觅食的麻雀，书包里的粿子和香烟在我的屁股上也欢快地跳跃，不知道它们会不会被震得散架。随着欢快跳跃的步伐，我突然想起了天天在收音机里听到的乐曲，竟不自觉地哼唱出一支欢快的歌曲来：“正月里来是新春，背上了书包出呀了门。粿子啊、香烟啊，送到哪里去啊？送给那远方的舅呀公公。”我奶奶被我逗得“咯咯咯”直笑，一边大喊：“慢些，慢些，不要摔倒啰。”当年我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现在想起来，我真为我的填词能力感到吃惊。
一路上都能碰见人，正月里是走亲戚拜年的高峰期，来来往往热闹非凡，奶奶不断地和熟人打招呼。我们走到蔡家岭上，前几天下的雪还没有融化，斜坡上还有厚厚的积雪，我猫下腰，低下头，在雪地里印了一个脸谱。奶奶说：“你也不怕冷。”我指着雪地里的脸谱说：“等我们下昼回来，看看这个脸还在不在。”
我奶奶和我祖孙两个走了约有两个钟头，终于到了舅公家里。舅公家有一个小女孩，应该是舅公的孙女，和我年龄相仿，看到我们来了，她很高兴。我把装有拜年礼品的书包往篱笆墙的木桩上一挂，就和小女孩去玩了。这个小女孩的脸蛋红扑扑的，也许是过年，她的小辫子上扎了红头绳。她穿一件破棉袄，胳膊上、袖子上的棉花都露出来好几处，下身没有棉裤，只有一件单裤，而且这件裤子明显很大，裤管空荡荡的，直往里面钻风，脚上照例是一双单鞋，没有棉鞋，也没有袜子。现在想想，她红扑扑的脸蛋应该不是活泼可爱的表现，而是冻的。
小孩真是自来熟，不到三分钟，我们就在一起玩熟了，她手上拿着一根用禾秆搓成的绳子，她邀请我和她一起跳绳，也许这个游戏不仅仅是为了快乐，更多是为了取暖。我一个男孩子哪里会跳绳，她就一遍一遍教我。我俩一直跳到背脊冒汗。
不一会儿，邻居家大妈端来两碗点心。那时的人们真是民风淳朴，邻居家来客人都要做一碗点心端去。她也许开始只看到来了我奶奶和我两个客人，因此，准备了两碗炒面，一手端一碗，还没走到门口，发现屋里有三个客人，这期间舅公家里又来了一个拜年的客人，她自言自语地说，有三个人。但这位大妈反应很快，她立即折返身子，将两碗点心端回去了。过了不一会儿，她又端来一大盘点心，明显她不会再去烧火做一碗点心，而是将两碗点心倒在一起，装在一个大盘子里，原先每碗的炒面上都有一个整只的荷包蛋，也被她切成了蛋丝，整齐地摆放在炒面上。农村多人共吃一碗点心的现象很正常，一般是大人们象征性地吃几口，表示对做点心的人的尊重，大部分是让小孩们吃了。
“来来，都来吃点心。”邻居大妈热情地喊道。大人们则在那里说着客套话，我和小女孩把绳子一扔，跑过来就往桌上趴，八仙桌正中摆着一盘香喷喷的炒面，上面的蛋丝金黄金黄的，煞是诱人。小女孩说：“这面真像我拉的一坨屎，黄黄的，还冒热气呢。”我舅公的妻子，我应该叫舅奶奶，也就是小女孩的奶奶，走来一巴掌扑在小女孩头上：“你放屁啊，乱说话。”小女孩立即大哭起来，搞得我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拿着筷子尴尬地发呆。说实话，小女孩当时那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就是有点不合时宜，因此挨打是必然的。我奶奶这时跑过去，抱住小女孩，一边摸一边劝：“别哭别哭，来来，吃面。”说着把筷子递到小女孩手里，小女孩立即止住哭声，和我一起对那盘金黄金黄的“一坨屎”下手。
面吃完了，我和小女孩继续来到院子里玩耍。我问她读几年级，她说她没读书，我说你不读书每天都做什么？她说放牛、讨草、带弟弟。我则自豪地说，我都读书了，学了很多字，上中下、人手口，还有拼音，然后a、o、e，y、u、ü背了一遍。小女孩一脸崇拜地看着我，眼睛里一片茫然。我看到院子边上有个小禾秆堆，上面还铺着一层积雪没有融化，突然，我想起上午在路上印的那个脸谱来，于是走过去，将脸趴在上面又印了一个脸谱，小女孩看到我的举动，也走过去照样印了一个脸谱，两个脸谱并排着，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眉毛上的雪花，笑得纯洁而欢快。
吃完中饭，拜年就要结束，该回家了。舅奶奶从房间拿出一个红纸包来塞到我手上，我奶奶在旁边虚情假意地说“不要啊，不要啊。”我攥着红纸包，转身从篱笆墙的木桩上取下来上午挂上去的书包，背起来就往门外走，我舅奶奶和我奶奶她们姑嫂两个还在道别，说着“下次有空还来玩啊”之类的话，小女孩站在门外院子里，她的小脸蛋在冬日午后的暖阳下熠熠生辉，她怅然若失地看着我走远，没有说一句话。
还没走出村子，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红纸包，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两角钱面值的钞票。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也是我跟着奶奶走这么多路来拜年的动力和回报。走到半路，奶奶看到我背着的书包依旧在屁股上欢快地跳跃，立即吃惊的说：“天王啊老子啊，你不是把粿子烟又背回来了吧？”说完伸手到我书包里摸了摸，一包粿子两包烟原封不动地躺在里面。“你怎么做这么跌鼓的事,真是现世！”我奶奶这时候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她自己也迷糊了，居然没有把拜年的东西留在舅公家里，虽然舅奶奶也会谦让一番：“哎呀，不要这么多东西啊，来了就高兴啊。”但这次我舅奶奶连拜年的粿子烟一根毛也没看到。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的两角钱红包已经到手了。我也早已经忘了我印在蔡家岭斜坡雪地里的那张脸谱，也许它早已经融化了。现在连同那个斜坡，连同那道岭都早已荡然无存了，我奶奶也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还有那个小女孩，也早已成为别人的奶奶或舅奶奶了吧，也不再没有棉裤和棉鞋了吧？
生命总有裂痕，生命总有罅隙，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童年的往事一件件都像雪地里的脸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融化，随风飘散。
【作者简介】汤胜星，江西鄱阳人，生于1970年，景德镇市作协会员。自由职业者，独立撰稿人。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通讯、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曾有两年国外工作经历。现居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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