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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初选】李秋善:闺蜜也疯狂(短篇小说)

土是我们的根,乡村是我们的梦,乡情是我们的魂。《乡土文学》是你我的人生驿站,是我们心灵栖息的温馨家园。

致作者一封公开信

文章插图 世界著名画家米开朗基罗作品欣赏

 


闺蜜也疯狂 

李秋善

闺蜜叫王曼,1961年的,比我大两岁。十一二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少女时代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我叫朱丹,父母都是呼兰县评剧团的演员。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二姐朱青曾警告我说:“离王曼远点,这人不地道。”

我想,你朱青从小就欺负我,好不容易有个好朋友凭什么叫我离开她?

二姐说王曼不地道,怎么个不地道?她没说。我依然和王曼玩儿。

我三岁的时候还尿炕,没少受妈的数落。朱青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尿炕精”,不叫我的名字了。我一看到朱青就来气,终于找了个机会,我用织毛衣的长针狠狠地抽了她几下。朱青愣住了,反应过来后,迅速跑到一边,离我十几米远靠墙站着。

我说:“你再敢叫我'尿炕精’我还抽你。”

朱青惊魂未定,不说话。后来朱青就对我客气了,再不喊我“尿炕精”了。尽管我还一如既往地尿炕。我尿炕的毛病直到六岁才逐渐去掉。

妈妈也跟我说过少跟王曼玩儿的话。妈的结论是王曼不是个好女孩。依据是她看到王曼的邻居家,只要女主人出门了,王曼就去。不是一次两次了。那时候我和王曼都已是少女了。

我说:“王曼怎么没跟我说过呢?”

妈妈说:“谁办了磕碜事自己说啊。”

我想,就算王曼不检点,属于个人的私事,这丝毫不影响她跟我好哇。我还是和王曼如胶似漆地在一起。如胶似漆不是比喻夫妻感情的词吗?夫妻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和王曼的好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毫不夸张地说,我跟她的感情那时超过了我和两个姐姐、妹妹的关系。

我的一个梦,曾经准确预测了王曼爸爸的去世。

那一晚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我梦见去王曼家玩儿的时候,她家的那根顶梁柱突然“咔嚓”一声折了。接着我就醒了。我想,王曼家的顶梁柱不就是王曼她爸吗!

我就跟王曼说:“你爸可能要得病。”

王曼说:“净瞎说,我爸好好的,怎么会得病呢?”

不长时间,王曼爸爸就病了,而且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王曼这才追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把我梦中的境况告诉了她。

把她唬得一愣一愣的,说:“朱丹,你咋妖叨(东北方言,神神叨叨)的呢?。”

 

王曼十九岁的时候,遭遇了一次强奸。就在她家附近的小树林里。此事闹得动静很大,公安多次找她做笔录。王曼只是哭。

我知道此事后,赶忙跑到王曼身边,陪着她掉眼泪。

我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只是不愿意看见她难过。

还有一个人对王曼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理解。这个人就是她后来的老公孙祥。

孙祥原来就追求王曼,王曼瞧不上孙祥,一直对他不冷不热的。

经过这件事后,王曼的名声就毁了,既然孙祥不嫌弃,就嫁给了孙祥。

两人很快结婚了,结婚时孙祥家没有房子,就在王曼家的便(读pian)厦里结了婚。有的朋友不知道啥叫便厦。这里介绍一下,就是顺这正房的房檐接下去一块,可以做厨房和杂物间。便厦面积很小,高度也不够,在里边住着委屈是自然的。没办法,就这条件。

婚后不久,王曼就怀孕了,恶心、呕吐,折腾得很厉害。到了孩子要降生时,连一件小孩的衣服也没准备。瞧这当爸当妈的。

我到医院一看孩子没得穿,赶忙骑自行车到商店扯了几尺花布。这时候,我就在县文化馆工艺美术社上班了,属于大集体。我又找到我们单位的周姐,托她给做一套小孩穿的衣服。周姐有裁缝手艺,家里也有缝纫机。周姐摊开花布,用粉笔在花布上划了线,再用剪刀把花布裁开,拿到缝纫机上“哒哒哒”地踩起来。不一会儿,一身小孩衣服就做好了。你说为什么不买现成的童装?那个时候哪有哇,都是自己做。

我从周姐手里接过小孩衣服,就往医院赶,王曼刚生,是个男孩。

这个孩子小时候我没少稀罕他,给他买玩具,买衣服。我心甘情愿做这一切,没想得到回报。在精神需求方面,好像我更需要王曼的友谊。

 

我说过二姐朱青小时候老欺负我,参加工作以后是真照顾我。朱青在县农业银行工作,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小时候妈常说:“二姑娘丢三落四的让人不放心,有什么事宁愿让三姑娘去,不让二姑娘去。”但是二姐干工作却是一把好手。

这时我已结婚,儿子也已出生。我还在大集体单位上班。这天二姐对我说:“我们单位要选聘一名有美术功底的人来搞宣传工作,你来不来?”我高兴坏了,赶忙说:“去去。”

农业银行进人也得走程序。面试官让我即兴画一幅画给他。我拿起笔,就给他画了一幅荷花图,这是在美术社画得最多的。

面试官又让我随便写个500字的短文。上学时我的作文就不错,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八百多字。面试官很满意。

后来我到农业银行上班后,跟二姐说起招聘的事,我说:“没有二姐的话,我不可能到农行来上班。”二姐说:“你是凭实力进来的,我没帮什么忙。”二姐这人就这样,说话难听,但对我的好我记住了。

孙祥是较早做生意的人,那时候许多人还没有这个意识。孙祥的生意是倒卖粮食,现在是放开了,那个时候粮食不让随便买卖,统购统销。这就给胆大的人可乘之机。孙祥就是这一批人。

孙祥做买卖需要资金,那时候我还分管信贷,给了他很大帮助。他也没让我坐腊,每次到了还款日,他都是拎着一袋子零钱来还款,还完后我再给他贷。

1992年的秋天,王曼匆匆忙忙来单位找我,说:“孙祥的一车货在辽宁被扣了,让你老公给想想办法。”

我老公叫吴越,是县刑警队的副大队长。

晚上,我就把王曼请求帮忙的事跟吴越说了,吴越说:“你让王曼老公孙祥来一躺,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媳妇,你闺蜜的事我肯定帮忙,具体帮到什么程度就不知道了,咱先把话说头了。”

孙祥到了我家,向吴越说明了情况。吴越最后问:“你确定是当地的粮食管理部门扣的车吗?”

     孙祥说:“扣车的时候给出的手续就是当地的粮食主管部门。”

     吴越说:“好了。你先回去吧。我明天跟局里汇报一下,看这个事怎么解决。”

次日,吴越拿上刑警队的介绍信和两个干警去了辽宁。找到当地的警方,说:“有一个案子涉及到这个车和车上的货,需要当地警方配合,把这车货押解回黑龙江。”

当地警方不怠慢,当时就派出警力,找到那车货,说:“奉上面的指令,需要押解回黑龙江。”当地的粮食主管部门不敢得罪警方,乖乖的放了被扣押的车辆。

吴越让一个干警开着货车,一个干警随车押解,拿着刑警队的介绍信,这样就不怕路上再被查了。

孙祥看到被扣车辆放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要是这车货损失了,就把他全部家当赔进去了。

吴越后来说:“我这么做完全是照顾你和闺蜜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以后这种违法的事不要做了。”并声明:“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这种事。”

1993年,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可以自由买卖了。也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王曼和孙祥过意不去,就拉着我和吴越去哈尔滨补照婚纱照。吴越说:“婚纱照补照这个事不好,我听人家说过,对男女双方都不好。”我一听老公这么说,不照就不照吧。

可王曼不干,说:“那都是封建迷信,就照一套吧,留个纪念。”

盛情难却,我和老公还有一双儿女去哈尔滨补照了婚纱照。照了许多像,有大的有小的。一家花了3800多块钱,都是王曼出的。后来,丈夫吴越去世后,我看到这些大照片就难过,就把它们处理掉了。

这一天,王曼跟我喝了酒唠嗑,我和王曼都能喝点,白酒半斤没问题。王曼说:“孙祥最近老爱上舞厅,这舞厅有什么好玩儿的?”

我说:“我也没去过。”

王曼说:“咱们去舞厅看看,有什么值得老爷们迷恋的。”

我们找了家大众舞厅进去了,真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看了半天没看出啥门道。突然,灯由亮,逐渐变成微弱,最后一点光也没有了。但音乐还在响着。

我和王曼到舞池里一看,哎呀妈呀,有抱着舞伴亲嘴的,有摸咂(东北方言,乳房的意思)的,还有的趁灭灯的机会在窗帘后边不知道干啥事的,真是不堪入目啊。灭灯的舞曲还特别长。灯再亮时也是由弱逐渐变强的。

我和王曼这才恍然大悟。

回家以后我跟吴越说:“你猜我们干啥去了?”

吴越问:“干啥去了?”

我神秘地说:“我们去舞厅了。你猜舞厅灭灯以后人们在干啥?”

吴越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呗,反正灯已经灭了。”

我说:“你们公安就不管吗?”

吴越说:“该管的还管不过来呢,谁管那玩意儿啊。”

打那以后,王曼就不让孙祥去舞厅了。

那段时间孙祥常驻大连庄河,并在庄河租了个门面房,这样做生意就有了根据地。

好长时间孙祥也没回过家,王曼跟我说:“我有个预感,好像孙祥外面有人了。我得到大连去一趟。”

王曼也没跟孙祥说,就突然袭击,去了大连庄河。找到孙祥租的门面房,隔着玻璃窗,正看到一个女人在洗衣服,孙祥在跟她有说有笑。那样子就像过了多年的夫妻一样。王曼明白了,但她忍住了,没有发作,转身回了黑龙江。

她跟我说起此事的时候,哭了,说:“我不能把这个盖子揭开,我和儿子需要他挣钱养活我们。”

王曼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么想的开,就不用劝解了。

孙祥有个好朋友,佳木斯人,叫吴仪,他也是做粮食生意的。以前就经常来往,最近来的有点勤,隔七八天就来一趟。奇怪的是,孙祥不在的时候,吴仪也来。这就不正常了。

这一天,王曼到单位来找我,说:“我和单位的会计有点事要交流一下,想找个僻静的地方把话唠开了,想借用一下你家。”

那时候,王曼的单位要解体,王曼是出纳,和会计有点账目上的事需要掰扯掰扯。王曼跟我说起过这件事。我也没多想,摘下房门钥匙就给了她。

两个小时后,王曼把钥匙还了回来。

回家以后,我闻到家里有烟味,心说:“王曼的那个会计也是个女的,她也不抽烟啊。丈夫吴越又不抽烟,那来的烟味呢?”

我到卧室里看了看,床上没有动过的痕迹。这件事给我留下很大的疑惑。

三个月后,丈夫吴越因脑溢血不幸离世了。

2003年,我办了病退,去哈尔滨做服装生意,那段时间,我已经有半年的时间没正经上班了。其实没什么病,只是老请病假,去哈尔滨照顾生意,单位照顾我,才允许我办病退的。这天我有事找王曼,打的是座机,那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玩意儿。

电话接通,是个男的接的。

我说:“我是朱丹,找王曼,你是孙祥吧?”

孙祥说:“你和王曼合起伙来欺负我,你还让王曼和吴仪到你家里去幽会,你真不是东西。”

我一听这话,脑袋“嗡”一声,我说:“王曼是找我要钥匙去过我家,她说是和会计谈事情啊。”

孙祥说:“她和会计谈事情不会来我家吗?去你家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吴仪都承认了,说去过王曼的闺蜜家。”

我真生气了。我们东北有句俗语:野老婆上床,不是家破就是人亡。这不,这事过了三个月,吴越就离开了我们。

我说:“你跟王曼说,让她给我回电话。”

两天以后,王曼给我打电话。

我问:“你那天要我家钥匙和谁去的?”

王曼嗫嚅着说:“跟吴仪去的。但我们什么事也没干。”

我冷笑一声,说:“你说什么事也没干,都是成年人,谁信呢?”

王曼说:“对不起。”

我说:“你知不知道有句话说,'野老婆上床,家破人亡’啊?”

王曼不做声,我接着说:“从今天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了,彻底绝交了。”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哭了,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到头来……更有负罪感的是,对不住老公吴越。

就这样,我跟王曼十年没有联系。但我时常梦到她,梦里的我和她没有决裂,还像原来一样说笑。醒来后,却是一枕的凄凉。我很感慨,这么要好的闺蜜,就这么断了来往,你是不是有些狠心了?

我在呼兰九十年代就卖了一处门面房,一直出租着,老房客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租了。正好有一对小夫妻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租下来开个小吃点,牵扯到装修的问题,让我回一趟呼兰。

我开车回了呼兰。这时侯,我的父母、姐妹、弟弟都到了哈尔滨,呼兰没有亲人了。事情办完后,走在大街上,我一回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庞。是王曼,她问:“你咋来了?”

我说:“门面房的事,我过来处理一下。”

只见她的眼泪像小溪似地“哗哗”流了下来。我也早已泪流满面。

我俩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把对方搂入怀中,姐俩放声大哭。

哭够了。王曼说:“今晚不走了。咱姐俩好好唠唠。”

我说:“不走了。”

王曼给我找了呼兰最好的宾馆,给我开了个房间,然后陪我住了进去。这一夜我俩基本没睡觉,仿佛要把这十年没说的话都补回来似的。

回到哈尔滨后,我把和王曼和好的事打电话告诉了二姐朱青。此时二姐已跟随老公去成都定居了。

二姐听了我像捡到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叙述完,冷冷地说:“你没脸,等着吧,害得你还不够惨,等那一天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二姐嘴里没好话,但我依然沉浸在这份失而复得友谊的欣喜中。每天都合不拢嘴,总是笑。

没过几天,王曼来电话,说:“我儿子要结婚,你能来吗?”

我说:“必须的。我去。”

她儿子结婚那天,孙祥握住我的手,说:“朱丹,你能来我很高兴。过去的事是我不对。我给你赔礼道歉。”

我说:“都过去了,得向前看。”

孙祥说:“是,是。”

到了新郎新娘敬酒的环节了。王曼的儿子是个帅小伙,能说会道,是个好孩子。新郎对新娘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丹姨,我出生后的第一套衣服就是丹姨卖了布料,让人做的。后来我家的生活也多亏了丹姨和姨夫的照料。虽说叫姨,她就是我干妈。”

新娘子赶忙叫了一声:“干妈。”

王曼儿子的这番话,把我的心都化了。心说,就冲王曼儿子这番话,我与王曼的复合就算对了。

我又去见了王曼母亲一面,给老太太留下500元钱。

回到哈尔滨以后,我脑海里时常出现王曼儿子婚礼的画面,感叹人生友谊的可贵。这时候,我已不做服装生意了,到了一家公司做采买。老板是个女的。

这一天,我接到王曼的电话,说:“我离婚了,新房给了我,但有贷款,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应应急,我知道你手里有钱。”

我问:“你用多少哇?”

王曼说:“十万。”

我想,谁手里放十万块钱等你来借啊,有点闲钱也买了理财产品了。

我说:“真没有。”

王曼说:“十万不行,五万也可以呀。”

我说:“五万也没有。”

王曼说:“那算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过了没几天,王曼给我来电话,说:“我要到哈尔滨采买一些家居、窗帘之类的东西,哈尔滨我不熟悉,你有车,帮我跑跑呗。”

我说:“你来吧。”

王曼问:“你们单位没事吧?”

我说:“我去单位点个卯就跟你走,没事。”

王曼是乘125路公交车来的。我接上她后,就去了建材市场,一直忙活到很晚了,才在我家楼下的饭店里吃饭。

我喝了两瓶哈啤,王曼喝了三瓶。

王曼像是喝醉了,有些哽咽地说:“你是丧偶的,我是离婚的,同样是寡妇,为什么我就不如你呢?现在我有困难了,你也不帮我。”

王曼又说:“我儿子十一二岁的时候,我问儿子:'我和你丹姨谁漂亮?’儿子诡秘地说:'让我说实话还是说假话?’我说:'当然说实话了。’儿子说:'人家丹姨多漂亮啊,丹姨穿戴也得体,也洋气,气质也好。妈以后你别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了。’儿子的这番话,气得我两天没理他。”

王曼过去跟我说过这事儿。为什么小孩子的一句话,让她记这么长时间呢?

王曼还跟我学过孩子的一段语录。

这一天,王曼和孙祥刚办完事儿,王曼穿着个三点式的内衣在抹地,孙祥穿着个裤衩子在抽烟。儿子进来了。看到父母这个模样,说:“你们怎么了?爹不像爹,妈不像个妈样儿。”说的王曼孙祥赶紧穿上衣服。

王曼跟我学说这一段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地笑。

晚上,王曼就住在我家里。这是王曼第一次住我家。

王曼第二次来哈尔滨是一个上午,我接上她后,要去单位点下卯。到了单位门口,我问王曼:“你下来吗?”

王曼说:“我不下去了?”

我有一个手提包是儿子在英国留学时给我买的香奈儿,放在车的正驾驶和副驾驶中间的地方。我想,就是去单位点下卯,就不带包了。

我还回头看了一眼那包,下车走进了单位的大楼。

十几分钟后,我从单位出来,上车时,我发现,我的包被动过了。拉锁漏在外面。我有个习惯,包的拉锁是搁到里面的,从来不让拉锁漏在外面。我也没在意,心说,王曼可能是找小镜子,看看自己的头发。我又想,王曼真笨,副驾驶头顶的位置就有个小镜子,不过得掰一下遮阳板才能显露出来。我也没在意,心说,就算王曼翻我的包也没什么,王曼是我的好闺蜜啊。

我就开车跟她办事去了。

办事中间,王曼说:“儿子包了个工程,每天都给民工开支钱,我得去取钱。”

我问:“取多少哇?”

王曼说:“十万。”

我说:“你带着十万块钱方便吗?再说你还乘公交回呼兰,更不安全。”

王曼想了想说:“让儿子跟民工说一声,明天再一块支也行。”

也没见她给儿子打电话,这事就过去了。我还是跟她逛建材市场。

晚上还是住在我家里。

早上,我说:“楼下有肯德基,咱们到楼下吃。”王曼说:“好。”

吃完饭,我把她送到车站,她乘公交回呼兰。

我打开香奈儿包,香奈儿包里还有个钱夹。我发现这个钱夹也被人动过了。我清点了一下钱数,又回忆了一下这两天的消费,觉得少了三百到四百块钱的样子。我心说,王曼能拿我三四百块钱吗?不能吧!也穷不了我,也富不了她的。可能是我花了哪笔钱,忘了。”

王曼第三次来,给我带了四瓶辣椒酱,说:“朋友送的,吃不了,你不是爱吃辣吗,给你拿来了。”

我也没客气,就收下了。

又忙活了半天,不必细说了。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王曼说:“早上不到肯德基吃了,那里的粥甜嗖嗖的,我不爱喝。你熬点小米粥,煮两个鸡蛋就行。”

早上,我醒了,王曼还在熟睡。我轻轻地下床,还把卧室的门给关上了,怕我在厨房的动静吵到她。

我到厨房熬小米粥去了。过了十几分钟,王曼起来了,穿着拖鞋到厨房看着我忙活,还在我背后抱了抱我。然后去洗手间洗簌去了。我感觉这一刻王曼很温馨。

王曼要回呼兰的时候,我总觉得她有些魂不守舍。跟我说:“你吃水饺的话,我包了下次给你带来就行,速冻的坏不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吃水饺还用你大老远从呼兰给我带来吗?

我说:“不用麻烦了,我吃不了多少。”

这一天,我去交燃气费,燃气公司的人要身份证。我一找才知道,身份证不见了。我想,上一次用身份证是在什么地方呢?对了,工商银行。我到了工商银行,人家说:“你要丢了身份证,我们会在柜台的玻璃窗前摆着,如果玻璃窗前没有,就没丢到我们这儿。”

我就想到,是不是和那三四百块钱一块被人拿去了?她拿我身份证干什么呢?给我造成麻烦?或者用我的身份证去干违法的事儿?现在都有人脸识别系统,也不能啊!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人拿我身份证到底要干什么?

我有了一个计划,等下一次王曼来电话时试探她一下。

这天我在班上,王曼又来电话了,我快速走出办公室,打开我的车门坐了进去。我得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实施我的计划。

寒暄过后,我说:“我遇到一件好事。”

王曼说:“啥好事啊?快说说。”

我说:“我的身份证和几百块钱丢了……”

王曼说:“哎,你说的是好事啊,丢身份证丢钱算什么好事?你什么时候丢的身份证和钱?不会是我去那几天吧?”

我说:“就是你来那几天丢的。”

王曼说:“你不会怀疑我吧?”

我说:“你能偷我的钱吗?谁不知道咱俩是最好的闺蜜呀?你要是偷我的钱还是人吗?你不能偷我的钱。”

我这番指桑骂槐的话说出了,她一声不吭。隔了一会儿,王曼说:“你说的好事呢?啥好事?”

我说:“其实我知道谁拿了我的身份证,就是我们单位一同事,她总嫉妒我。”

王曼说:“我想听有啥好事,快说。”

我说:“听我慢慢跟你说啊。这不我去补办身份证吗!补身份证很简单,等一会儿的功夫就出来了,我拿到手的时候,身份证还热乎呢。你说拿我身份证的人是咋想的,能给我造成多大点麻烦?”

王曼说:“说好事。”

我说:“我从派出所出来后,发现地上有一叠钱,我一看下雨天,周围也没人,就把钱捡起来了。你猜这叠钱有多少?”

王曼问:“有多少哇?”

我说:“整整一千八百块钱。你说算不算好事?”

王曼说:“哎呀妈呀,你丢四百块钱,捡了一千八百块钱……”

王曼停住了,我也半天没说话。我全明白了,说:“姐们你真行啊,苏大师也没你算得准呢,我都不知道自己丢了多少钱,你就能算出来我丢了四百块钱?”

我在电话里哈哈大笑。笑了一阵后,我说:“啥也别说了,我算认识你了。”

说完,我挂断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好半天。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心情很复杂,想哭,又想笑。

这天是礼拜天,我忽然心血来潮,想收拾房间。我的房间也不乱啊。但就是想收拾。

收拾到卧室里的时候,我搬了个凳子踩着,准备把挂衣橱上面一格的衣服叠一下。碰到下面一格的软垫,我发现里面透出来红纸样的东西,我也没在意,继续叠上面一格的衣服。心想,是不是我把过去贴过的福字搁这里了。

我有个习惯,贴春联的时候,旧的福字揭下来后,不把它扔了,老人说,那叫抛福,丢了,福就没有了。所以每年把福字揭下来后,总是叠好,放到床的被褥底下压好,这叫压住福气。

我忽然想到,我也没往这里压福字啊。想到这里,我从凳子上下来,揭开软垫一看,吓得我毛骨耸然。我家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是一个三十多公分见方的一个大红布包。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有纸灰样的东西,还有没烧完的碎纸片,看样子烧得是纸钱之类的东西。我仔细地在这堆纸灰里寻找,找到了像手指甲盖大小的一块硬硬的东西。我马上想到了这是什么东西——身份证的一角。

我像浑身虚脱了一样,一屁股坐到地上。半天,我脑袋里一片空白。肝脏的位置在疼。

我家里从没外人在我家住过,爸妈在我搬了新房子后,来过一次,也没住。弟弟来过我家,都没住下过。唯独王曼在我家住过,还住了三晚。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我想,这件事怎么办呢?先问一下二姐吧,她骂我我也认了。

电话接通后,我哭了。说了王曼三次来我家的事,还有我丢钱丢身份证的事,和我诈她,她说了我丢了四百块钱的事,一股脑都跟二姐说了,还有我今天的发现。

二姐听完我的叙述,长叹了一声,说:“你遭人诅咒了。她跟你多大的仇啊?”

我说:“我想找她去?”

二姐说:“算了,你现在都气得肝疼了,找她,还不把你气死啊。再说,这种人她能承认吗?”

我说:“二姐,咋办呢?”

二姐说:“找个懂得的人给看看吧。”

二姐的话提醒了我,我想到了苏大师。这个人七十多岁了,原来在呼兰开一家易经卦馆,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来哈尔滨开了家卦馆。在呼兰时,他曾经准确地预测了我爱人吴越的命运,从此后,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跟苏大师接通了电话,说了家里发现了这玩意儿,并说了我闺蜜来过我家。

他说:“你说的东西不是易经的东西,是农村的巫婆、神汉、跳大神的整得一些东西。你把东西拿来我给你处理一下。”

我说:“我拍个照片你先看一下。”

苏大师说:“千万别拍,我也不看这样的相片。你的手机里也不能存放这样东西。”

我说:“啥时候拿给你看看啊?”

苏大师说:“还啥时候,这东西有耽搁的吗?现在就拿来。”

我急急忙忙开车到了苏大师店里,没有什么人,店里很清静。

我从塑料袋里拿出那个红布包,苏大师戴上老花镜,仔细地揭开布包,露出布包里的纸灰。

苏大师叹了口气,说:“幸亏你发现得及时,坏你没坏成。她是个毒妇啊!这套把戏就是给你下的诅咒。”

我又说了身份证丢失和在纸灰里发现身份证的一角。并拿起那身份证的一角给苏大师看。

苏大师说:“这也太恶毒了。没事,我让她自己领回去。”

然后,苏大师对着布包,手里捻起一柱香,用打火机把香点上,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

过来一会儿,苏大师说:“行啦,我又让她领回去了。”

我说:“这个布包咋办呢?扔了吗?”

苏大师说:“可不能随便处理,得找人送到庙里,在庙里烧纸钱的地方把它烧了才算完。”

接下来,苏大师打电话,说:“你过来一下,我这里有点东西,你拿着到庙里烧了。”

不一会儿,有一个中年人来到屋里。苏大师拿起红布包嘱咐了来人几句,来人拿上红布包就走了。

苏大师问:“她还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我想了想说:“第三次来,她给我带了四瓶辣椒酱。”

苏大师说:“一个诅咒你的人,给你的东西你敢吃吗?赶快扔了吧。” 

回家以后,我找出王曼拿来的四瓶辣椒酱。看了看,外观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用手一拧就开了,里面就是辣椒酱,连那片挡着瓶口的硬纸壳都没有。显然这瓶辣椒酱被人打开过了。我又打开另外三瓶,和第一瓶一样。

我把辣椒酱扔进了垃圾箱。后来一想如果王曼真在辣椒酱里放了东西,拾荒的人捡了去,吃了怎么办?

想到这儿,我把四瓶辣椒酱,瓶都捣碎了,这才离开。

我找到弟弟,跟他说了王曼算计我的事。

弟弟原来在市交警队上班,后来下海经商,是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听完了我的叙述,问:“三姐,你打算这事怎么办?”

我说:“她跟我玩儿阴的,我打算给她阴回去。”

弟弟说:“得了吧,咱是那样的人吗?她就是一小人,对待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你能阴得过她吗?就当没她这个人就行了,别说报复的气话了。”

弟弟在我们姐妹的呵护和父母的格外疼爱下长大,但他没有成为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弟弟能跟我说这番话,我感到很欣慰。

后来的半年时间里,王曼总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我都没接。我把她的联系方式全删了,电话号码也拉黑了。再后来就总是接到陌生电话,我怀疑是她打的,就没接。

一次同学聚会,有同学问我:“你和王曼还是那么好吗?上学时你俩像同性恋一样,我们没少议论你和她。”

我笑了笑没接话茬。另一个同学说:“听说王曼的老公死了,她现在过得挺惨的。”

我没问他说的王曼死了的老公是孙祥还是她新找的老公,我对这人没兴趣了,她在我心里早就死了。

作者简介  李秋善,男,1966年生。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人,2008年开始尝试写作,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辽河》、《岁月》、《章回小说》、《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延安文学》、《北方文学》、《小说月刊》、《百花园》、《传奇·传记文学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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