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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缘】雷秀敏:​抹不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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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灭的印记

文/雷秀敏

我父亲是我很小的时候从太原下放到大宁农村的。我在大宁农村上小学,后来在大宁中学上的高中。1975年1月高中毕业后,非农业户口的同学参加了县知青办举办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上知青办组织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重要指示,要求知青们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同学们积极报名,纷纷表态一定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我们这批知青是到大宁县五七干校、良种场、苗圃和林场插场。我和李记风、刘敏惠、侯宁文、马海珍,李新文、温巧玲等同学分配到大宁县苗圃,冯建玲、冯建兰、王平平、郝爱娇和宋宁风等大部分同学到了五七干校,还有一些同学到了良种场,男生都到了林场。当时我们的口号是:扎根农村六十年。
将来会怎么样?大家对前途一片渺茫

                    

  1975年三月的一天,我们知青在县政府院知青办公室门前集中,每个人胸前戴着大红花,是政府车把我们送到苗圃的。
大宁县苗圃属于地方国营单位,离县城十来里。苗圃有一个主任,叫吕全吉,家就住在苗圃。一个男技术员,叫刘满仓,他是高平人,带着家属,有个小孩。还有一个男队长,叫高宁生,单身,和他母亲一起生活。一个厨师叫陈林林,他是大宁中学初中毕业,我们来的人当中好些和他是初中同学。另外有几个工人,不知道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
来苗圃的知青一共有13个女生:李宁秀、包记梅、杜秋玲、郭秀珍、李记风、聂秀荣、李新文、雷秀敏、袁金凤、侯宁文、马海珍、温巧玲、刘敏惠。
13个人女生中,我和李记风、刘敏慧是高七班的,侯宁文、马海珍、李新文和温巧玲是高八班的。其中包记梅和我是三多初中同学。李宁秀比我们高两届,郭秀珍、聂秀荣和杜秋玲比我们高一届,袁金凤不知道是哪届的。
我们13个女知青的名字挺有意思的,包记梅和李记凤带“记”字;雷秀敏和李宁秀、聂秀荣、郭秀珍带“秀”字;雷秀敏和刘敏慧都带“敏”字;侯宁文和李新文儿带“文”字;马海珍和郭秀珍带“珍”字;袁金凤和李记风带“凤”字;李宁秀和侯宁文都带“宁”字。彼此像亲姐妹一样,名字互相都连惯着。
李记风是我们知青点的队长,负责记工分和分派工作。我们女生住三孔土窑洞,我和李宁秀,杜秋玲住在西面的窑洞,李新文、侯宁文,马海珍、温巧玲和袁金凤住中间窑洞,李记凤、聂秀荣、郭秀珍、包记梅和刘敏惠住东面窑洞。我们住的窑洞下面有3孔窑洞:一孔是食堂;一孔是主任家住;还有一孔是男职工宿舍。技术员家在我们住的窑洞右面,队长家住在我们左面,当然都是土窑洞。
离苗圃大概有500米的地方是林场,男生们都在林场插场,有29个知青,还有一些工人。他们住的是平房,有好几排。林场的工人和知青们经常到山上工作,有时去山上伐木,经常见他们扛着木头下山,很是辛苦。他们也有地,种些农作物。

苗圃干部、职工和知青都挣工资,我们知青一天一元钱。每天三出勤,早晨一起来先劳动一两个小时,回来吃早饭,然后再去劳动。干活到中午,接着吃中午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继续劳动。晚上吃饭也是很晚的。那时候的饭也简单,主要是玉米面窝头,白面馒头很少吃到。尽管吃的粗粮,由于当时粮食紧缺,干活也累,总觉得大师傅陈林林做的玉米面窝头非常好吃。偶尔也吃顿面条,那高兴劲就甭提了。每天土豆、白菜、南瓜菜及一些时令菜,很少吃肉。伙食是定量的,吃饭凭饭票。我和李宁秀一起打饭,有时候用她的饭票买饭,有时用我的饭票买饭。彼此不分你我。
一收工,大家迫不及待地往食堂跑去,一个个像饿狼一样,抓起饭就吃,四两窝头,很快就消灭了。男生们能吃两三个,我们女生一个就够了。那时没一个食欲差的,也没有一个胖的,更没有人减肥。每次劳动回来尤其是冬天,一肚子寒气,吃饭的时候,我要先喝上一点热水再吃饭,不然的话,肚子会疼,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苗圃的工作主要是培育树苗,酸枣嫁接大枣、嫁接苹果等,还种些玉米、小麦等农作物。
我们住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河,河床边上有石头垒的坝,河滩有一大片地,地里有许多石头。冬天我们开始清理土地,把石头块儿用平车推到河坝下面的河滩里。我和侯宁文一辆平车,一开始是我驾辕,有一次我推着平车,快到坝的地方心里紧张起来,担心离坝远了怕倒在地里,离坝近了又怕平车翻到坝下。真是怕啥来啥。我一时没有把住车把,连车带石头一起冲到坝下去了,差点连我也一起带下去。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平车拉上来,后来侯宁文跟我说:“我比你力气大,以后你就帮着推就行。”
河滩地的石头捡完后,我们又用平车拉上土平整土地,春天开始播种树苗。苗圃牲畜少,经常是女生在前面拉,后面一个女生站在磨耙上耙地或犁地及播种。有一次三个女生在前面拉着,刘敏慧站在磨耙子上正耙地,林场的男生们见了就吆喝着“驾、驾、驾”,把我们当牲口吆喝,气得我们直骂他们。
地里小树苗长出两寸左右长后,就要捡苗,每个人坐个小板凳,把多余的小树苗拔掉。我们一人拔两行,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中间休息时,有的到处跑的找果子吃,有的在地里打闹、说笑。坐不住的我,有时拿个木棍在地上练字。小树苗儿好像是泡桐树和杨树,树苗长到一米多高时,便起苗卖了。
记得我们在树苗地里除草,一开始不会锄地,一不小心就把小树苗锄断了,害怕吕主任批评,赶快用锄头把树苗捣碎埋到土里,这样吕主任就看不见,也发现不了。
遇上干旱,需要挑水浇地,每个人都拿个毛巾垫到肩膀处。我从小到大,别说挑水了,就连抬水也很少。挑上两桶水,压得背腰都直不起来,腿也站不稳,趔趔趄趄地催着我直往前跑。有一次,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也顾不上衣服又湿又泥,爬起来继续挑水。摇摇晃晃地到了地里就剩下半桶水了。最担心的是,快到地里了,又摔一跤,前功尽弃。
夏天一下暴雨,洪水便肆无忌惮地向河滩地倾泻而来,遭殃的不只是树苗,还有那令人讨厌的泥石流。等洪水退去,地里还是泥滩,我们就下地去扶起被洪水冲到的小树苗和捡被洪水冲到地里的石头。
到了大暑天,开始酸枣嫁接大枣,就是在酸枣枝上架接上大枣的树枝,这样酸枣树就长成枣树了。技术员教我们首先把酸枣枝切成斜面,再剪下一段大枣树枝,也切成斜面,两个斜面对一起,用绳子绑紧,外面再缠上布条,慢慢就长到一起了。长大的枣树又酸又甜,非常好吃。
我没有想到苹果也是要嫁接的,直接种不出苹果树。先用一种什么小树,把苹果树枝剪下来,和酸枣嫁接大枣一样,苹果树长大了,就能接苹果了。
苗圃最辛苦的工作就是酸枣和苹果树嫁接,必须是大暑天正中午最热的时候才能成活,其他季节时间都不行。这可苦了我们这些知青和技术员,酷暑难耐,一个个晒得黢黑,汗流浃背,常有人中暑晕倒。
除了种树苗、酸枣和果树嫁接,我们还种庄稼。庄稼地都在山上,种的农作物有玉米、小麦、豆子、土豆、红薯等等。
有一次在山上地里播种(忘了种啥了),前面的人犁个沟,我在后面沟里洒种子,一边洒,一边用脚把种子踩到土里。那时正是夏天大中午,天气特别热,我又渴又饿又累,踩着踩着就晕倒在地,啥也不知道了。后来才知道是中暑了,还是李记风和几个知青赶紧把我救醒,送回宿舍。
在苗圃坪田整地时,李新文和侯宁文一般都是拉平车的,她俩力气大点,人们说她们是《青松岭》电影里的假小子。

在地里劳动时,李宁秀大姐非常聪明,特别会说话。苗圃有个叫曹金生的男职工,经常和宁秀姐开玩笑,宁秀姐三说两说就把他说得没话说了,特别佩服宁秀姐的聪明才智和语言表达能力。
陈林林会弹拨琴,弹得非常好,每天晚上他弹“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这首歌时,我们知青都跟着一起唱起来。
想起来还真有趣:来大宁时,我们院里一个发小萍蛋,她父亲下放到永和,她走时就买了一架拨琴。我当时也想买一架,好像是3.6元,母亲舍不得花钱,不给我买。我想买个口琴,我姐说不卫生,对肺不好,也不给我买,我好生气、好郁闷啊!要不我也能弹弹琴、吹吹口琴。
那时年轻,干一天活也不觉得累,能吃能睡。晚饭后,我们在宿舍外面儿乘凉、打闹、说笑。林场的男生们有吹口哨、口琴的,有吹笛子的,还有唱歌的。我们女生也不甘寂寞,女高音马海珍一亮嗓音,高遏行云,其他女生也纷纷竟展歌喉。歌声在寂静的夜空飘荡,响彻云霄。大家唱得非常开心,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尽。我们唱到很晚实在唱不动了,才意犹未尽地回宿舍休息,第二天又开始了新的劳动。
有一天晚上,我抄了两个歌谱,其中有一个杂技顶碗的谱子665356 2765 665356……,侯宁文不会简谱,来我宿舍跟我学,学了很晚了,大家都睡了,我俩还在那不停地唱。
在知青点最高兴的事就是下雨天睡觉,遇上秋雨绵绵,一下两三天,大家可是逮住机会了,蒙上头好好地睡上几天,爽快极了。
有男女青年的地方,就会有爱情产生。来到苗圃不久,就有女知青和苗圃的男职工谈起了恋爱,他们经常晚上在路边儿散步,有时候汽车过来,照到他们身上,很快苗圃和林场的知青们就都知道啦。后来这个女知青分配工作离开苗圃后,俩人就分手了。还有的女知青一到苗圃就说,她这辈子不找对象,要当女光棍,后来也成家生孩子了。年少轻狂说大话,就像天上云朵散,不能算数啊!哈哈哈。
有一次县城放《平原游击队》的电影,晚饭后,我们八个人骑着4辆自行车去城里看电影,俩人一辆,一个人骑,后面坐一个。吕主任儿子(比我们低一届)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了县城的露天电影院,一般每次都是连着放两三部电影。看完电影以后,我们又连夜往回赶。那天天气特别阴,没有月亮和星星,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摸黑往回骑,侯宁文骑着自行车带着谁啦,忘记了。骑到小冯村下陡坡的地方,不小心摔了一跤,车子和人滑到路边的水沟里。旁边就是万丈深渊的河,吓得我们都大叫起来,真是万幸,人和车都没有事,只是侯宁文和另外一个人受了点皮外伤,一场虚惊。后来我们都不敢骑自行车了,推着往回走,一路上大家还心有余悸,到了苗圃已是深更半夜。第二天害怕吕主任知道,我们把宁文她俩藏起来,结果主任还是知道了。
李记风说,有一次坐水利局技术员的自行车回城,在小冯村下那个徒坡的时候也摔倒了,刚买的一条的确良裤子膝盖处磨破了,心疼了好长时间,哈哈!
有一年,县城礼堂放《永不消逝的电波》,大家都在礼堂门口等着开门,人越等越多,最后前面被后面挤倒,后面又摞到前面身上,挤伤了好些人。我和几个同学正好也在门口那等着,还好,我们在外面,一看挤伤人了,电影也不看了吓得赶紧跑回家。
有一年夏天,林场请来说书的,我们拿上小板凳去听,听了四、五天,侯宁文回来就学得唱河南坠子:拽儿咚松。
刚去苗圃,宿舍打通铺,侯宁文和袁金凤挨着睡,夏天,袁金凤半夜做梦,一翻身,把宁文搂住,宁文睡觉死,半夜醒来,满头大汗,原来是袁金凤把她搂得紧紧的,笑死我们了。
我们女知青,每天晚上打闹着玩,不睡觉,吕主任在林场坐不住了,赶紧回来开会。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隰县逢会,几个女知青和工人去赶会,每人骑个自行车,在路上手不握把,进行比赛。当时都是石子路,我的车子一滑就摔倒了。我穿着一条崭新的的确凉裤子,结果裤子也破了,左大腿外几处受伤,裤子上全是血。原存珍给了我草帽,遮住破口的裤子。到了隰县,先去医院包扎伤口,后去缝纫机铺补裤子,好心的阿姨不收钱,说她家女孩也是知青。回到苗圃半个月没能去地里干活,也不敢回家,怕大人说。每天自己换药,腿上现在伤疤还在。
记得一次知青比赛吃鸡蛋,看谁吃的多,新文好象吃了6个吃不下去了,不知是谁吃了10个。
有一回苗圃职工锁兆去对面山上摘梨,返回时看见吕主任在地里,不敢回来,但是吕主任发现他不在,就不走。他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回来了,给吕主任吃梨,尽管如此还是让吕主任把他骂了一顿。锁兆是喂驴的,驴下了个小毛驴,我们给它取名叫锁风。
开玩笑也是常事,收工后,知青们打闹玩耍,有时罗面。就是4个人,两个拉胳膊,两个拉腿,晃来晃去,再在墙上碰上几下。

1975年底,在知青点儿呆了不到一年时间,县知青办女干事贺志平让郭秀珍从苗圃儿挑上两个写字好的女知青,到县档案馆整理档案,郭秀珍把我和李宁秀选上。我们三个人每天在档案室整理档案,每天1元钱,在家吃住,比在苗圃劳动好多了。
我们把1949年到1975年全县各个方面的档案进行整理,那档案材料真是堆积如山。我们先从中央、省、地到县各级文件分开,再根据不同内容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整理完以后把目录抄了,装订成册,封面填写好,再按年份内容存入档案柜里。整理档案是一件既细心又耐心的工作,每一份文件都要认真看,需要的留下,没有保留价值的扔了。
高中毕业后,我鼻窦炎还没好,一低头,额头和后脑勺就像有许多针扎一样,疼痛难忍,不能多看多写。但是还得完成任务,每天都忍疼坚持。我们三个人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整理档案的工作,得到县领导和档案馆李玉玲馆长的好评。
1976年底,整理档案工作结束后,李宁秀和郭秀珍她俩都分配了工作,先是抽到组织部下乡,随后李宁秀分配到县林业局,郭秀珍分配到教育局,只有我没有分配工作。我去找县知青办的贺志平干事,问她为什么她俩分配了工作,不给我分配工作呢?贺干事说:“因为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所以不给你分配工作。”我当时听了非常生气,那时也不懂事,回到家里以后,就跟父母说了。父亲听后非常难过,低头叹气。母亲生气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呢?一个萝卜两头切,旧社会我们穷苦人家抓壮丁到了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解放后,又因为这点儿历史问题,影响了子女的工作。”没办法,我只好又回到苗圃继续劳动。
现在想想如果1977年我没有考上大学,也许在苗圃呆一辈子了,或者1979年随父亲回到太原后,再找工作。
同时我又想那时年龄小,社会经验少,不会为人处世。如果当时请档案馆李玉玲馆长帮忙,找知青办主任给我说说情,或者自己找找主任,或许能给我分配工作。不过也难说,那时政治形势严峻,不给我们这些家长有历史问题的安排工作,也是正常的。
1977年春节过后,我返回苗圃继续劳动。放暑假的时候,大哥回到大宁县探望父母,他当时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大学,他告诉我说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让我做好准备。十月份中央文件下达,县知青办号召全县所有知青都报名参加高考,这样可以减少知青办的压力。我向苗圃吕主任请假,说要复习准备高考。吕主任好像觉得今年还是要推荐加考试,我们知青点上有个女生,她爸爸是个领导,主任说轮到那个同学也轮不到我,气愤地我扭头离开苗圃,开始备战高考。
全县知青报名的有200多人,县中学抽了各科的老师办了一个辅导班。第一次模拟考数学,我的成绩名列前茅,苗圃吕主任听说我数学好,赶紧把他儿子领到我家让我辅导他儿子学习。
辅导班的老师们把各科内容大概串了一遍,重点讲了讲。我的弱项是物理和化学,初中高中没学好,于是开始恶补。我用一早晨的时间就把元素周期表背会了,然后听老师讲无机化学,学会了配平等。但是有机化学及物理的力学,电学和磁场等内容,由于基础差,时间短,学得还是一知半解。
在备战高考时,父亲由于历史问题,常年被打压,他不相信1977年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高考,以为还是推荐加考试的模式。他觉得我跟本没有希望,他说只有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领导的孩子通过推荐才能参加考试,所以父亲不让我复习。但是我不听他的,一定要参加高考。那时姐姐也来信说,我要是第一年没把握考大学,就考个中专吧,我说,不,要考就考大学,中专我就不上。因为在考大学之前,县邮电局长已经答应我和她女儿到邮电局报务室工作,所以我觉得工作不是问题,我一定要上大学。每次在书桌前从窗户上看见父亲下班回来,我就赶紧把书藏到抽屉里,父亲上班走了,我再拿出书复习。晚上9点钟,母亲就叫我早早睡觉,早晨5点来钟醒了,我就在院子里背元素周期表或者到河滩坐在石头上背物理的三大定律以及政治等。那个时候的记忆非常好,背几遍就记住了。
紧张的一个多月的复习,感觉好些功课都没有复习到位,尤其是物理和化学,只是复习了皮毛,记了些公式、定律,数学平面解析几何只学了开头一点。
1977年12月26号开始高考,第一门就是数学,我一看题基本上都会做,就是最后一道平面解析题不会做,没有做对,但是附加题我做对了一道。语文和政治基本上能过了,就是物理和化学自我感觉不理想。
不久高考预选出来了,贴在县政府的大门上。大宁县全县预选了9名,我和冯记录是a类,何晚风和另外俩个中学老师是B类,宋宁风、李铁山及另外俩人是C类。
高考后我觉得第一年比较仓促,根本没来得及好好复习,想着第一年练练兵,了解了解高考的情况,加之我在小县城,教学水平肯定比大城市的差距大,因而准备第二年好好的复习,明年再考。
考完后也没有好好地把自己的成绩估一下,报志愿也没有按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报。当时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我觉得邮电的微波载波通讯挺好的,就想上北京邮电学院,但是成绩没出来,我也不知道到底考得咋样,不敢报北邮。后来母亲说,女孩子学医挺好的,报医学院吧。我想反正第一年考不上,就依了母亲,第一志愿报得是山西医学院,剩下两个志愿是大同医专和长治医专,并填写了服从分配和爱好医学。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当年即使考不上理想大学,起码志愿报上,第一年没录取,第二年再考吗。
我当时对高考想得太难了,对自己的成绩太低估了,对小县城的教育水平缺乏自信,满脑子想得都是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好好考。其实我的成绩已是A类,达到重点院校的成绩,竟让我忽略了,真是糊涂。
不久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全县录取了5名,当时县委李书记还担心大宁县推了光头,从临汾找来题让我们做。大红榜贴在县委大门口,我高中同学冯记录考上长春光机学院,我被大寨农学院录取,我俩都是全国重点大学。何晚凤上了山西师范学院,另外俩个老师考上山西大学。预选C类的一个没考上,全县知青就考了我一个,其他4个都是中学代课老师。
当时大寨农学院是山西省唯一的一所重点院校。1977年当时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大寨沾光了。在没有任何师资、校舍、地理和环境的条件下,办了全省唯一一所全国重点院校。当时我不想去上大寨农学院,征求高中政治老师冯双兰,他说要是第一年不去的话,恐怕第二年政审通不过。事实上第一年也不允许退学,国家已经录取了,占了名额,第二年不去就没有资格再考,档案会留着。随后我给大寨农学院牧医系领导写了一封信,想调到农机专业,系领导很快回信说不允许调专业。没办法,我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到学校报到。

插场两年左右,苗圃知青陆陆续续地都分配了工作,天南海北各奔东西。离开大宁后,好多苗圃插场的姐妹们都没有见过。最近李记凤在微信里建了个苗圃知青群,除了袁金凤已去世,温巧玲联系不上,11个姐妹都在微信群里,开怀畅谈,重温了知青时的美好时光,谈了各自的情况,每个人发了许多的美照及K歌里唱得歌曲等。虽然我们近半个世纪未见,但感觉和当年一样亲切,大家在一起聊得非常开心快乐,我们共同期盼早日再相聚。
我们苗圃都是女生,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时年轻气盛,一句话说得不对,一件事做得不好,或者有什么误会,就会吵嘴打骂起来。现在想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时不懂得珍惜彼此在一起的缘分。更让大家感到遗憾的事,刚去苗圃时没有照一张集体合影,留下当年青春的倩影。期待聚会时一定合影留念,让我们的美照作为将来的回忆。
青春是美好的,我们在风华正茂的金色年华,共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份情谊深如大海,甘如山泉,终身难忘!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作者简介】:雷秀敏、当年插队知青,闲来喜欢涂鸦。

责任编辑:李宁平
终审编辑:施静云
排版编辑:余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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