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没有月光
龙长弓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时，我还年轻，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在陕甘交界的一个山区县的一个山区公社里担任团委书记。七年的时间里我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那片贫瘠的土地，留下了难忘的记忆。那个我并不喜欢，一直想要离开的穷山恶水，却在我离开后的几十年里，在梦境里重复着那悠远的山，绵长的水，成为永远抹不去的一缕淡淡的乡愁。
大山里的农民朋友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群山厚重般淳朴，如溪水潺潺般自然纯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繁衍生息在平淡的日子里。
一九七九年的冬天，农田基本建设没有了往年的高调，规模也小了许多，“农业学大寨”的声势也弱了。当时私底下我们已听到传说，很多地方已经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分田到户”了。山外的农村已经风起云涌，但这里却还是波澜不惊，犹如山下那河谷里流淌着的河水，静静地沿袭着固有的河道，漫不经心地重复在岁月的痕迹里流逝。
农闲正好是搞计划生育的最佳时间。当时农村的计生政策是两个孩子有一个男孩，就符合计划（节育）要求，如果没有男孩的则可以暂时放一马，但三个以上孩子的就必须要计划（指结扎手术）。在那以前，县里已经多次组织计生工作组到公社卫生院做相关手术，到农村进行宣传推广了。到农村大队去的计生工作组到大队后，由妇女主任去叫已婚妇女进行妇科检查，同时宣传计划生育。但如果有符合条件，愿意上节育环的，工作组的大夫就会在大队医疗站实施，这种“上环”原则上是要经本人同意的。不过在县上开会“谝闲传”（陕西方言，闲聊）时有人说，有的工作组在进行妇科检查的时候，趁机就把节育环给人上上了，结果当事人还不知道。
就在这个冬天，大规模的计划生育工作开始了。当时妇联主任刚好不在公社，于是领导决定由我暂时先顶一下，把这期的计生工作先负责上。其实具体计生工作并不需要我做什么，我只要负责督促各大队按时把人带来，看着别出什么情况就行了。
按照规定的时间，各大队带领着各自队里的妇女们陆续来到了公社卫生院集合。山区大队赶着大车，车上胡乱的堆着被褥卷，妇女们坐在车上，一路颠簸着，一路嘴里说着浑话，不情不愿地被拉到公社卫生院。川道里条件较好有拖拉机的大队，拖拉机突突轰鸣着，把妇女们送到卫生院。路途都不算远，但车上的妇女们蓬头垢面，却似走了很多路程般憔悴狼狈。各大队带队的是书记和妇女主任，却又都有背着枪支的民兵跟着，就像押送犯人一般，令人觉得屈辱和无奈。
卫生院是新建的，刚从原来位于街道上憋屈的院子搬迁过来，诺大的一个院子，很多房子还空着。旁边是生产资料公司的一个门市部，负责生猪的收购、屠宰和每周几次有限的肉品售卖。每个单日逢集的时候，这里会杀一头猪，凄厉的尖叫声很远都能听到。
卫生院的大门口，有持枪的民兵站着。里面乱糟糟的，按提前安排好的房间，妇女们在麦草上胡乱的铺开自己的铺盖，嘈杂喧嚣的呼喊夹杂着低声的谩骂。也有的一声不吭，萎靡的在墙角蜷成一团。丈夫们陪在身边，悄声地低声下气地劝说着自家的老婆。我看了看医院的临时手术室，又和院长聊了一会儿，到处转着看了一圈，就离开了这个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半夜，不知几点钟，窗户上传来一阵敲击声，是医院的王院长。只听他急促的说：“老张，出事了。”闻听此言，我一个机灵就醒了，问他：“给宋主任说了吗？”“说了。就是宋主任让我来叫你的。”
我急忙穿好衣服，和宋主任、王院长朝百米外的医院走去。路上，王院长简单地把情况说了一遍。这次计生下乡活动的大夫，都是各公社卫生院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夫，经过了专门的培训，但并不是专业的外科医生。他们每四五人为一个组，每到一个公社进行几天的手术后，再转移到下一个公社去做结扎手术，一直到这个片的几个公社计生结扎任务都完成。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输卵管结扎术是非常简单的。在小腹一侧切开一个一寸左右的小口，然后用一个不锈钢的金属钩把输卵管勾出，用线结扎后，把输卵管剪断，缝合伤口就好了。
而今天晚上手术的大夫，没有按照操作规程一刀刀的进行切口，而是划了几刀后，就迫不及待地用手术剪刀插进切口来扩大刀口，结果发现了粪便，知道把肠子刺破了。于是就紧急地在这位倒霉的妇女肚腹中间划开一个大口子，来寻找破损的伤口位置。
我们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原本没有病，现在成了病号了）的丈夫正蹲在门口抱着头痛哭失声。我和宋主任没有进行任何消毒就随着同样没有消毒的王院长进了手术室，简陋的手术室里，病人覆盖在手术布下，一动不动。那位闯祸的大夫用手指着裸露在手术布外，白花花的肠子，弱弱地告诉我们：创口已经找到了。只见白花花的肠子上有米粒大小的一个洞眼——这就是那个戳破的地方了。这就是现在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妇女的肠子，那个承受着无妄之灾的人的身体。我感到些微的颤栗。
这个创口虽小，但因为有粪便感染的可能，后果却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要清洗腹腔，非专业的医生和设备是无法完成的。所以事情一出来他们就已经给县人民医院打电话了，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已经带着专业仪器，乘救护车在赶来的路上了，还得一阵时间才能赶到。
外面，病人的丈夫蜷缩着身体蹲在那里，还在抱着头低声地啜泣，由于紧张和害怕身体微微地颤抖。事情刚一发生，大夫就已经向他说了，给他老婆结扎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瘤子，由于比较严重和危险，没有其它办法，就只能顺便给她把瘤子切了。她刚好遇上了这个机会，不然以后迟早还是要手术的。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好事和极好的机会。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这样一个神话，但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一下就把他击懵了，让他无法做出判断。也许他想了很多，却不敢想这本就是一个不该发生的事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其他的臆想和揣测。这突然的变故，毕竟远远超出了这个老实本分的庄稼汉的预料和想象力。哭泣，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从手术室出来后，宋主任又把这个谎言对这个哭泣的丈夫说了一遍，再三抚慰了一番。
我们俩沉重地走出医院，大门在身后又紧紧地锁上了，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冬天的夜晚，没有一丝月光，天格外的黑，寂静的山野比平日格外的冷了一些。
这位病人在县医院大夫的紧急处理后，就直接在大夫的护理下，住到县医院去了。
那个出事故的大夫，我不知是如何处理的，但据说以后就再也不允许他做类似的工作了。
过了数日，我和宋主任代表公社，专程到县人民医院去看望了一回这位病号，带了一斤点心和一斤红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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