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婚苦忆
文/田生玉
今年已逾八十了，想起我的婚姻历程，“坎坷”二 字不足以表达内心的伤痛，“感恩”二字不足以体现上苍的恩赐。
我毕业后刚参加工作，第二年就误撞到“反右”的枪口，从一名兵工厂见习的技术员变为铝矿矿工。二十多岁该成家了，但沉重的历史包袱加上与“煤黑子”无异的职业，注定无法找到城市“自带米票”的女职工。
那就找个农村姑娘吧，可是离开家乡已十多年，村里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结了婚让人家去哪里安身?亲朋好友给物色过好多对象，也有不少女孩表示愿意，我始终不敢承揽。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是光棍汉。
在我将近而立之年时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又一次被红卫兵赶回农村。虽然半年后就“平反”又回到矿上，却连找农村姑娘的希望也破灭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我已名声扫地，谁还敢跟一个被打入底层的”——分子”结为伴侣！
我对婚姻已完全绝望，我已失去被爱的权利，我就没有娶妻成家的命,只能一辈子孤苦伶仃打发日子，直至终老。未成想有一天突然从老家传来消息，一个姓吴的远方亲戚的女儿有意跟我！原来我被遣回去时，在妗家和她娘有过一面之缘，论起亲戚来我该叫姨姨。老人家看我一个人无依无靠，没吃没穿，落魄到与乞丐无别，动了恻隐之心，我重新上班后就想让她女儿来陪伴，以解我忧愁孤独之状。
得知此情我既高兴又纳闷。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她又是一个怎样的姑娘，为何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落魄的穷丐?要知道，我已被送回农村两次，她娘在我妗家也亲眼见我饥饿无奈去讨饭的狼狈相，难道就不怕我再次被遣回去吗？
好在我父母也因历史问题回到村里，我决定回去相亲，娶了她也不愁无处安顿。
这门亲事是妗子撮合的，我俩就在妗家见面。我看她端庄大方，一米六几个子，模样也挺好，我就十分满意。她说，我的情况她完全了解，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可怜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世上屡受折磨，没人解救，没人安慰。她要和我相扶相助，共度难关。她相信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我们会重见天日。
我很惊愕，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姑娘，竟有如此胸怀，如此见解，这就叫一见钟情吗?感谢上苍，给我送来个林妹妹！几天后我俩就去公社领了结婚证。
返回铝矿不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因曾参加战败的一派被“矿工代会”揪出来，经两个多月连续批斗，与一群“五类分子”和“黑帮分子”被关进“牛棚”，白天劳动，晚上反思，继续交代问题。我觉得生死未搏，不想耽误她的青春和幸福，写信要求她提出退婚。她来信表示决不退婚，会始终等我，等我恢复自由再完婚。群专组的人看了信，都竖起大拇指，说我命好，找了个好老婆。
第二年夏天，中央下令拆牛棚，对被揪“异己分子”分别处理。我被定为“极右分子”，但“不戴帽子，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让我回原班组劳动，但仍只发生活费，每月21元。
我在铝矿附近村子里租了间草棚作“洞房”，准备完婚。秋后她由长兄送来，我让食堂炒了两个烩菜，打了二斤红薯酒，叫了几个原来同派的工友热闹一阵。婚宴草草收场，我俩遂入“洞房”。没有亲朋作贺，没有鞭炮助威，也没有鼓乐喧庆，甚而连一副红对都没贴。如此寒酸的婚礼她毫无怨言，心甘情愿作我妻子。我总算在而立之年“成家”了，既欣慰又忧愁！
因要搬离集体宿舍，我提前向车间工代会请假，只准了七天。就是说我只有七天“蜜月”期，七天后就需回宿舍，妻则需返回原籍。
春节期间从牛棚出来的人不让回家，集体参加劳动——装汽车。有个司机和我同乡，他告诉我，在县城见到过群专组的人，“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正月十四那天，我第三次被遣送回村。
对妻来说，虽感到有点突然，也能坦然接受。以后的日子就是“男耕女织”，共度清贫日月，有何不可！
但我心里还是过不去。她跟我结婚的本想有一个在外挣钱的男人，就能摆脱缺吃少穿的苦日子。而今我回来当了农民，每天只有几毛钱分红，每年分得二百多斤口粮，日子将很难过。我不想委屈这位纯洁善良的女子，希望她离开我，再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家，起码不受人欺负。当我拜年时向岳父提出说明此意时，他却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家祖辈没有嫁出去的闺女离婚的先例。我还有何话说，相依为命，听天由命，走一步说一步吧！
庆幸得是，当年妻就给我生了个胖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可以告慰先祖之灵了。
我自幼挨饿，发育不全，瘦骨嶙峋，在农业社劳动体力不支，特别怕担担子。别人担一百五六十斤轻松走了，我担一百斤就走不动了。第二年我被分到种菜组，采收季节需往蔬菜公司送菜。这时我就露了“马脚”，别人担着轻松自如走了，我比人家担的少，在后面走几步就需放下歇。从此“干活讨奸”的名声传开了。月底评工，男劳力都评得最高十一分，我只能和妇女一样挣八分。
儿子一岁多了，妻要带他去走亲戚，亲戚家在洪洞县，要坐火车，需我送她们去。我向组长请假，不准，只能送上火车。
我和父亲盖了三间土房，分得一间，12平米。三口人住太狭窄，锅碗瓢勺，米面菜蔬，油盐酱醋等，乱七八糟堆满炕上地下，十分狼狈。我想凑钱续盖一间，大队百般刁难，不批，直到公社住村干部帮说话才勉强准许。那个干部说，田某三口人住一间房，确实狭小，他只要求盖一间，两间也不为过。大队干部无话可说，但心里仍不忿，在将上房梁的关键时刻，突然要妻带铺盖去公社住学习班，理由是她那天没参加早请示晚汇报。上梁那天帮忙的人多，妻要给人们做饭。队干部要釜底抽薪，叫我半途而废，用心何其毒辣！
当时妻已怀孕七个多月，公社干部见了，说眼看快生产了怎么能去学习班，出了问题谁负责?就把她留在村里，每天去打扫大队院子和厕所。她受我牵连被人欺负，有苦难言。
我这次回村时间最长，整整四年。四年中当了十多次民夫就有十多次民夫，不是修路就是建水库。当民夫吃不饱，苦又重，村人都不愿干，凡有民夫指标队长必派我去。我却乐得去当民夫，一是不受村人欺负，二是当民夫每天只带七两口粮，公家补够斤半，可给家里省点粮。当然会挨饿啦，斤半粮除带队干部和伙房的人管饱吃，顶多剩斤四两，早饭五两午饭七两玉面窝窝，晚饭就剩三二两了，熬成能照见人影的稀糊糊每人一飘 ，喝到肚里咕咕直叫。苦也很重，不是拉车就是抬框。修水库就更苦重，要从几十米高的山上往下“飞车”，两脚离地吊在辕杆上，到了地头猛地压下辕杆，脚才能踩到地。没有强壮的体力掌不好车，就会飞到深沟里。修水库没少发生飞车死人的事。
如今的农民工挣钱养家，那时的民夫不挣钱，散工时介绍回村里，一天记十分，秋后分红，只有几毛钱。
四年后中央又有新政策，“清队”运动中受处分的人“平反” ，我又回铝矿上了班，这是我第三次获“平反”了。
我又有了工作，挣了工资，家庭生活有了初步保障，妻子自然高兴。但我远离家乡，什么忙也帮不上，她的担子更重了。这时我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她在家既当女人，又当男人，苦不堪言。肩上挑着水，怀里抱着娃娃。有天夜晚去磨面，背着面抱着女儿从大队磨房回家，一脚踏空跌入玉米地，把腰扭伤了。
最愁的是秋天分粮，玉米、红薯、土豆、白菜这些笨重物品都是就地分。社员们白天收割，太阳落山时开始分配。队长掌一杆大秤，队员们装箩筐，过秤后复倒在地面，按人口多少每户一堆，像乱葬的坟头。天黑后用马灯照亮，直到分完才容许往家拿。男人在外工作的无劳力户最尴尬，去早了被骂“干活不见人，分粮挺积极”；去迟了同样挨骂：有人挣钱就是牛逼，摆什么臭架子！
那几百斤湿玉米棒还得快点担回去，迟慢点就有丢失的可能。妻总是像男人一样一躺挑一百五六十斤，四五十岁就成驼背老太婆。有一次她刚送回一担，再去挑已被人先下手为强了。她人累，心更苦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和其他“五类分子”一样盼得彻底平反，调回家乡“以工代教”，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不久，农村实行土地大包干，随后愁人的农业社解散，各家种自 己的责任田。我能分担一些家务，妻自然高兴。这下子轮我心苦身累了，教学种田两手抓，学校家里忙不停，疲于奔命。那年春节我自编
一副对联，贴在大门上：手把锄书勤劳作,肩挑双担苦耕耘。
我四十岁上摆脱了政治枷锁，却又戴上经济枷锁。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而来，物价突飞猛进上涨，一部分人靠经商富起来了，我这个教书匠却逐渐捉襟见肘。三个孩子逐年长大，读书、婚嫁摆在眼前， 高额的费用逼得我焦头烂额。种地只能勉强糊饱肚子，几十元的工资也只能维持日常开销。几千元的学费，上万元的彩礼，借贷无门！女儿考上大学，凑不齐学费，全家哭作一团；大儿子结婚背了两万多元债，又面临小儿子高考，我心灵崩溃了，产生自戕之念，曾绝食五天。直到在私人食品厂找到一份厨师工作，才重新振作起来。
孩子们读书的二十年时间，除了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夫妻俩没在街头饭店享受一次口福。村里人白面大米都吃腻了，妻总是背着玉米去磨坊磨面。直到三个孩子都念出书来有了工作，老两口才度尽磨难；直到小儿子在城市买下楼房，接我们去养老，村里人才不再小觑。有人说：你们命真好！有谁知道，我们的命是苦水泡出来的！
今年是我和妻金婚之年，我领她去了照相馆，补了个婚纱照，还到饭店点了六个菜，算是弥补五十年前 寒酸的“婚宴”。让我向她说句：老婆,你辛苦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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