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喷嚏，全球都感冒。自美联储放出加息信号以来，全球就开始轮番上演汇市、股市暴跌。泰铢暴跌创八年来新低，人民币两个工作日贬值4.7%，欧元对美元累计贬值28%，创九年来新低。
种种迹象太过相似（货币汇率暴跌、股市暴跌、经常项目赤字扩大、对冲基金攻击、央行出手干预），以致市场纷纷揣测金融危机“卷土重来”。而近期，全球股市大跌，中国上演“股灾”，外汇市场多空博弈空前剧烈，李嘉诚撤离似乎又进一步验证了市场的揣测。
一
然而，相似的经济危机表相背后却有着不同的本质。以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首先，97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日本。
一方面，作为亚洲的经济引擎，日本经济衰退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另一方面，日本为自救，不惜“水漫亚洲”。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困局实施零息策略，将日元套利推向疯狂。而东亚资产的高回报率自然成为套利的价值洼地，当日本银行体系崩塌，靠日元吹大资产泡沫的虚假繁荣也就走到了终点。
其次，亚洲国家制度漏洞为投机资本打开风险敞口。以泰国为例，固定汇率让泰国面临经济下滑时无法通过汇率浮动平衡经常项目赤字，只能开放资本项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可大量热钱涌入无疑让资产价格飞涨，进而将泰国央行置于两难：提高利率就会使银行、经济进一步恶化；不提高利率，就会损失大量外汇储备。
此时，摆在泰国政府面前的似乎只有改变汇率制度，而疲软经济与高估汇率之间的矛盾无疑给了投机资本可乘之机。汇率制度变化当天，泰国货币贬值15%以上，并由此拉开亚洲金融危机的序幕。
二
可当下却不同，一方面，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中国经济并未熄火，且年度经济总量已接近日本两倍。另一方面，亚洲各国大多实施浮动汇率，且外汇储备相对充备，抗风险能力今非昔比。
当然，昔日的前提背景不存在，并不代表危机不会降临。如果说诱发97金融危机的外部因素居多，那么此轮危机更多来自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表面看来，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是国际资本撤离亚洲的导火索，而根本上却是亚洲经济遭遇增长瓶颈，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
如印度，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和高度依赖能源进口让印度长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这意味着，印度要引进大量海外资本平衡国际收支，其必然导致通胀飙升，即使经济明显减速，印度仍不得不延续紧缩的货币政策，这让已在水深火热的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卢比更加疲软，加剧“资本外逃—本币贬值—资本加剧外逃”的恶性循环。
印尼也如出一辙，依靠出口大宗商品为主，缺乏基础工业，一旦大宗商品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必然受到重创，从而失去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因此，与其说是美国回暖吸引投机资本回流，不如说是亚洲经济原有模式行至末路让国际资本撤退。
三
吊诡的是，与97金融危机、08年金融危机一样，中国或将再次“独善其身”。
上两次危机，中国因资本项目管制避免了热钱的洗劫。同时，中国强大的政府力量强行“托市”躲过经济衰退的冲击。如今，中国虽已打开国门，热钱流进流出相对容易，但毕竟资本项下没有完全放开，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依然有道“防火墙”。更何况，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截止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3.56万亿美元）足以吓退蠢蠢欲动的“投机大鳄”。
最重要的是，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洗劫从未成功。今年国际资本虽然通过股市对于做空中国经济蠢蠢欲动，到如今来看败局已定。
股灾、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山雨欲来风满楼”、民企跑路、经济下滑等等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经济要“硬着陆”。可中国的独特性在于：行政之手深入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做“稳压器”。正如当年所有人都预测银行要崩盘，可朱镕基总理却大笔一挥将坏账剥离，四大银行不但轻松化解系统风险，还雄踞全球最赚钱的银行近20年。
如今，中国经济的体量优势和层次优势尽显，“东方不亮西方亮”，以致尽管唱空中国的不在少数，可真正实施做空中国者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四
而根本上，中国能够再次“屏蔽”危机还与中国经济的独特性不无关系，注定了在中国很难发生大的金融危机。
首先，超级大国的内在优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腾挪的空间。中国先天的文化、历史、资源、地理空间、人口禀赋、组织形态等条件内置着“超级大国”的基因。且不说中国文化嫁接西方文明创造出的各种新模式，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便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纵深和市场规模，以致即便原有依靠外贸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头，其腾挪的空间也足以让周边国家“羡慕嫉妒恨”。
因为不但区域发展落差能够对冲经济短暂下滑周期，为经济“调结构”提供缓冲期，而且巨大的市场规模对世界各路资源产生“虹吸效应”，助推本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与其他小国家盘子小、稳定性差、容易被投机资本攻击而暴涨暴跌相比，中国空间大，经济总量大，稳定性强，岂是国际资本轻易能够撼动？
五
其次，历史机缘注定了中国依然在起飞期运行。仅有超级大国的标签，而没有历史机缘也是枉然。
同为超级大国的印度便是经典案例。改革开放上半场，中国抓住全球化红利，大力推动工业化、市场化，一举拿下制造业大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今即便制造业遭遇出口疲软的重创，但推动中国起飞的因素并未消失，城镇化、市场规模、国民禀赋等再加上独一无二的改革红利，中国依然可以在高位运行。
可印度不但错失全球化红利，仅发展壮大了IT产业，而基础设施、制造业都很薄弱。而且印度一方面被宗教劫持，教派之间冲突严峻，社会化程度低，很难形成共识；另一方面被民主劫持，为了选票不断层层加码对选民的承诺，不但改革推不动，还将财政赤字推向悬崖（近期出台的为8亿农民免费提供食品便是明证），长此以往印度政府终究会步欧美后尘，被社会福利压垮。
六
再者，中国经济模式的独特性避免走向极端主义，政府对于经济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与西方完全市场经济不同，中国一直是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完全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奉行原教旨（要么是民主主义原教旨，要么是华尔街主义原教旨），这种极端的国策架构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企业家、金融家利用，异化为谋私利的道具。如美国金融衍生品走火入魔便是金融家利润导向的结果。
而中国却是世俗国家，讲究实用主义，因此会对市场异化不断纠偏，避免走向极端，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精髓所在。从近几年以来的银行业“闹钱荒”便可见一斑。为打破银行业单一的盈利格局，国家开始鼓励金融业创新，没想到创新过了头，将理财产品异化成“击鼓传花”的游戏。
眼看银行业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国家开始主动“挤泡沫”，一手加强监管，一手停止“放水”，提前释放压力，将“崩盘”扼杀在摇篮中。
因此，中国特有的模式注定了不会走向纯粹市场经济的极端主义，也不会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完全政府主义，既积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两者之间不断调整，均衡，因而能够避免大的经济波动。
七
最后，主导性国家的地位决定了其可以“设计游戏”而不是“被游戏洗劫”。主导性国家占具地缘优势，掌控着区域版块的中心，具有国际话语权，能够制定游戏规则，向全世界输出意识形态、治理模式、文化文明等。
如美国设计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因而牢牢占据世界经济核心的地位，可以将自身的经济发展惠及世界，也可以将本国的金融危机转嫁向全世界。又如中国凭借区域主导地位效仿美国设立“亚投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依靠自身的区域贸易中心地位，向周边甚至全球输出。
而边缘化国家的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甚至语言文化都是舶来品，更何谈自己创造某种模式。这种拿来主义决定了边缘化国家容易被国际资本和所谓精英操纵，通过制度设计、政策、投资等绑架整个国民经济，以致发达国家的一举一动便能引发市场剧烈的震荡。
虽然中国也照搬西方模式，但在“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不断纠偏、调整，而且充分发挥中国集成式创新的特点，将西方模式融入中国特色，进而创造出“中国非典”冲击世界。由此看来，谁会被资本洗劫早已命中注定。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将再次与危机“擦肩而过”。而其他国家恐没那么幸运，当美国真正开始实施加息政策，那些靠投机资本披上华丽外衣的国家终将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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